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锡庆：中国经济发展的知识来源

转载-朱锡庆：中国经济发展的知识来源(2009-04-16 19:16:24)/s/blog_5f9f9bab0100djie.html###中国经济发展的知识来源导论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国土面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

但中国却是一个自然资源贫乏的国家，尤其是矿产资源极为贫乏。

按人均水平来计算，这一特征更加明显。

这决定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只能依赖人力资源。

是的，中国有十三亿人口，而且中国有几千年重视教育的传统，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民间也很重视对子女的教育。

这使得中国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比其他发展中国家高。

但是，直到一九七八年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中国还是一个农业国家，百分之八十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

这就是说，到这个时候，中国劳动力的百分之八十所拥有的是深耕细作的农业知识。

当然中国也有悠久的手工业传统，能工巧匠代代相传。

但手工制造的知识并不普及，只为一部份人所掌握。

到一九七八年，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几千人中只有一个木匠，裁缝或理发匠。

同时，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等级制社会，中国社会一直靠血缘伦理扩展而成的秩序所维系,后来又从前苏联引进计划经济制度,而且实行了三十年之久,这就是说，契约知识是缺乏的。

到一九七八年，尽管有一些定期集市的农贸市场，以及由政府开办的商业组织,但是没有人掌握价格制度的完整知识。

概言之，一直到一九七八年，大规模制造的工业知识和大范围长程交换的契约知识是中国社会的知识空白。

三十年过去，中国迅速从一个农业国家转变为一个工业国家，很多产品从零开始，发展成为产量为世界第一的生产大国，以至于有世界工厂的美誉；与此同时，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变为一个市场化国家，绝大部分经济活动是运用市场合约来协调的。

由农转工，资源用途的改变大幅度地提高了资源的使用效率；价格制度替代计划经济制度，大幅度地降低了交易费用；综合起来，造成了中国经济持续三十年的高速增长。

这种双重转变带来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在中国社会迅速普及的大规模制造的工业知识和大范围长程交换的契约知识是从何而来的呢？社会转型的性质是民众的知识更新，这是极为艰难的过程。

这里且让我讲一个故事。

二00四年十月，我到访莫科斯，住在红场旁边的一家宾馆(莫斯科饭店)。

在这家宾馆住了三天,每一天早餐都遇到长时间排队等候。

早餐是自助餐,费用含在房费中,这是通行的做法,可是在其他地方很方便的事,在这里为什么要排那么久的队呢?我注意到一个细节,食客进入餐厅的时候,向服务员出示房卡,服务员按一份旅客清单核对房号,并在清单上打勾后,才允许进入。

服务员核对名单并打勾,一人次需要几分钟,就是这道耗时的程序造成餐厅外等待用餐的人排成长龙,而餐厅里空空荡荡。

既然自助餐的费用含在房费中,那么有房卡就表明已经为用餐付费了,因此只需出示房卡就可以了,又何必打勾呢?是防止吃完了出去又进来吃第二次吗?不可能有那么蠢的人吧,明明可以一次吃饱,却偏偏只吃半饱出去，又进来吃。

是的,在清单上打勾是多余之举。

那莫斯科饭店为什么还坚持这么做呢?请注意,在配给制下,是按清单发放物质的,一个人在领取了配给的物质后,是要签名和打勾的,防止领了再领。

俄罗斯搞了七十年的配给制,很多做法已成习惯。

尽管配给制已成为过去，但很多时候仍然不自觉地沿袭了那些做法。

这个例子说明，社会转型并不是如叶利钦政府所做的那样，顾几个专家设计一个方案，由政府推行了事。

社会转型是民众知识体系的更新，其中很多知识是很细节化的知识，无论是制度知识还是技术知识。

相比而言，所有转型国家中，在这一点上中国是最成功的。

如果说中国最近三十年的发展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什么启发，也正是这一点。

当然，中国具备一些特殊的条件。

这篇文章用四节来说明：大规模制造的工业知识和大范围长程交换的契约知识的来源，以及如何通过三十年的时间在民间普及，从而使民众完成一次知识体系的更新。

第一节经济特区与外源知识的传播通过对东欧，中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观察和比较可以发现，社会转型如果采取切换的方式，即叶利钦政府采用的那种休克疗法，因为民众对新秩序的普遍无知，会导致全面混乱，甚至会倒退到无规则状态。

社会转型的性质是民众知识体系的更新，这一特征决定了社会转型的渐进方式，否则就会陷入普遍无知的状态。

这一点是一直被研究转型问题的学者所忽视的。

一九七八年当中国政府决定进行社会转型的时候，从政府官员到民众对市场合约知识普遍无知。

这一点同其他转型国家是一样的，不同的是，没有在普遍无知的情况下急于全面推广新秩序。

尽管当时中国政府也请了一些国际知名的学者进行咨询，同时也派人外访考察，国内的学者也有研究和讨论，但是决策者的最终决定是通过小区域的实验来启动社会转型，决定建立经济特区。

从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经济特区对于中国从农业国家转变为一个工业国家，从一个计划经济国家转变为市场化国家，对于民众知识体系的更新，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九七八年四月，中国政府派了一个代表团到香港和澳门考察。

代表团回到北京后写了一份报告（《港澳经济考察报告》），建议在紧邻香港的广东省宝安县，在紧邻澳门的广东省珠海县，建立两个出口加工基地。

与此同时广东省政府向中央政府提议，把宝安县改为深圳市，在深圳市建立一个出口加工基地。

一九七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广东省政府的提议获中央政府的允许，在深圳市与香港相连的蛇口建立蛇口工业区。

由在香港的中资企业招商局筹资，建设工业区的道路和其他基础设施，并负责招商，吸引境外企业入区兴办工商企业。

考虑到工业区的主要招商对象是香港企业，因此简化了口岸入境手续，并开通了到香港的通勤车。

一九七九年四月中央政府授权，蛇口工业区可以实行不同于中国其他地方的特殊制度，即可以采用香港那样的经济制度，用市场合约协调经济活动。

出口加工区因此被命名出口特区。

仅过了三个月，中央政府又决定增设出口特区，在广东省珠海市，汕头市和福建省厦门市建立出口特区。

一九八0年三月中央政府在广东召开会议，形成共识，扩大四个出口特区的空间范围，而且把单纯的出口加工区变为综合经济区，即在这个区域内同时还可以从事出口加工以外的各类经济活动，用市场合约来协调和组织，因此会议决议把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

除四个区域外，当时其他地区还是实行计划经济制度，因此现在回过头来看，命名为市场经济特区更恰当。

这次会议形成的决议于同年八月二十六日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批准，这一天因此成为四个经济特区的成立纪念日。

中国各个经济特区对于中国社会转型产生的作用大致相同，但深圳经济特区的作用最大。

下面以深圳经济特区为例来进行分析。

从一九七九年蛇口工业区成立算起，一直到八十年代末期，进入深圳经济特区的绝大多数外资企业是香港企业。

从一九七九到一九八七年，总计有5517个外商投资合同，其中5264个是与港商签署的。

这就是说这一时期深圳的外资企业百分之九十五是港商。

建立特区之初，深圳还是小渔港，属于典型的农业区域，只有几家国有小工厂生产农具和化肥。

对比香港，土地和劳力是非常廉价的。

此时，恰逢香港产业结构升级，于是一大批劳力密集的加工企业搬迁到深圳，有电子厂，服装厂，饮料厂塑料厂，玩具厂，还有一些服务企业。

这些企业的搬迁不仅仅是因为土地和劳动力的廉价，还因为两地相连，语言风俗习惯相同，香港人和深圳人甚至讲同一种方言，两地的联系也一直没有中断过。

进入深圳的企业有独资的也有合资的，但是无论是哪类企业，从生产到销售的每一个环节，都有两边人员参与。

就是在这种日常的活动中，技术知识和合约知识在无声地传播。

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会，通过一百年的积累，香港人已掌握了丰富的合约知识；香港的工业种类并不齐备，但是在少数的工业种类上积累了丰富的技术知识。

这些知识，通过搬迁到深圳的香港企业，经由日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得以传授给深圳的民众。

三十年过去，现在回过头来看，香港是中国社会转型一个重要的知识来源地。

当然,因为同文同种的缘故,减少了知识传播障碍,所以传播速度很快。

举例来说，一九八二年初，一家叫凯达实业有限公司的玩具厂在蛇口加工厂区建成投产，当时招收了一千多女工，她们来自广东各地，年龄十八岁左右，是中学刚毕业的学生。

二十五之后，深圳一家报纸对这一批女工进行跟踪调查，发现有百分之十的女工自己开办了企业，而且她们都承认同最早受雇的企业有知识渊源。

再举例说，一些受雇于香港装饰企业的职员，通过两三年，不到十个工程，他们就学会了设计，施工以及如何招揽生意等全套知识，于是辞职，自己开办装饰企业。

深圳本土的装饰企业就是这样开始的。

在外资企业工作的本地雇员,通过参与外资企业日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来一点一滴地学习和积累技术知识和合约知识,在积累了一定量的知识以后,一些人离开原来受雇的企业,创办新企业。

这些新企业一方面以较高的工资从外资企业招收一些积累了经验的工人和管理人员,另一方面大量招收新手,他们来自农村,或刚从学校毕业。

如此一来,这些新办企业一方面造成了活动的扩展,另一方面又成为知识传播的中继站,企业内有经验的工人或管理人员,通过日常的活动将知识传授给新手。

当他们积累了一定的知识后,一些人又会去创办新企业。

生产经营活动造成了知识的传播,知识的传播又造成了活动的扩展,活动的扩展又进一步造成了知识的扩散。

知识的传播与活动的扩展相互搓动。

这种相互搓动逐步演化为一种稳定的程式。

对此有两点值得特别强调,第一,因为知识传播是通过活动来进行,大幅度地降低了知识传播的成本;笫二,简单的用工合约有利于职员的流动,进入的门坎不高,退出的限制也不多。

新企业的大量繁殖和知识的迅速传播,同这种用工合约有关。

在中国社会转型的最初阶段,当时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事实上已认识到,民众,包括他自己在内,对于市场的普通无知是社会转型的最大障碍。

一个隐含的问题是,也不知道如何去改变这种普遍无知的局面。

所以他不赞成争论,因为一群无知的人相互争论的最终结果还是无知,而且这种无知的争论很可能导致混乱。

经济特区不是先描绘了蓝图然后加以实施的一个工程,而是一个实验,实验的目的是要观察市场是否是优于计划的经济制度,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从一种制度到另一种制度的具体途径是什么,尤其是向民众普及市场知识的途径是什么。

如果实验没有答案,肯定还有其他实验。

这是邓小平发明并一直坚持的方法,少争论,多实验。

这一方法被继任人继承,沿用至今。

这也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经验。

社会不能设计,这是哈耶克的告诫,他的理由是任何个体无论如何不具备设计一个社会的充分知识。

这是他谈论自发秩序真正想要表达的内容。

然而,哈耶克的论述有一个隐含的悖论。

比如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急于寻求改变,如果是自发演变,陷入长期混乱的可能性比形成一种新秩序的可能性大得多。

不是全盘设计,也不是自发演化,邓小平发明的小区域实验,提供了社会转型的第三条路。

经济特区是一次成功的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