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东印度公司与南中国海水文调查_1779_1833_游博清

《自然科学史研究》第34卷第1期（2015年）：61—73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 Vol．34No．1（2015）

英国东印度公司与南中国海水文

调查（1779 1833）

游博清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台北）

摘要1779年起，英国东印度公司设立英国史上第一个水文调查部门，投入人员、船只和设备，并利用新式测绘仪器与技术，持续搜集公司亚洲主要贸

易海域的水文信息，约与此同时，由公司主导的英国对华贸易大幅成长，南中国

海因位处船只往返广州的海域要冲，遂成为公司调查的重点区域之一。

文章讨论公司勘查南中国海过程中，“孟买海军”（Bombay Marine）船舰、公司商船、华人海员扮演的角色，也比较分析公司水文师（Hydrographer）前后

出版物的异同，尝试重构不同时期公司认知南中国海水文的进展，包括确认主要

岛群、暗沙、礁岩的实际分布情形，调查特定区域的潮汐、风向、洋流等。另外，也

论述公司赞助调查所得的益处，以说明科学研究与商业赞助之间的关联性：一是

降低英人船只的航行风险；二则是有助于筹划或开发合宜的航线，缩短航程时

间；此外，也增加航道的选择性。

关键词英国东印度公司孟买海军水文调查南海海洋史中西交通史

中图分类号N091：P7-09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0224（2015）01-0061-13

0前言

清初开放海禁后，清廷在东南沿海设置四处海关，然约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起，规定此后多数欧洲船只限于广州贸易，葡萄牙则仍旧在澳门贸易。另一方面，18世纪80年代起，英国对华贸易规模大幅增长，无论是从英国出发的东印度公司（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1600 1858）船只，或是来自印度的“港脚船（country ship）”，英人每年到广州贸易的船只数目持续增加。（［1］，附录）当英人船只从英国或印度出发航向广州的

收稿日期：2014-05-27；修回日期：2015-01-21

作者简介：游博清，1978年生，台湾嘉义人，博士后研究员，研究领域主要是18至19世纪期间中英关系史，包括科学调查、商业贸易、文化交流等，d9543802@gmail．com。

基金项目：中国科学院台湾青年访问学者计划（项目编号：2013TW1ZB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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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中，或是从中国返航前往东南亚时，南中国海（South China Sea，以下亦简称“南海”）周遭海域几乎是航行必经的区域之一，其范围大致是越南以东、菲律宾以西、中国海南岛以南、婆罗洲（Borneo）以北之间的广阔海域。

早期东印度公司虽然享有亚洲贸易垄断利权，但并未十分重视整理亚洲各海域的水文信息，［2］一直要到18世纪80年代公司聘用达林波（Alexander Dalrymple，1737 1808）担任水文师（Hydrographer）后，才陆续投注专门人员、设备于海洋调查，重视水文信息的整理与出版，与此同时，随着中英贸易的成长，南中国海也成为公司调查重点区域之一。

又，地理大发现以来，英人即以善于航海著称。18世纪期间，安森（George Anson，1697 1762）船长全球航行的事迹、库克（James Cook，1728 1779）船长前往太平洋探险的壮举，在英国社会引起热烈回响。此一时期，英人在航海仪器与海图制作方面也陆续有引以为傲的发明或改良，包括麦肯齐（Murdoch Mackenzie，1712 1797）倡导以科学方法绘制海图、哈里森（John Harrison，1693 1776）发明专为海上测量经度的“精密定时器（chronometer）”等，上述社会文化氛围、仪器制造与绘图理论的改良皆有利于东印度公司水文调查工作的进行。

南海虽然是英人船只时常航行经过的繁忙海域，然而其海象却以恶劣、危险、多变著称，许多地点的洋流走向变化难测（［3］，195页），一些海域也遍布着不易察觉的礁岩（reef）、浅滩（bank）、暗沙（shoal），又或是夏、秋之间的台风等，均十分不利航行，航行风险较高，海难、搁浅等情事时有所闻。

因南海海象不时变动，必需经常调查，才能保持最新理解，如此有助于船只航行安全，也有益于航道（passage）筹划与选择。是故，对于该区域各种水文信息的搜集和认知，可说是攸关公司以及其他英商对华庞大的商业利益。另一方面，公司赞助水文调查也推动英国海洋科学的进展，亦涉及英帝国在此区域的地缘政治和势力。

本文拟讨论18世纪80年代东印度公司设立水文部门起，至1834年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结束约半世纪之间，公司对南海的水文调查活动。中西学界对此已有相关研究，如Andrew S．Cook、Stephen Davies等人熟悉英方材料，指出英人在南海探查的成果；又如知名南中国海研究专家韩振华先生研究清代华人在南中国海的活动，认为早在英人之前，此时华人对部分海域已有十分深入的认知，此论点有助了解英人探勘时，华人水手可能发挥的作用。［4］然而，在前人基础上，仍有议题尚待进一步探讨，诸如此一时期英人调查的重点所在与前后变化、华人在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调查结果对航道规划的影响等，本文将针对此加以论述。

1公司水文调查相关部门与工作

18世纪80年代起，东印度公司开始重视水文调查与整理，其中关于中国周遭海域涉及伦敦、广州、印度等不同部门间的协调与合作。首先，伦敦方面，公司水文师和其部门扮演重要角色。第一任水文师由达林波出任，他生于苏格兰，早年多次乘船往返印度、中国等地，具实际航行经验。他和助手们的工作主要负责汇整、分析各地船只带回的日志，或探勘报告，结合其他信息，绘制亚洲各贸易区域的最新海图，也不时出版水文专著。（［5］，abstract）

1期游博清：英国东印度公司与南中国海水文调查（1779 1833）63

达林波于1810年去世，东印度公司接着聘请霍士保（James Horsburgh，1762 1836）接任水文师。他亦是苏格兰人，生平颇具传奇色彩，早年随船航行于欧洲、西印度一带，约18世纪80年代起，长期航行于亚洲各地，1786年，他在一次印度洋船难中差点溺毙，从而体会到正确水文信息的重要性，此后，亦多次航行中国，加上长期的自学与兴趣，积累丰富的水文知识，于1806年当选皇家学会会员。［6］霍士保担任公司水文师长达26年，直至去世。其1811年出版的《往返东印度、中国、新西兰、好望角和途中各港口航行指南（Direc-tions for sailing to and from the East Indies，China，New Holland，Cape of Good Hope and the interjacent ports）》系一名著，出版后颇受好评，成为19世纪前期英人船只航行亚洲重要的经典和参考著作。该书于1817、1826 1827、1836、1843、1852年一再出版，自第2版起，书名改为《印度航行指南》（The India Directory），甚至当1836年霍士保去世后，该书仍以同样书名印行。此后，他的工作由另一位知名制图家John Walker（1787 1873）接替之。（［5］，218页）

在实际执行调查方面，由于东印度公司商船专门用于贸易，不适合探勘，公司主要将水文调查任务交给印度“孟买海军”（Bombay Marine）下属船舰执行，它们早期便曾在印度各海域执行相关工作。①

在广州，东印度公司为因应对华贸易量的增加，约1786年时，进一步调整广东商馆（Canton Factory）的组织管理架构，设立“决策委员会”（Select Committee），由其就近监管中国商贸事务，指挥、调度公司来华各式船只，包含商船和专业的调查船只。（［1］，卷2，118页）在水文调查作业中，广州商馆扮演居间协调的功能，或执行公司董事会的指示，或让“孟买海军”调查船舰来华期间获得充足的补给，以及处理泊靠澳门等问题。（［1］，卷3，32 34、64页）

在本文讨论时期里，18世纪末时，东印度公司已不时赞助南中国海的调查，或出版水文专著，至19世纪初，公司更长期支持探勘和搜集水文信息，投入不少人员与设备，并取得明显进展。1803年，“决策委员会”向公司伦敦总部建言执行探测中国海域的计划，来年，董事会同意之，表示将资助广州商馆购买专门船只，取代老旧船只，新船将用于勘查过往很少或从未曾被调查过的海域。［7］

1806年，“孟买海军”罗斯（DanielＲoss，1780 1840）船长指挥的安特洛普（The Antelope）号来到澳门，不久，Philip Maughan和公司在华购置的发现者（The Discovery）号加入探勘行动，19世纪10年代，John Crawford和另一艘调查者（The Investigator）号也加入任务，上述诸人中，罗斯船长工作时间最长，他虽曾一度被法军俘虏，但获释后仍持续进行水文调查。［8—9］“孟买海军”来华时主要以澳门作为探测和补给基地，根据广州商馆档案，上述相关船舰在中国沿海和东南亚的水文调查一直持续到1820年告一段落，前后长达近15年。［10］

在档案中也可发现“孟买海军”添置相关量测仪器的纪录。1813年10月和12月，分别购置价值不斐的昂贵“精密定时器”，以及望远镜、气压计、经纬仪（theodolite）等，共计花

①“孟买海军”的筹组源自17世纪初，当时东印度公司为防卫印度西岸时常出没的海盗，在孟买建立了一支武

装船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