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后世评论看苏辛词

天津师范大学

本科毕业论文（设计）（“论文”或“设计”必须明确）

题目：从后世评论看苏辛词

学院：初等教育学院

学生姓名：***

学号：**********

专业：小学教育（中文）

年级：（四号宋体加粗）

完成日期：（四号宋体加粗）

指导教师：***

从后世评论看苏辛词

摘要：苏轼、辛弃疾向来被词论家并举，二人对我国词学的发展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苏轼的词作对隋以来的词坛格局进行了革新，开创了豪放派，辛弃疾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对此，不同时期的文人与词评家各有看法。通过梳理不同时期文人对二人的评价可以进一步研究二人的文学成就、比较二人风格特点的异同以及了解二人对后世的影响，从而为词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关键词：苏轼；辛弃疾；豪放派

英文题目(三号，加粗，居中，每个单词第一个字母大写，介词除外)

(空一行)

(空一行)

Abstract : （四号，加粗，左对齐）XXXXXXXXXX（小四号）

(空一行)

Key words : （四号，加粗，左对齐）xxx；xxx；xxx（小四号，小写）

前言

词是中国文学宝库中特有的一种文学体裁，作为诗的别体，其句式

长短不齐，曲调和谐、抑扬顿挫，具有别样的音乐美。它自隋唐时期萌芽，在宋代发展到了高峰，一时大盛，产生了一大批杰出的词人。元代以后，词逐渐衰落。明代时词的曲谱失传，词这一文体也就脱离了音乐，成了文人案头之作，很少配乐演唱。到了清代，词作又大大兴起，也出现了众多的流派。

苏轼、辛弃疾作为两宋词坛乃至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两位文学大家，对词的题材内容、表现手法等都有很多开拓，写出了不同于自五代以来词尚婉约的刚健气势和峥嵘气象。苏轼一改词坛“婉约”风格一统天下的局面，树豪放旷达风格，开创了豪放派，并对词体进行了革新。辛弃疾则继承并将其发展到了极致。二人一为开山鼻祖，一为集大成者，词风又具有不同的特色，苏词豪放中蕴含清旷，洒脱疏朗；辛词豪情之外又包含无法实现报国之志而悲壮沉郁的苍凉之情，二人相得益彰，共同形成了繁盛辉煌的豪放词派。

二人不同的生活时代、个人经历、思想性格和内在情感造就了他们不同的精神气质、创作思想和艺术手法，但是二人都为词这一文学体裁以崭新的面貌跃上文坛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对二人的研究与评价自宋以来从未断绝，然而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人对二人词作的评论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本文意在通过梳理北宋以来不同朝代文人对二人的评价侧面体现苏辛二人对词境的开拓、风格上的异同以及对后世

的影响，从而为我们纵览中国古代词的兴衰演绎、研究词的发展史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两宋词坛格局受苏轼冲击

苏轼二字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诗词文赋等多方面均有建树，堪称宋代文学家中对当世及后世文人学者精神层面影响最大最深远的一位，苏词“以诗为词”的词体、“自成一家”的词风被认为是苏轼对词学进入新一阶段的贡献。但在苏词创作初期，人们对其却并不追捧，甚至当时的地位颇为尴尬，甚至很多人对其是否能够称之为“词”都持怀疑态度。词这一文学体裁最早自隋代民间出现以来，多作为文人与歌妓配乐歌唱以彰显才情寻欢取乐的工具，类似于我们现在的“流行音乐”，因此题材内容上多以男欢女爱、闺怨风月为主。晚唐五代时期，词的创作中心为西蜀与南唐，其君主亦好词，此时出现了温庭筠、韦庄等为代表的花间词派，词风或华美或毓秀。虽然“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1]，词境较之以往有所变化，但词风仍是以婉约为正宗。以至于到了北宋之初，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与城市的日益繁荣，为词发展打造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更加丰富的都市生活使词这一艺术形式与市井生活的联系更加密切了。因此，北宋初期基本上承袭了传统词学观，内容多为男女之情缠绵悱恻，风格绵软艳丽或凄婉缠绵，直至柳永的出现，在题材内容与审美趣味方面较之以往有所进步，开始关注自我，谐于音律，并将词的趣味通俗化平民化，在五代花间词与北宋词坛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推进了词体的发展，因而备受推崇，造就

了“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文学社会效应。胡寅《酒边集序》亦云：“词曲者，古乐府之末造也……柳耆卿后出，掩众制而尽其妙，好之者以为不可复加。”[2]从类似这样的评论中可以看出柳词在当时

是极受欢迎的。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苏轼被通判杭州，熙宁五年（1072），苏轼开始他的词学创作生涯。熙宁七年他被调任至密州，也正是这个时期他开始了对词体特性探究。苏轼外出打猎，感到豪情满怀，渴望“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写下后世流传的《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在当时也并不为大众所接受，这样出现在传统诗歌中

的打猎题材出现在词里是不被认可的。苏轼当时虽已在欧阳修的称赞下一时名声大噪，在文坛已有一定地位，但他仍未停止对词境的开拓，力图变革词坛，继续以一己之力抗衡他眼中占据主流的“柳七郎风味”。

[3]但当时即便是与苏轼交好的黄庭坚、秦观等人，在词作风格上仍是婉约清雅为主，于豪放一派未有建树，甚至有人公开对其提出异议。“苏门六君子”之一的陈师道这样评论苏词“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功，要非本色。”[4]这里的“要非本色”即不具备词体本身的固有特征。陈师道与苏轼交好二十余年，颇受苏轼赏识并曾推荐其任徐州州学教授，尚且给予苏词“要非本色”的评价，苏门另一学士晁补之也曾对苏轼直言：“少游诗似小词，先生小词似诗。”可见当时的苏词在词体方面未能被人完全接受，堪称“词坛另类”。又有宋人彭乘评价苏词：“子瞻之词虽工，而不入腔，正以不能唱曲耳”[5]，认为苏词不合音律，不能像传统词一样讲究宫调、格

律，不适合配曲演唱，这或许与苏轼不擅音乐有关，可从其晁补之“人谓多不协音律”[6]的言论中得证。由此可见，苏轼对词做出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突破了“诗庄词媚”的金科玉律，苏轼认为词与诗一脉相承，具有相同性与相通性，形成“以诗为词”的词体。其二，对题材的革新，使词的题材从晚唐以来的男欢女爱，离情别绪，伤春悲秋的狭窄范围里跳出来，走向社会人生的广阔天地。他在词里抒爱国之志，叙师友之情，写宴赏悼亡，绘田园风光，记遨游情态。论哲理悟惮、怀古以思今，咏物以言志。虽然苏轼是豪放派词人的代表，但其词却不仅仅限于豪放，既有超然旷达的“一蓑烟雨任平生”，又有英武豪迈的“老夫聊发少年狂”，更有“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的幽怨缠绵。真正做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

”[7]。其三，在形式上冲破了音律的束缚，注重文学性多于音乐性，使词成为可以独立发展的新诗体。

苏轼无疑是两宋词风转变的关键人物，经历了“乌台诗案”这一人生的重大转折点后，苏轼被贬黄州，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这一时期的他却创造了词的辉煌成就，越来越多的北宋文人渐渐开始接受豪放旷达的词风，以至于到了南宋对苏词的推崇已大大超过否定，词坛逐渐划分为豪放、婉约以及其他不同的派别，也影响了一大批南渡词人以及以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派词人。

北宋灭亡后，苏词却并未丧失其魅力，反而因时代的变化得到了新的发展，历经两宋的许多文人已对苏词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与热情，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