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句丽遗民高足酉墓志铭考释

前言有关高句丽、百济遗民的最初研究，当首推清末民初著名金石学者罗振玉。

罗氏收集上个世纪30年代之前，在洛阳北邙山一带发掘面世的高句丽遗民泉男生、泉男产、泉献诚、高慈、高震、泉毖，以及百济遗民扶余隆的墓志铭，编成《唐代海东藩阀志存》一书。

在该书中，罗氏对诸墓志铭一一跋证考辨，其中的许多看法，至今仍为海内外众多的研究者所信从。

在中国大陆地区，八十年代中期，以及九十年代之后，有关唐代的金石墓志汇编类书籍大量出版。

著名的如武志远、郭建邦合编《千唐志斋藏志》（上下，1983）。

李希泌编《曲石精庐藏唐墓志》（1986）。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1989）。

《隋唐五代墓志汇编》（1991）。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下，1992），《唐代墓志汇编续集》（2001）。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1～7，1994年至今）。

中国文物研究所、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合编《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卷》（壹，上下，1994）。

张沛编《昭陵碑石》（1995）。

李献奇、郭引强编着《洛阳新获墓志》(1996)。

中国文物研究所、陕西考古研究所合编《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卷》（上、下，2000）。

台湾地区八十年代以后也出版了毛汉光氏编纂的《唐代墓志汇编考》（1984年至今），以及《石刻史料新编》（1～3辑，1982）等。

在韩国，五十年代之后，一些学者如李丙焘、李弘植、卢泰敦、金文经[1]等教授，在他们的著作中不同程度地引用以上墓志铭资料，一些专门的金石资料集随后亦开始收录结集出版。

如八十年代出版的许兴植编《韩国古代金石文》(1984)，延世大学校出版的《高句丽史研究》(史料篇，1988)，均收录了上引高句丽遗民的墓志铭。

进入九十年代，随着韩中两国建交，对高句丽遗民的研究出现了新的景象。

其中系统整理介绍有关高句丽遗民金石文的成果，当推1992年韩国古代史研究所编辑出版的《译注韩国古代金石文》一书。

一些学者如李文基、李道学、宋基豪、卞麟锡等教授[2]亦在此前后，撰文介绍中国境内和韩国古代相关联的墓志金石资料，从而为从事高句丽、百济遗民研究的学者提供了方便。

到现在为止，明确知道中国发现的在唐高句丽遗民的墓志铭共有8通，即上文提到的渊盖苏文的子孙们，以及高慈、高玄、高震、高震的女儿墓志铭。

笔者相信，随着中国西安、洛阳以及其它地区唐代墓葬的不断发掘面世，和高句丽、百济、新罗相关联的金石资料一定还会发现。

笔者在此将要论证考释的高足酉(625～695)墓志铭，是有关在唐高句丽遗民的第九通墓志铭（见附表）。

该墓志铭见于上文所及《隋唐五代墓志汇编》（1991）。

《全唐文补遗》卷5有录文及标点，郭引强、李献奇编《洛阳新获墓志》、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亦有录文，其中前者录文后还有释文。

而上引中国大陆及台湾的其它金石墓志汇编类书籍中未见收录。

依据《洛阳新获墓志》（第219～221页）编者释文，高足酉墓志铭1990年四月出土于河南省洛阳市伊川县平等乡楼子沟村北，现收藏于伊川县文管会。

墓志铭石长88.5㎝、厚17㎝，墓志铭文每行34字，共有33行，正书。

因为墓志铭建于武则天大周中期，故铭文中有天、授、年、证、载、月、日、臣、正、国、圣、地等十二个武周时期所造汉字[3]。

篆刻人姓名铭文中未见记载。

下面即对墓志铭关联的几个问题进行探讨，由于笔者识见不广，文中或许仍有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敬请诸方家师友指正。

高足酉的主要事迹高足酉其人，现存中外文献中，其行踪不见任何记载。

依据上文所及《高足酉墓志铭》，其出自于辽东平壤地区（现在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平壤附近），此与以前发现的泉男生墓志铭稍有不同(泉氏为辽东平壤城人)。

可能是其出身于平壤城附近或者高句丽平壤辖区之内，故有“族本殷家，因生代□，□居玄兔，独擅雄藩”，足以说明高足酉家族在高句丽具有相当的经济地位。

鉴于高足酉事迹不显于世，故有必要根据墓志铭，对其一生的重大事件试作排列。

唐武德八年(625) 出生于辽东平壤。

高句丽内讧之前在高句丽生活。

高句丽内讧之后其间归款唐朝，时年四十余岁。

唐总章元年唐授其为明威将军守右威卫真化府折冲都尉仍长上。

同年授守左威卫孝义府折冲都尉，散官如故。

唐总章二年授云麾将军行左武卫翊卫府中郎将。

唐仪凤四年授右领军卫将军，制加上柱国。

唐永昌元年制授右玉铃卫大将军。

周天授元年拜镇军大将军行左豹韬卫大将军。

周证圣元年因参与制造天枢，即封高丽藩长，渔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

同年五月率军南下，征讨万州所在的少数民族叛乱。

周天册万岁元年病死于荆州官舍，时年70岁。

周万岁通天二年埋葬于洛州伊阙县新城原。

从高足酉的生平事迹可以看出，高氏入唐之后，其大部分时间是在唐都城长安或者洛阳度过的，这与高句丽其他在唐遗民如泉男生父子，高慈、高玄等频繁往返征战于京城以外的边方地域等形成一定的差异。

与此关联的问题，下文中将予以论述。

高足酉何时归唐高足酉何时归唐，现存墓志铭没有明确记载。

然而，对证墓志铭文，以及同时期相关人物的传记及墓志铭，似亦可得出其入唐时间的大致情况。

墓志铭载曰：“若夫见机而作，存户君子；慕义而来，妙曰通人。

前载著之不轻，来代述而尤重然。

而越沧波，归赤县，渐大化，列王臣，颙颙焉即高将军韫之矣！”以及“乃效款而往，遂家于洛州永昌县焉”的记载。

可以证明，高足酉是少数志愿投诚唐朝的高句丽人士之一[4]。

另外，高足酉是武周天册万岁元年死于荆州征讨任内的，时年70岁，那么，他的生年当是公元625年，即唐武周八年。

据现存石料记载，唐太宗贞观十九年讨伐高句丽之时，曾经接受高句丽大将高延寿，高惠真等的投降，但这一年高足酉才二十岁，如果他是这次投诚的话，此后二十余年间应该有相应的官职，而且绝不会等到总章元年才第一次被授予官职。

更何况以上两人均是在战败的情况下，被迫投降唐朝，这与高足酉的情况显然是不同的。

此后，贞观末年唐朝廷先后两次小规模的征伐高句丽战斗发生，基于以上相同的原因，其成立的可能性亦不大。

唐高宗龙朔元年，曾发起以任雅相、苏定方、契比何力为统帅的征伐高句丽战斗，按照唐朝历来对投诚并立功者安抚、奖赏之惯例，如果是这次投降立功，必定当时立刻就授予其官职，从这个角度解释的话，高足酉的投诚也不是此次唐与高句丽战斗期间。

这样，高足酉的投诚必然是在高句丽内讧发生之后，唐廷派兵迎接泉男生[5]等，并共同灭亡高句丽之前。

可能是数十年与唐及韩半岛南部新罗等的对峙和战争，高句丽境内民生维艰，而内讧乍起、民心惶惶，国家乱相几不可收拾，高足酉本人对未来更是迷惘彷徨，最终选择了投诚唐帝国寻求新生活的道路。

投诚唐朝后，唐朝廷先将其编籍于东都所在的洛州永昌县，以示重视。

可能最终在唐对高句丽的战斗中，高足酉建有相当的功勋，故被授予明威将军，并且担当守卫唐都城长安城内的任务。

此大概是唐朝廷鉴于高足酉前来投诚，又在战斗中建立战功，故不仅授予相应的官职，而且还将其安排在都城长安德真化折冲府内任都尉，足见唐廷对高足酉的信任。

也可能是因高足酉家族“殷家”，即为高句丽富裕家族，以及“独擅雄藩”的缘故。

当其率领家族投诚唐朝之后，部分的瓦解了高句丽平壤城内中上层富裕民众的抵抗斗志，为唐罗联合攻取平壤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加之高句丽连年与唐作战，高足酉早先或者在此之前即曾有在军中做事的经历，进而就有唐朝廷授予其武官的情况发生。

随后使其担当京城长安内部的防守任务。

凡此种种，高足酉是在高句丽内讧之后投诚当是可以推定的。

鉴于墓志铭中对高足酉祖上在高句丽的官任，以及高足酉本人投诚唐朝廷之前行迹缺乏记载，墓志铭只是记载高氏家族“殷家”，以及由此形成的“独擅雄藩”而已，笔者据此认为，高氏家族可能属于高句丽中层富裕地主阶级，这应当和在唐的其他高句丽遗民区别开来[6]。

可以想象，此时已经是四十岁初半的高足酉，他作出投诚的决定当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故而面对唐长安，洛阳的另外一种生活氛围，相信他除过思念家乡高句丽的山水之外，可能相对少了些许对昔日生活的眷恋思念;又因为他并非来自于高句丽贵族上层，故在唐朝野中，也就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小心翼翼或者诚惶诚恐，进而和高句丽王族高氏等，以及泉男生家族在唐人士形成较大的差别。

正因如此，也昭示了他此后在唐的二十余年，不仅很快的适应，而且灵活应对此一时期唐廷变化叵测的朝野政治形势，发挥自己的各种才干，和唐以及代之而起的武周从上到下的各种人士保持关系，受到当是最高统治者的嘉奖和赞许。

他给儿子起名或改名(抑或接受赐名)“帝臣”，从另一方面亦可以看出，高足酉力图融入新生活，并和唐最高统治者保持亲密关系。

墓志铭中“特隆殊宠”，“并以勋庸见重，武烈称奇，出静边荒，入陪兰锜”，“圣主闻之，良深震悼”等文句即是证明。

正因如此，不仅保证了自身和家族的安全，而且官位升迁不断。

这在唐与武周改朝换代酷吏政治的血雨腥风环境下，不能说不是一个奇迹，因为在当时，对于唐的朝野官员来说，能够做到这一点也都是相当不容易的[7]。

天枢建造与高足酉考察高足酉的墓志铭，可以看出，其和武周初期建造天枢事件关系密切。

因而，在此不妨对高足酉，以及其它在唐高句丽遗民与天枢相关联之事件试作探讨。

据《资治通鉴》卷205记载，武则天延载元年（694），武则天的侄子武三思率“四夷酋长请铸铜铁为天枢，立于端门之外，铭记功德，黜唐颂周；以姚璹为督作使，诸蕃储钱百万亿，买铜铁不能足，赋民间农器以足之”。

另据《旧唐书》卷87《姚璹传》记载：“武三思率藩夷酋长，于端门外，刻字记功，以颂走德”，而姚璹是天枢督作使。

但是，现存《泉献诚墓志铭》则明确记载“天授二年（691）二月，奉敕充天枢子来使，兼于玄武门押运大仪铜等”[8]。

天枢建成之后，本文论述的墓主高足酉，被唐朝廷任命为“高丽蕃长”（《高足酉墓志铭》）。

《大唐故波斯国大酋长右屯卫将军上柱国金城郡开国公波斯君（阿罗撼）之铭》中亦有“则天大圣皇后招诸蕃王建造天枢，及诸军立功非一”[9]。

看来，有关天枢建造的时间，《资治通鉴》与《泉献诚墓志铭》的记载是有差异的[10]。

周证圣元年(695)，象征武周政权怀柔万国，四夷归附的天枢最终完成[11]。

其“高105尺，径12尺，八面，各径五尺。

下为铁山，周百七十尺，以铜为蟠龙麒麟萦绕之；上为腾云承露盘，径三丈，四龙人立捧火珠，高一丈，工人毛婆罗造模，武三思为文，刻百官及四夷酋长名，太后自书其榜曰:‘大周万国颂德天枢’”[12]。

天枢的建成，标志着贞观时代四夷共主的“天可汗”局面再次出现。

而且给人的感觉是此时似已超过贞观时代，因为那时是没有建造所谓天枢的。

当然，这只是人为制造的一种虚幻景象。

开元二年，天枢最后被毁掉。

依据上文所引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首先，高句丽遗民高足酉、泉献诚等人，都参与了建造天枢的请愿及其他活动，并且表现积极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