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环境之圆明园水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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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景观与水环境规划
——小议圆明园的水系规划前言:圆明园自1860年英法入侵后,其建筑、植被的原貌已不可寻,所幸山形、水系的基本骨架还在,近些年,随着全球变暖的脚步加快,圆明园的原有湿地景观也遭到破坏,从民国年间开始,很多农民住进圆明园,为了发展生产,建造房屋,农民纷纷挖山取土。到上世纪80年代初,圆明园里有耕地、工厂、打靶场,住了2000多户人家,整个山形水系都遭到破坏。
关键词:圆明园水系环境规划
正文:
圆明园位于北京西郊的一个泉源丰富的地段,圆明园的创作能够巧妙地利用这一地区自然条件的特点,把自然泉水(包括引入万泉和玉泉两个水系)四引,用溪河方式形成自己的完整水系,同时就可运用溪河作为构图上分区的范围线。又把水汇注在低洼或原有陂淀,形成众多水面,大小水面和河道占全园面积的一半以上。大的水面称海,如福海宽达六百余米,中等水面如后湖,宽约二百米左右。其余众多小水面,宽度约四五十米至百米不等。回环萦绕的溪河把这些大小水面串联为一个完整的河湖水系,在功能上提供了乘舟游览和水运的方便。在挖溪河湖池的同时,就高垒土叠石堆成岗阜(最高山峰不超过20米,通常10米左右),彼此连接,形成众多的山谷隈坞。在这些溪岗萦环的境域中,随形就势,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中创作了一区又一区,一景复一景多样变化的宏伟园林,这正是圆明园布局上的特色。
圆明园的各个处所或称景区、景点的形势,并以环绕后湖和福海的景区、景点为例,无不与山水密切相关,它们或背山面水,例如上下天光、镂开月云、平湖秋月、君子轩、藏密楼等处;或左山右水,例如柳浪闻莺、涵虚朗鉴、雷峰夕照、接秀山房等处;或前有山樟后临阔水,例如湖山在望、一碧千顷、南屏晚钟、别有洞天等;或居隈溪之中,四面临水,好似水乡一般,例如曲院风荷、濂溪乐处;或正临水面,一水取胜,例如九孔桥、花神庙、澹泊宁静、汇芳书院、方壶胜境等处。
昔日的盛景早已卷入历史的长河中,付诸东去,不复存在,保存最为完整的
就是圆明园的山形水系,关于圆明园重建与否的论争已持续多年,尤其最近三十年来,此话题反复出现并引起社会各界的大讨论。时代在变化,影响圆明园建设的一系列因素也在变化。纸上讨论可以无止尽,但是圆明园的现状已经显示其工程建设不能再被误导。圆明园自从1860年被毁灭之后屡有重修,但囿于当时政治、经济、战争等因素,清政府于1904年取消了圆明园的管理机构和修缮使用企图。在此后的大半个世纪,虽然圆明园间或出现于国人记忆,但是整修圆明园的行动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才出现。关于如何整修,三十年来意见一直难于统一。根本原因在于对圆明园价值认识难达一致。作为中国清代最辉煌的园林,圆明园有着难以估量的艺术和美学价值;作为清代政治中心以及中国近代史经受最大创伤的园林,圆明园有着深远的历史价值和教育意义。因此,如何表达诸多价值成了论争的焦点。
谈起圆明园,不由得要谈起圆明园的重建,若要恢复昔日的园林盛景,必然少不了山形水系的恢复工程。由北京市政府责成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制定的《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提出:历史上的圆明园是“造园艺术、博物收藏、中西建筑文化交流、历史潮流”的载体,圆明园遗址有“文物科考、历史、艺术、爱国主义教育和历史教育”的作用与价值。在明确圆明园及遗址价值的基础上,规划原则“坚持‘整体保护、科学整修、合理利用’的方针,明确保护遗址是整修、利用的前提和核心”。
在此认识基础上,规划方案提出:“圆明园的主要建筑遗址是其精华所在,是揭露帝国主义罪行、教育后人、研究历史潮流和造园艺术之最有价值的实物……古建的恢复……本着宜少不宜多的原则……恢复建筑面积控制在古建筑遗址面积的10%以内”,“恢复山形水系……使参观凭吊者饱赏圆明园这一我国皇家园林杰出的环境风貌”,“园林植被景观的恢复……使全园能够‘收四时之烂漫’……再现圆明园三园的园林风貌”。
《规划》对圆明园的价值作了较全面的总结,方案设计兼顾恢复园林之美和保存建筑遗址两方面需求,为平息论争、推动圆明园发展做出较大贡献。在《规划》指导下,圆明园的土地使用权基本得到收回,圆明园建设开始进入迅速发展时期。但需要指出的是,关于如何协调及实现圆明园的多重价值,以及兼顾历史园林保护需求,规划方案未能合理解决。具体分析如下:
其一、关于论争的解决思路
《规划》制定之前,关于保存废墟还是重建园林的论争持续已久,因此规划选取了折中之路,即大范围保存建筑废墟和全面恢复山形水系及植被景观,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建筑复建不超过10%的规定。
但是,将园林遗址简化理解为建筑残骸,中国园林简化表达为山水和植物,此想法在学术上难以立足。而且,在考古工作进行之前就做出上限10%的建筑复建指标也缺乏科学依据。
因此,要不要把圆明园建成遗址公园,不妨从“贴近现实,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角度再分析;建筑复建多少,如何复建,不妨在充分的文献研究和考古发掘基础上再提出。
其二、关于教育价值的实现方式
以遗址凭吊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和历史教育的唯一方法有待探讨:是否要大规模保存建筑遗址才可以“保留罪证”和不忘历史?
而且,即使是以遗址展示作为教育手段之一,现存的西洋楼遗址已经达到此目的,再罗列更多废墟是否可加强教育目的有待讨论。
再者,教育意义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实现。比如,在复建的圆明园建筑中用影像展示园史(18世纪至今天),岂不是比在重新建造的圆明园废墟上用影像展示昔日辉煌更有真实性和教育意义?从这一点看,圆明园当下的状况以及复建圆明园的全过程也应该有一份细致的纪录。
其三、关于美学和艺术价值的实现方式
《规划》希望体现中国园林的艺术价值,但是缺失建筑的山形水系和植物景观能否再现圆明园“移天缩地在君怀”的磅礴气势和细致入微的园林格局?《规划》希望体现遗址的悲剧美,但是在传统园林风貌的山水植物背景衬托下的建筑遗址能否展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累累罪行”?
中国园林之美在于和谐。园林构成要素主要包括建筑、山水和植物。遗址美学是十八世纪盛起于欧洲的一种美学观念,以后随着保护观念的变迁而逐渐减退。1此美学观在中国历史及当代未曾广泛普及。
无论是园林理论还是《规划》指导下的实践均显示:仅恢复山形水系而保留建筑遗址的景观难以达到理想的遗址美学或园林美学效果。况且,这样的规划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