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业的体制改革与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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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业的体制改革与发展趋势

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毛羽

一、改革之初

中国电影业的体制,是上个世纪50年代模仿前苏联建立的,其基本特点是电影生产和发行放映政企合一、按指令性计划指标生产和发行放映电影。中央设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地方有一级政府就设立一级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形成中央到地方垂直管理的发行放映体制。又由于地方发行放映公司又都由所在地政府行政管理,所以,构成典型的“条块结合”模式。条块结合是计划经济年代确保经济利益之外实行全国普及放映的条件,有利于各司其职,保障供应。由于中影公司是全国唯一的一家有独立发行权的公司,制片厂影片发行全部交由由中影公司统购统销。

此种行政性和非市场化的运营机制,经过了计划经济年代在全国实行普及放映的辉煌后,其弊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也逐渐显现出来。具体表现为由于行政“割据”的局面,电影企业等级分明,缺乏横向联合,难以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电影市场。同时,电影制片企业没有企业经营自主权,出品的影片不能直接面向市场;各省级公司也没有自购影片地方发行权的权力。尽管1991年全国放映收入接近24亿,创下了新中国电影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但制片和各省级电影公司与统购统销影片的中影公司的矛盾日益突出起来:制片企业因为不能直接面向市场,加之发行环节过多,其收入已经不能

维持生产。而省级公司要求实行地方自购发行权,使省级公司真正实现“自主经营、独立核算”的呼声日益高涨。因此种状况的影响,电影业的几项重要业务指标开始下降:1992年,观众人次从1991年的144亿猛降至105亿,发行收入和放映收入较前一年分别减少17.9%和15.7%。而制片与发行放映之间利益的分配仍然极不合理:1992年全国放映收入19.9亿元,而制片的收入只有1.68亿,不足总收入的十分之一,制片难以为继。

1993年1月5日,广电部《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发布。这一被电影行业称之为“三号文件”的基本精神在于: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等企业必须适应党的十四大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变四十年来计划经济下电影的“统购统销”,调整由此形成的制片、发行、放映三者之间经济分配上的不合理状况。1993年的改革主要是:一、将国产故事片由中影公司统一发行改由各制片单位直接与地方发行单位见面(进口影片仍统一由中影公司向各省、市、自治区公司发行);二、电影票价要原则上放开,具体由各地政府掌握。

改革之初,拥有了独立发行自己影片权力的制片厂,收益较过去有明显提高。北京电影制片厂与香港合拍的影片《狮王争霸》,在直接同上海新成立的全国第一家电影股份制公司——上海永乐影视股份有限公司的交易中,破天荒地从上海电影市场上获得了近百万元的票房收入,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此时,另一个问题出现了:按照“三号文件”精神,尽管中影公司国产影片的全国垄断经营被打破了,但是各省级公司在自己的行政区域内独家经营、垄断发行以及中间环节过多的局面仍然普遍存在。过去制片厂面对中影一个一个垄断经营者,而现在要面对32家地方垄断经营者。制片厂与发行公司的谈判仍然是“一对一”,仍然处在不平等的状态。为此,1994年8月1日,广电部电影局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通知》(电

影行业称之为348号文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决定》精神,348号文件明确影片(著作权)发行权拥有单位可以直接向北京等21家省、市(11家老、少、边、穷省区除外)的各级发行、放映单位发行。这一指导思想使得电影全行业所有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在政策上、理论上得到认可,市场多主体的形成成为可能。

348号文件下发后,关于改革的争论基本得以平息。如何在市场竞争中掌握主动,成为每个企业都在思考的问题。按照广电部的要求,中影公司开始了积极引进反映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和表现当代电影艺术、技术最新成就的影片的工作。在启动、活跃市场的同时,中影公司与全国各发行公司和放映单位一起,开始探索并研究新的经营模式,在落实现代企业制度、广泛谋求联合、扩大经营规模、探究院线制等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电影市场出现复兴势头,境内境外资金对电影的投资出现热潮,表明了对中国电影市场的信心增强。

改革的最终目标是通过利益的调整、公平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的形成,使制片厂得以生产出更多更好的影片。可以说,电影市场的生命在于影片的质量。随着发行体制改革的深入,制片业也必须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并尽快启动机制转换的步伐。同样,制片业的出路也在于树立市场观念、培养竞争意识、增强风险承担能力。为此,制片厂必须主动迎接挑战。

中国的改革开放到今天已经整整二十年了。二十年来,社会的每一次进步都与思想的解放和观念的更新密不可分。就电影行业的机制改革来说也是如此。可喜的是,近些年来,农村电影发行放映机制的改革迈出了对城市电影改革具有借鉴意义的步子。1993年,广电部3号文件明确了县级电影公司购买农村16毫米拷贝的权力,充分给予了县级公司经营自主权。一些县级公司改革过去等、靠、要及官商作风,迎接市场挑战,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比如河南中牟、新密等

县,16毫米影片发行收入每年都超过100万元。但仍有很多公司没有紧迫感。

1995年,广电部474号文件进一步放开农村16毫米拷贝经营权。强调任何一级公司和集体、个体的放映单位都可以自由购买,每个16毫米拷贝均含有全国放映权。在此之后每年的全国农村电影工作会议都强调了这一规定。因为它符合中国农村电影市场的实际情况,也符合党的十五大提出的“抓好大的,放活小的”的精神,同时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村放映员的积极性。然而,这一政策在很多地区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原因是农村放映员自己购买拷贝会危及县级电影公司的垄断地位。因此,全国一些地方出现了放映员购买拷贝后被没收、被罚款甚至放映员被扣留的现象。广电部、电影局一再强调:县级公司应该通过更新观念、转变机制来成为16毫米经营主体,而不是通过行政手段赋予。

河南省郑州市郊区出现的农民放映员自筹资金、自购拷贝并成立股份制放映联合体的做法,得到了电影局的肯定。这是农村电影改革中出现的一种新生事物,这一新生事物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伴随着观念之争。要感谢那些勇敢的农民放映员们,是他们在逆境中的坚持、是他们创造的所辖区域内电影市场的兴旺说服了越来越多的人们。1998年5月6日,管辖着中国最大农村电影市场的河南省文化厅在全国率先改变观念,他们向全省各地文化主管部门发文,积极鼓励、支持农村电影发行行业实现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及经营形式多样化;鼓励、支持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的探索,并推动其逐步完善。

如果说农村电影发行放映体制的改革对城市改革具有借鉴意义的话,那么以下几点是极有意味的:首先,明确了放映单位的主体地位,赋予了他们购买拷贝的权力;其次,由于放映单位直接面对影片发行权拥有者,直接面对观众,环节单纯、渠道畅通,因而对市场的把握能力大大加强;再次,放映单位之间的股份制联合,具有了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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