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概念的东西方差异

人权概念的东西方差异

最原始的人权观念，可以追溯至古希腊的城邦民主时期。

公元5世纪时，古希腊出现了智者学派，其代表人物普罗塔格拉有一句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

在此，我们姑且断章取义的理解这句话：我们将人，看为在当时条件下，可以称之为“人”的“公民”；而将万物，看作存在于“人”的周围的，他能够作为“人”去影响的一些事物；尺度，则认为是评判标准，存在与毁灭的标准。

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在但是看来是真理——或者至少是有道理的理论：有为“人”之资格的公民，在其生活领域内，是最高的，无可压制他的。

这样，一些超过现代人理解的东西就产生了。

公民之上是否有统治者？统治者难道无法压制公民？公民的行为没有法律的规范？法律的存在不是高于公民的行为？公民所产生的评判标准不是以法律为前提的？

正是以东方化的评判标准看待普罗塔格拉的话，我们才产生了以上问题。这就出现了我们要讨论的，东西方的人权观念只差异。

以西方人权的观点去看，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公民之上虽然有统治者，但是当时的统治者已经不是万能的天神，昏庸的君主，或者残暴的僭主，而是比较富裕的公民。所以，可以说，统治者，首先是普通公民，然后他的职业是政府工作人员。

既然这样，所谓的“统治者”也就很难冒着被放逐的风险去压制公民。

公民的行为固然是有法律的，但是法律是在“保护人”的基础上建立的。每个人都有合法的权利，有的时候合法的权利会有矛盾，这时需要调节；或者是有人想要以邪恶的，不诚实的手段抢夺别人的利益，这时需要法律。

公民意识中的的评判标准固然不是以法律为基础，而是恰恰相反的，法律以公民的评判标准为基础。要知道，希腊的法律是在各个部落的妥协，从神话时代以来的继承中产生的，不是哪个人，或者那群人一时兴起制定的。亚里士多德就在《雅典政制》中多次提到“继承祖宗之法”和“由各部落协商”之类的话语。

所以，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当时希腊人的观点：关于人权与法律的观点。人权是人生而为人所固有的权利，法律是为保护和更好的实现这种比较模糊概念而形成的。

至此，我们找到了一点，也是与总话题有关的一点：人权，与法律。

或许希腊没有那么明确的人权观念，但是至少有了一种模糊的，对人的尊重。我们可以将之认为是一种原始的人权观念。

当这一观念在漫长的中世纪之后，开始苏醒时，法国人提出了“天赋人权”。这种理论是为与封建君权和教会神权作斗争而应运而生的。

“作为文艺复兴运动的主要思潮的人文主义，在反神学的斗争中发现了“人”，并要求以“人”为中心，把人作为一切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实际上，人文主义就是以个人为核心，以自由、平等为基点的人道主义。”（摘自百度知道）荷兰资产阶级思想家首先提出“天赋人权”的概念。斯宾诺莎在《神学政治论》中明确地阐述了“天赋人权”，认为这种天赋人权就是自然权利，国家就是人们通过缔结契约转让一部分自己的自然权利而产生的。同时人们还保留了一部分自然权利，这些被保留的权利既不能转让，也不能剥夺。后来的启蒙思想家洛克、孟德斯鸠、卢梭进一步的发展了天赋人权学说。笛卡尔在其《方法论》的

开头就断言：良知也好，理性也好，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天赋的，平等的，并认为这种理性是人类的最终依据。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也是随处可见“人是生而自由与平等”的影子。

抛去黑暗的中世纪不说，欧洲的古代和近代史都有着深厚的“人权”渊源。而中国，在这个以皇权为中心的国度里，到处都充满了对神明的顶礼和对权威的膜拜。

从周代开始，最早可查的《太公兵法》中，无论是“六贼七害”还是“六韬三略”，都不是为了人民服务，而是为了君王治国而服务。

简单的说，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西方的国家是为了人民而立国，东方的国家是为了统治人民而立国。只从当时思想家，理论家，政治家的一些论述和研究方向就可见端倪。

有人说，孔子是倡导“仁治”的。

孔子的原话是说：君子，以仁治国。而不是以仁待民。

换句话说，孔子提倡仁治，是为了安抚人民，巩固统治，其根本目的不是为了改善或者保障人民的生活。

因此，我们基本可以斩断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与人权——或者说是任何与人权相类似的理论——的关系。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人权理论是从近代西学东渐开始的。在经过了100年的风雨飘摇，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的政局算是相对平稳，彼时的学术还处在百废待兴的阶段，所谓的“人权”，更像是一种资本主义的论调。及至文革，几乎一切都被“打倒”，更枉论在文革以前就极为敏感的“人权”了。

待到改革开放，中国的社会学研究才刚刚重新开始，中国社会也几乎是从一个断绝一切传统的起点重新开始。以前的“人权”已经没了，新的“人权”还没有产生或者说进入。这样，在中国，人权这个概念，到现在为止，几乎还是空的。

在经过以上的调查和思考之后，我发现，在最初立题的时候，其实已经有一些偏差了。

所谓“人权概念的东西方差异”其实根本无从比较。因为西方从希腊文明时代，罗马文明时代到基督教时代，再到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大革命，整个西方史的进程中，这种思想其实是无时无刻不在渗透着的，不在发展的的——虽然有时其形式不为人所明知；而在东方，这种思想，不是与西方有差异，而是几乎不存在。

所以，东方如果硬要在这一方面与西方比较的话，只能是说，还停留在一个十分初级的阶段，或者是仅仅有其模糊的概念，而没有形成一套由产生，到运行，到保护，及至终结的理论，或者针对性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