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晚清史

《剑桥中国晚清史》面面观

(2007-10-15 23:2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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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晚清史

面面观

《剑桥中国晚清史》面面观

作者：高磊（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生）

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世界历史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革：伴随着两次工业革命的完成，民族运动、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运动蓬勃发展，资产阶级民主扩大，资本主义完成了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基本形成。近代整体世界的初步形成打破了许多国家和地区长期以来存在的相对独立、孤立和闭塞的状态，使其被迫纳入到世界发展的潮流中来，整个世界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古老的中国在外来势力的冲击下，被迫放弃闭关自守的政策与“天朝上国”的迷梦，逐渐融入世界大家庭的过程。

《剑桥中国晚清史》起自清代的道光时代，止于辛亥革命，时间跨度为1800至1911年，基本上反映了上述变化过程。它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分上、下两卷，原为《剑桥中国史》的第10卷和第11卷，自成体系，其特点是各章均由某个专题的专家执笔，而由主编总其成。

该书的《总编辑序》由费正清和崔瑞德撰写，简要介绍了剑桥历史丛书的情况、西方对中国史的研究现状及该书的编纂目的等。正文部分基本可划分为三部分内容：导言（前言）、分章论述内容及书目介绍。上卷导言即第一章“旧秩序”，由费正清撰写，从总体上介绍了中国旧社会的发展状况、行政体制及对外关系，其范围设定在遭到近代西方势力冲击之前，以使读者初步认识旧中国的思想意识、自给自足的经济状况、以前取得的文明成就、官僚化的行政制度、以宗族血

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结构、对外关系传统作法等一系列因素在造成中国近代落后和阻碍中国近代化中的作用。下卷前言则独立于分章论述之外，简要介绍了面对西方外来势力的冲击，中国所产生的种种反应。正文第三部分是书目介绍，又可划分为两小部分即对各章参考书目的介绍和总体书目介绍。

分章论述部分是全书正文的主体，它打破了严格按照时间顺序叙述的藩篱，采用专题论述的方法，从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对外关系、思想文化多方面进行考察。其结果，可谓瑕瑜互见：一方面，对问题的集中论述可以把相关事件紧密联系起来，便于分析理解，使读者清楚某一问题及发展过程；另一方面，由于各章作者不同，专题论述虽可以充分发挥专家论述的长处，但也割裂了某些事件之间的相互联系，造成同一事件的总体发展过程不清和部分内容重复。为了弥补这一缺陷，该书在论述过程中经常会注明相关内容在其他章节中的位置，以便于读者查阅参考。

上卷部分除导言外，共分十章。第二章“1800年前后清代的亚洲腹地”（作者为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弗莱彻），介绍了清帝国在所谓“亚洲腹地”（指满洲、蒙古、新疆、西藏）的统治政策、纳贡制度、移民限制、阶级状况、宗教政策、经济情况等内容。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作者使用某一特定概念加以论述本无可厚非，但相对于“亚洲腹地”这一概念，作者使用了所谓“中国本土（本部）”、“满洲”、“清朝治理区”等一系列说法，而且地图中疆界的画法、地点的位置和名称也存在着错误和问题（如图一、图二均缺南海诸岛；图二的川藏界画在大渡河一带；边境上两国共有之河流未能按共有之惯例绘制，等等），内容与插图前后也不尽一致。所有这一切都容易误导读者和引发政治问题。目前国内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同的地理划分方法就是白寿彝先生所提倡的以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领土范围为准，可以较为妥善地解决地理概念问题，宜为此书所借鉴。这一章与第七章“中俄关系（1800-1862年）”、第八章“清朝统治在蒙古、新疆和西藏的全盛时期”作者相同且联系紧密。这三章展现了俄国在新疆、蒙古和满洲扩展势力和割占领土的过程，英属印度的扩张对清朝在西藏权威的威胁，浩罕的商业野心和玛赫杜姆家庭的宗教政治对清朝控制新疆六城地区的威胁，而这又与19世纪70年代的边疆危机紧密相连。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提出了一些与众不同的观点：例如，作者认为太平军的叛乱对沙俄侵略满洲有一定影响，因为它抽空了当地的旗兵，造成财政困难及社会秩序瓦解；此外，清政府阻止汉族向边疆地区移民，地理概念不清也是促成俄国侵略的重要原因，而传统观点仅强调清政府的软弱无能及腐败；认为1835年签订的“中国?浩罕条约”是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并将其与1842?1844年对沿海贸易列强所给予的让与权作对比，指出其相似之处：给予治外法权、赔款、协定关税、废除公行垄断及最惠国待遇（认为其是中国长期实行的“一视同仁”政策的延续）；认为清政府在西藏的权威极其有限，只是拉萨政府为抵御英国势力的入侵而故意加强清政权的保护假象。以上种种观点，都是值得进一步研究和商榷的。

第三章“清王朝的衰落与叛乱的根源”（作者为芝加哥大学研究员苏珊·琼斯和芝加哥大学教授菲利普·库恩）从人口增长形成的压力及社会问题出发，论述了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政治上的庇护制度、教育及人员考核制度的弊病、地方叛乱对统治秩序的冲击、学术界的新趋势?经世致用论的兴起。从第四章“广州贸

易和鸦片战争”（作者为加利福尼亚大学小弗雷德里克·韦克）开始，进入中国近代史的范畴，它与第五章“条约制度的形成”（作者为费正清）自成一体。其中论述了广州传统公行贸易的特点、发展及衰落，两次鸦片战争的过程及影响，以及新的中外关系-条约制度的形成。传统的观点认为：条约制度是西方列强以军事实力为后盾，为了扩展在华经济、政治影响强加给中国的，对中国主权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该书在强调传统观点的同时，指出了条约制度的部分正面影响：迫使中国开始了国与国之间真正意义上的外交关系，承认在欧洲国际制度范围内正常给予外国缔约国的国民的某些权利，使中国某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了解西方，向西方学习；促使中国税收制度作出某些调整?海关雇用外国税务司，传统观点认为这是外国加强对中国经济控制的手段，但作者指出由于当时中国官僚贪污腐败成风、庇护制盛行，这种新制度却能带来一个既公正可靠，又有效率的海关，使清政府从中获益。此外，作者还指出：条约口岸制度并没有与旧习惯发生冲突，在清政府方面看来，它实际上是中国传统“羁縻”政策的延续。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中外双方实现了暂时的妥协。

第六章“太平军叛乱”（作者为菲利普·库恩）与第九章“清代的中兴”（作者为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历史教授刘广京）联系密切。这部分介绍了太平天国运动的起因、发展、衰落及影响，并分析了其失败原因，与捻军运动作了对比。该书指出，正是由于太平军的叛乱，削弱了清朝的中央集权与抵御外侮的力量，造成了地方实力派的兴起，促成了清朝军事和财政制度的改革、洋务运动的开展，而且，清廷为确保欧洲人不去帮助太平军，在贸易和传教等争议方面作出让步，促进了“中外和好”局面的形成。传统观点认为太平天国是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失败的，实际上西方列强最初由于认为太平军是中国的基督教徒起义而抱有同情态度，导致其态度发生转变的原因一方面是为了维护从清政府那里取得的既得利益，另一方面是担心太平天国不能建立一个有效率的政府，从而导致农村和商业陷入混乱。实际上当时爱尔兰、波兰、爪哇、伊朗、印度爆发的民族解放运动在很大程度上牵制了列强的力量，使外国军队的直接干涉作用不大。主要通过为非正规雇佣军分队提供外籍军官和为清军提供现代化的武器和训练进行干涉，而后者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军队和军事工业的现代化，这是应予以肯定的。

第十章“自强运动寻求西方的技术”（作者为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郭廷以和刘广京）和下卷第四章“西北与沿海的军事挑战”（作者为刘广京和赖斯大学理查德·史密斯）论述了清政府内部由洋务派发起的一场“自强”运动，包括起因、经过、成就、失败及意义。不可否认，这场运动最初的目的是为了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运动，而且“自强”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用来为开支辩护和为官僚既得利益集团服务的口号，但它无疑是中国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所作出的积极反应，训练新式海陆军、仿造及购买西方的枪支和炮舰、发展近代军事工业、兴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修铁路、架电线等措施引进了西方工业革命的成果，并刺激了中国民用工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对抵御外来侵略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该书在评价该运动时并没有夸大其影响，明确指出了其存在的局限性：由于官僚政治的腐败，洋务派所编练的新式陆海军即使装备先进，但总体上士气低落、纪律松弛，对战斗力造成了很大影响，虽然能够镇压国内的叛乱（指出左宗棠在新疆取得胜利的唯一决定性因素是有充足的财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