生态_能量_中国地域文化

生态・能量・中国地域文化

胡义成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西西安　710065)

摘要:作为一种文化唯物主义理论,在西方流行的“文化进化论”中有一些成分值得中国地域文化研究加以批判借鉴。其中,“文化生态学”和“文化进化能量法”以及“新进化论”等学说,均在一定程度上与唯物史观有所契合,对我们解剖中国地域文化的异同提供了某种基本视角。

关键词:文化进化论;文化生态学;文化进化能量法;新进化论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5831(2003)0320142204

Ecology,E nergy and Chinese R egional Culture

—A Criticism and R eference on the Latest Works of

West Culture Science to R esearching Chinese R egional Culture

H U Y i2cheng

(Philosophical Department o f Shanxi Social Sciences Institute,Siπan710065,China) Abstract:There are s ome components in materialism of“cultural ev olution"in west fashionably,as a theory of cultural materialism, which could be criticized in studies of Chinese regional culture1S ome doctrines,such as cultural ecology,principle theorem of energy of cul2 tural ev olution,and new ev olution,refer to historical materialism1This relation is a basic angle of view to research both difference and same2 ness in Chinese regional culture1

K ey w ords:theory of cultural ev olution;cultural ecology;principle theorem of energy of cultural ev olution;new ev olution

尽管西方基本不存在相同于中国文化结构背景下的国内地域文化研究,它们的地域文化研究往往以较小国家及其民族文化有关的或对比的研究为依托,被统称为“文化研究”,因而与我国目前的国内地域文化研究相差不小,其成果不可直接搬用,但是,其中毕竟有许多科学的因素,可供国内地域文化研究借鉴。我们应当“热眼向洋借利器”。

一、

“文化生态学”和“文化进化能量法”的出现

几乎与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写作同时,斯宾塞和马尔萨斯等人就提出了文化学研究中的进化论方法,并逐步形成了文化学的“古典进化论”学派。

按照这一学派,人类文化是沿着单线进化的,不同文化的差异只是先进和落后的不同。这个学派在理论上的机械性及其对各个不同文化本质差异的忽略,使它很难面对广泛的世界多元文化问题研究,于是,很快遭到了“历史特殊论”的否定。后者主张“每个文化集团都有独一无二的文化历史”,它构成“文化模式”和“文化区”,由此可知,“想建立一个适用于任何地方的任何事例,并解释它的过去与预测未来的概括性的结论是徒劳的”[1]。

可以看出,历史特殊论对古典进化论机械性的反驳,又导致否认文化研究应予揭示的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性,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实际的情况是:一方面,由于人类社会生产力的进化大体沿着比较相似的模式递进传播,由于生产力制约的制度文明也存在着依次递进的进化序列,所以,由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构成的经济基础及其进化,必然使社会的精神文明进化也呈现出某种共通的规律性;另一方面,由于不同文化所面对的环境不同,人们面对的生存难题及其决定的价值观念选择也有所不同,因而该文化的精神文明只能在世代文化的传递中形成一种特殊的精神传统以保证群体生存的有效性,所以,精神文明及与其相关的制度文明也就不能不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历史特殊性”。对人类各种文化可用“和而不同”四字概括。历史特殊论抓住了后一方面,是有一定合理性的,但是它完全否定人类文化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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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年第9卷第3期

JOURNA L OF CH ONG QING UNIVERSITY(S ocial Sciences Edition)V ol19N o132003

收稿日期:2003-04-07

作者简介:胡义成(1945-),男,陕西人,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陕西省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主要从事哲学研究。

三个结构要素演进的规律性及共通性,只承认各个文化的相对性、多样性,把文明史看成一堆偶然事件的绵延,显然片面;而机械的进化论则只抓住了前一个方面,虽不乏一定的真理性,但又完全忽略了人类精神文明的特殊性,包括根本无视人类群体和个体在具体历史境遇中精神现象(包括情感)无可替代的特质(在这个意义上,美学中的“情感本体论”也是对的),显然是另一种片面性。

作为当代文化唯物主义之一,近世很有影响力的“新进化论”可以被看成综合了古典进化论和历史特殊论各自长处的文化学说。一方面,它承认人类文化在进化中表现着某种规律性;另一方面,它又承认文化的发展是多元的,不会呈现出单调的景象。新进化论的代表人物包括美国文化学者斯图尔德和怀特等人,前者代表着“文化生态学”,后者代表着“文化进化能量法”。他们的理论都是在当代科技进步和生态恶化的背景上,吸取最新自然科学成果以研究社会文化问题的结果。

二、文化生态学与唯物史观的契合

斯图尔德(1902—1972)是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曾先后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和伊利诺伊大学等高校,在文化生态学方面的代表作是1955年出版的《文化变迁理论》。据曾任其助手的学生墨菲(也是著名的美国文化学学者)说,斯氏关于文化生态学的构想,早在1948年前后即已成型[2],后来,随着全球生态问题日益突现,以及西方学术界和政界对生态失衡问题的高度重视,斯氏进一步展开了自己的思路,从而建立了文化学中独树一帜的新理论。

文化生态学在学术上的最大特点之一,是把当代生态学研究的某些方法和成果引入文化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实现了文化学在视野和方法上的突破。按照文化生态学,“文化变迁可被归纳为适应环境。这个适应是一个重要的创造过程”。这是因为,“人进入了生态学的场地,不仅因为其体质特征是与其他有机体相关的另一种有机体,而且还引进了文化这一超越有机体的因素”,“人类的进化与文化的出现密切相关”,后者比之其他有机体对环境的适应、调节和遗传等本能,“更能阐明人类社会的性质”[3]。这样,文化学研究就成为对人类居住地球的生态学研究的一个特殊部分。十分显然,如此把文化功能作为生态功能来看待,的确是一个重要的哲学突破,值得我国地域文化研究者重视。在我国,有位研究西部文化的论者也说:由于种种原因,西部“许多地区走向一种生态性贫困。明清农民起义的主要发源地是西北和西南,不能不说与这种生态贫困密切相关”[4]应当实事求是地说,这一见解借鉴文化生态学不仅新颖,也比较科学。近代现代中国西部贫困群体的“造反”,以及这种“造反”行为在东南发达地区相对较少较小,确实与各地生态状况及其决定的社会经济发展和阶级斗争程度密切相关:中国近代某些地域生态恶化也是阶级斗争激化的根因之一,当然后者也会加剧前者。可见,文化生态学方法也可成为我国各地域特别是西部文化研究者借用的有效方法。

由于人类文化现象也是地球生态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在文化学研究方面,斯氏认为,原有的主流方法即历史方法已经显示出缺陷[3]。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看法。但在我看来,就其整体而言,可以说,斯氏的文化生态学实际上首先是吸取了包括唯物史观方法在内的文化唯物主义关于人的生存发展是与自然界交换物质、信息能量过程的看法,并把这一看法从生态平衡的层面加以重新审视的结果;在这种审视中,人类文化进化一方面是人类为吃、喝、住、穿及其提升而不断生产的历史过程,另一方面,又是作为有机体的人类不断调适自己的文化方式以获取足够的物质文化生活资料并不断与生态环境达成新平衡的自然历史过程。其中前一个方面,势必导致文化生态学与唯物史观方法的大面积重合,而后一个方面,也只能使它以唯物史观方法的既有成果作为自己的出发点之一。

众所周知,唯物史观方法对人类社会现象的理解,出发于人首先要吃、喝、住、穿,因而他们必须首先进行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事实。文献已经显示出,文化生态学对唯物史观方法这一最根本点的借鉴是明显的。“正如斯图尔德阐明的,文化生态学的方法并不建立在刻板武断的经济决定论的前提之上。他毋宁将之认作一种社会剖析的谋略,一种理解大量文化材料的方法,在别的问题出现之前要问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该理论认识到文化的命运不止只是由于环境和技术因素铸成,但强调这些因素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也是无可置辩的———人们必须首先吃喝”[2];在斯氏的思想中,“唯有在基本的生计因素许可的情况下,宗教仪礼,或艺术,或为声望而竞争的精神发展才有可能”[5],“文化可能受制于由主观原则所支配的偶发变异,但是,如果一个(文化)特质与生计系统发生冲突,它就绝对必须调适。即使一个民族刻意发展他们文化的礼仪或艺术的特征形貌,而非生计,他们的文化兴趣也仅只能在生态基础所许可的限度内来追求”,“斯图尔德有一个合乎实际的人类形像。习惯上,比起赋予没有生命攸关的事物的地位来,人们赋予生计事务以较高的地位。因此,假如文化之间有不和谐存在时,他首先舍弃的是非生态的文化形态”,因为,“生态适应问题将对文化有支配性的影响,因此,生态环境是文化整合与变迁的关键”[5]。斯氏的这种思路可以被归结为:“主张生计模式趋于支配着较大的社会文化体系”,“文化变迁主要需从生态的原则来看”(译文有改动)[5]。这样,斯氏在他的文化生态学中坚持文化变迁的规律性及其因果性[3],也就不是不可理解的事情了。从这种思路中,人们不难看出虽然直线型的经济决定论被否定了,但唯物史观方法的最根本点在这里被继承了,也被推展了,被提升到适应生态问题突出的现时代水平上来了。

相对于历史特殊论和文化单线发展论而言,斯氏从文化发展的生计根本性出发,从不同文化面对着不同的生态环境,因而需要不同的生存发展模式出发,一方面对单线论的单调性提出了批评,认定人类文化是多线多元进化的,任何—种文化模式都不能自封正宗;另一方面,又对文化相对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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