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的现代化浅析

“中国哲学”之谓浅析

一种文化的精髓集中体现在它的哲学思想上。哲学一词正是引进中国来也只有百来年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西方的哲学才是的中国的哲人们对于自己的哲学有了自我意识和哲学的学科意识。“哲学”一词是日本人首先翻译西方philosophia（原意爱智慧）的使用的。中国有无哲学以及什么是“中国哲学”的问题，已经困扰国人一个多世纪，至今仍然争论不休。这一问题其实是“哲学”或“中国哲学”如何进入中国的衍伸，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笔者主要关注“philosophy”、哲学以及中国哲学的特点等三个方面。

Philosophy

“Philosophy”这一词愿意是爱智慧，对于哲理的渴望与追求。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的任务就是追问“存在性”。柏拉图认为存在者的存在性在于理念，亚里士多德认为它存在的根基在于第一因或者最后的原因。总的来说西方哲学从古希腊开始就以“哲学就是以进入抽象概念王国为最终目的的学问”。现在我们一般把这种哲学称为概念哲学，但是这确实是西方主流的对于哲学的定义（虽然有不少的学者对于这种思辨的哲学表示反感）。

在学科化的过程中，西方哲学形成了特有的概念系统和方法论体系。西方哲学可以看作是一种思维方式，它通过理性认识把握自然万物的本质和规律，以公理化系统为基本模式，以“是什么”为问题，试图以层层抽象追问最高的普遍性的方式，获得更加普遍的真理。举例说，我们可以从许多枝玫瑰花中抽象出“玫瑰花”的属性，从各种各样的花中抽象出“花”的属性，再从花草树木中抽象出“植物”的属性……按照这个思路如此类推，我们最终将抽象到最高的普遍性——“存在”。形而上学或者存在论就是追问“存在”是什么的学问。所有存在着的事物都必须以存在为其存在的前提，同理，所有研究存在着的事物的科学都必须以哲学为基础。笛卡尔曾经将人类所有的知识比喻为一棵大树，形而上学是根，物理学(自然哲学)是干，其他科学则是枝叶和果实。在哲学家的心目中，哲学尤其是形而上学在人类知识中的崇高地位。西方哲学是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研究哲学问题的典范。由于近代以来，这种思维方式在自然科学领域结出了硕果，以至于使哲学也踏上了科学的道路。如科学哲学等。

在西方哲学学科的发展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得感受到西方的哲学的特点，其主要标志是: 第一，独立化。哲学从神学和经学的网罗中挣脱出来。第二，人道化。哲学特别关注人的个性、尊严、解放等问题。第三，科学化。即对哲学的科学阐释以及哲学与科学的结盟等。第四，逻辑化。研究方法从传统综合型走向分析型，形式上趋于明晰和严整等。

哲学

“哲学”一词，由明治日本思想家西周助发明，已为学界所知。还有两点需要注意的是其一，西周的“哲学”仅指西洋，本来并不包括东洋。西周将philosophy定译为“哲学”，而不延用“理学”之名，是为了与传统的“国学”、儒学等本土学问加以区别。如果西周的“哲学”是为了凸显西学的整体及其特质，并与东洋学问相区别，那么“哲学”一词本身对于东洋学问就具有排他性。将“哲学”与东洋连接在一起，开始于东京大学，起重要作用的人物则是加藤弘之和井上哲次郎，以东京大学校友为主干组成的哲学会则推波助澜。可以说，“哲学”在日本的普及，不仅因为《哲学字汇》，更重要的是，将“哲学”由他者的学问即西学，变成自己的学问，即东洋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哲学”及“中国哲学”进入中国的大致进程：其时中国经过抗拒西潮的节节败退，不

仅中西乾坤颠倒，而且进入由东学而西学的阶段，接受者有之，附会者有之，困惑者有之，不以为然者亦有之。中国学人接受“哲学”之始，持异议者主要是就“哲学”一词能否准确翻译philosophy的本意，以及如何安置这一概念背后的学科架构。因为此前中国用于philosophy的译名已有多种，指向相近，含义各异，症结在于对西学的认识把握各不相同。其实欧洲各文化系统不同学科的内涵外延错综复杂，并无所谓统一的西学。接触点和取径因人而异，见解自然有别。王国维写了《哲学辩惑》，从五个方面论证哲学为有益无害之纯粹科学，不能以防流弊为名因噎废食，不可以有无实用为断；中国讲求教育，而教育的真善美即为哲学各科的主旨；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诸子，六经及宋儒之学，多深入哲学问题；中国古书散乱残缺难解，西洋哲学则系统严密，治中国哲学，必在深通西洋哲学之人。为此，他强调：“专门教育中，哲学一科，必与诸学并立。”为了避免国人不知哲学性质而诟病其名义，他主张“正名”为理学”，以息争论。

1914 年北京大学设中国哲学门，开中国哲学史课程，哲学正式合法进入学制体系。这一变化，使得哲学很快升温，成为民初相对沉闷的思想界活跃的先声。1916 年到1919 年，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等一批哲学著作先后出版，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同时，也很快成为争论的焦点。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做法，“以为我们若想贯通整理中国哲学史的史料，不可不借用别系的哲学，作一种解释演述的工具。”“我所用的比较参证的材料，便是西洋的哲学。”蔡元培为之作序，更加断言：“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所以非研究过西洋哲学史的人不能构成适当的形式。”傅斯年说：“我不赞成适之先生把记载老子、孔子、墨子等等之书呼作哲学史。中国本没有所谓哲学。多谢……我们若呼子家为哲学家，大有误会之可能。大凡用新名词称旧物事，物质的东西是可以的，因为相同；人文上的物事是每每不可以的，因为多是似同而异。现在我们姑称这些人们（子家）为方术家。思想一个名词也以少用为是。”

中国哲学

严格说来，中国哲学被称之为中国哲学，始于20世纪初，以胡适为首的一些留洋中国学者按照西方哲学的概念系统，疏理中国古代文献典籍的工作，迄今不过百年。在中国研究中国哲学，自始就面临着合法性的危机。把中国哲学归属于哲学的名下，历来存在着不同意见。胡适以西方实验主义哲学为指导撰写中国的哲学史，冯友兰以西方新实在论哲学为指导著中国哲学史，李石岑、范寿康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写中国哲学史，他们的指导思想虽有不同，但都肯定中国有哲学。却并没有得到西方哲学家的认同。前有黑格尔，后有德里达。黑格尔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哲学从希腊开始，由于东方人的精神还沉浸在实体之中，尚未获得个体性，因而还没有达到精神的自觉或自我意识。所以，所谓中国哲学还不是哲学，不过是一些道德说教而已。黑格尔提出，中国“只停留在最浅薄的思想里面”，“找不到对于自然力量或精神力量有意义的认识”，“没有概念化，没有被思辨地思考”。

熊十力认为，说中国没有哲学，是西方人贬低中国。他和冯友兰、牟宗三等相继努力发掘总结提升中国哲学的体系，以求建立中国哲学的系统。认为中国没有“哲学”就不高明的观念，显然受到进化论的影响，其实与欧洲没有儒学、理学大同小异，无所谓先进落后之分。

“中国哲学”及“中国哲学史”有三类：一是用哲学概念重装历史上的思想。这也是迄今为止一般中国哲学史的取径。如此可以附会Philosophy，却于理解古人思想无益，而且无论成败，内外均不讨好。二是“哲学”和“中国哲学”的发生及其进入中国后的发展演化，后一方面，包括“哲学”与“中国哲学”两部分。这也是撰写中的“中国哲学”史的主题及主旨。三是面向未来，用Philosophy以丰富和发展现代中国人的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