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城市水环境问题探析
清朝的环境与自然灾害江南水患与北方旱灾
清朝的环境与自然灾害江南水患与北方旱灾清朝的环境与自然灾害——江南水患与北方旱灾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其统治时间跨越了近三个世纪，从1644年至1912年。
在这个时期，清朝经历了许多自然灾害，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江南水患和北方旱灾。
这些灾害与当时的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给清朝的统治和人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一、江南水患江南地区地势低洼，水网密布，而又是中国的主要农业区之一。
加之长江、黄河多次改道，不断涌入江南地区，使得水患问题愈发严重。
江南水患在整个清朝统治时期一直存在，给当地的百姓带来了巨大的苦难。
1. 形成原因江南水患的形成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江南地区地势低洼，水流缓慢，容易积水。
其次，长江的改道导致了水势的增加。
最后，江南地区的气候湿润，降雨量大，导致江河水位上涨。
2. 灾害影响江南水患对当地的农业生产和民生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每逢洪水泛滥，百姓的房屋和农田会被冲毁，农作物收成无望。
同时，洪水还会导致疾病传播，人们生活在洪水中的环境也极其恶劣。
3. 抗灾措施清朝采取了一系列抗灾措施来应对江南水患。
他们修筑了大量的护堤，加强了堤防的巡查和维护，同时也建立了一套完备的灾害预警系统。
此外，清朝还推行了抗洪救灾的政策，使得受灾人民能够得到一定的帮助和救济。
二、北方旱灾与江南水患相反，北方地区地势相对平坦，气候干旱，很容易受到旱灾的影响。
清朝时期，北方旱灾频繁发生，给当地的农业和居民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困扰。
1. 形成原因北方旱灾的形成主要与气候和地理条件有关。
北方地区降水量相对较少，特别是在夏季，干旱的状况更为严重。
此外，该地区的地理环境也对旱灾的发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2. 灾害影响北方旱灾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巨大。
由于缺水，农田变得干旱，农作物无法正常生长，导致收成大幅度减少甚至绝收。
旱灾还会导致畜牧业和渔业的崩溃，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困难。
3. 抗灾措施面对北方旱灾的威胁，清朝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抗灾措施。
清代天水地区城镇地理研究
摘要清代是我国封建王朝的末尾，天水地区城镇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到达了顶峰，城市繁荣，交通便利，贸易兴盛。
本文所指清代天水地区指的是清代秦州辖区、秦安县、清水县、礼县、两当县、徽县及县以下的基层理民体系，包括堡寨、镇、铺等。
城市的选址继承自历史时期，州城位于河谷地带，呈东西分布，是现代城市地理学中典型的河谷型城市，这是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城市形态方面，区内城市属方形和不规则形。
其中州城是方形，也是典型的分城结构，修筑了自西向东陈列的五城，分别为伏羲城、西关城、中城、大城、东关城。
大城面积最大，州治也位于此，伏羲城正如其名，太昊庙（伏羲庙）在此城中。
中城南北狭长。
行政区在大城，在城中占据了有利位置城市职能中州城的城市职能最为丰富，县的职能较单一。
本区的城市发展虽一直较缓慢，但也形成自身的城市发展体系，该区的城市体系为州-县，县下有较多的基层部门。
县城中秦安县最为典型，面积也较大，从北至南依次为北郭城、大城、南郭城。
行政区都分布于大城，其中有南北向街道贯通于三城，商业区和住宅区零散分布于其中。
清水县面积较小，在城市功能区等方面都较简单，但主要功能区齐全。
关键词：天水地区；清代；城镇地理AbstractThe Qing Dynasty was the end of China's feudal dynasty. The development of cities and towns in Tianshui reached its peak during this period. The city was prosperous, the transportation was convenient, and trade was prosperous. The Tianshui area in the Qing dynasty referred to in this article refers to the grassroots management system of the Qing Dynasty in Qinzhou, Qin'an County, Qingshui County, Li County, Liangdang County, Hui County and below, including the fortified villages, towns, and shops. The location of the city is inherited from the historical period. The state city is located in the river valley and is distributed in the east and west. It is a typical valley city in modern urban geography. This is the result of the joint action of natural geography and human geography.In terms of urban form, the cities in the area are square and irregular. Among them, the state city is a square, and it is also a typical sub-city structure. Five cities dispclayed from west to east are built, namely Fuxicheng, Xiguan, Zhongcheng, Dacheng, and Dongguan. The largest city has the largest area, and the state governor is also located here. As its name suggests, Fuxicheng has Taihao Temple (Fuxi Temple) in this city. The city is long and narrow. The administrative area is located in a big city, occupying a favorable position in the city. The city function is the most abundant in the state city, and the function of the county is relatively single.Although the urban development of this district has been slow, it has also formed its own urban development system. The urban system of this district is state-county, and there are more grassroots departments under the county. Among the county towns, Qin'an County is the most typical and has a large area. From north to south, it is Beiguo, Dacheng, and Nanguocheng. The administrative districts are all distributed in Ayutthaya, with north-south streets running through the three cities, and commercial districts and residential districts are scattered among them. Qingshui County has a small area and is relatively simple in terms of urban functional areas, but the main functional areas are complete.Key words:Tianshui area; Qing Dynasty; urban geography目录摘要 (I)Abstract (II)绪论 (1)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1)（一）选题缘由 (1)（二）研究意义 (1)二、相关研究回顾 (2)（一）历史城镇地理研究 (2)（二）清代城镇地理研究 (7)（三）天水地区相关研究 (9)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10)四、研究的特色与创新之处 (11)第一章天水地区城镇形成的历史地理条件 (12)第一节自然地理条件 (12)第二节人文地理条件 (14)第三节天水建置沿革 (18)第二章清代天水地区城镇职能、体系和其他主要部门 (19)第一节清代天水地区城镇的职能 (19)第二节清代天水地区州县城市体系 (24)第三节清代天水地区市镇体系及其他主要部门 (25)第三章清代天水地区城镇的空间结构及形成机理 (37)第一节城市形态的概念及特征 (37)第二节清代天水地区州级城市的空间结构及形成机理 (40)第四章清代秦安、清水的市镇规模、城市空间及形成机理 (49)第一节秦安、清水县城市镇规模和空间分布特点 (49)第二节秦安县城市空间特征和机理分析 (51)第三节清水县城市空间特征和机理分析 (55)结语 (57)参考文献 (59)致谢 (64)在读期间发表论文（著）及科研情况 (65)清代天水地区城镇地理研究绪论天水位于陇东南，一直有“陇上江南”之称，是古秦人兴起之地，置县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在汉唐时曾是作为军事重镇存在。
清代佛山的水事纠纷研究
第18卷总第74期V ol.18Sum N o.742009年第2期N o. 2.2009广东广播电视大学学报J OURNAL OF GUANGDONG R ADIO &T V UNIVER S I T Y清代佛山的水事纠纷研究衷海燕（华南农业大学，广东广州，510642）【摘要】佛山地处珠江三角洲的腹地，明清时期，发达的水运系统，使佛山迅速崛起为全国四大镇之一。
水环境对佛山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然而围绕着水资源及其利用，如堤围的修建、涌道的清浚、水环境等问题而不断发生水事纠纷。
清代佛山的水事纠纷的发生、审判及其结果表明，虽然清代佛山地方权势已是公共事务的主导力量，但是不能由此推测佛山地方社会实现了“自治化”。
在处理各类有关水事活动的矛盾纠纷，尤其是发生于区际之间的纠纷中，官府仍是不可或缺的力量。
【关键词】清代；佛山；水事纠纷【中图分类号】X32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764（2009）02－0031－06一、引言佛山地处珠江三角洲平原的西北部，位于西江、北江干流通往广州的要冲上，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水道纵横，河涌交错。
水乡泽国的生态环境，发达的水运体系，决定了佛山社会经济的发展①。
唐宋以前，北江支流芦苞涌、西南涌是广州与中原地区联系的主要通道。
宋代以来，芦苞涌、西南涌、石门水先后淤涸，佛山涌取而代之，西北江通过佛山涌的出口水量相对增多。
凡从北江南下船只，必先到佛山，再到广州。
佛山涌成为通往广州的主要航道，带动了佛山经济和城市的兴盛。
关于明清时期佛山的经济发展情况，前辈学者已有不少论述，本文不再赘述②。
河道的分布直接关系到佛山商业区的分布与发展。
佛山最先发展的地区是南部的栅下一带，但至明代以后，流经栅下的河道日益狭窄淤浅，大塘涌甚至成为陆地，商业活动受到影响，于是商铺从作坊中陆续分离出来，渐向北部发展。
在元、明时期还是“海傍”旷地的汾江沿岸一带和沙洲，都盖起了房屋店铺，商业区完全移至北部。
清代以来湖泊水系变化对淮阳水城建设的影响——兼论淮阳水城的保护与利用
清代以来湖泊水系变化对淮阳水城建设的影响——兼论淮阳水城的保护与利用刘亚辉【摘要】清代以来,淮阳地区龙湖水系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从而影响到淮阳水城的建设.淮阳水城位于龙湖之中,发展空间受到湖泊面积的限制,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淮阳水城从“水包城”型发展到“城包水”型.平原地区水城随着社会发展而出现两种情况:一是面积渐渐缩小,直至消失;二是得到开发和保护,水域面积得到稳定保护.近年来,对于淮阳水城景观的开发与保护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因此,试从湖泊形成的历史进程及与城市建设之间的关系来寻求一个好的发展方向,以期能更好地进行水城建设.同时,对于研究平原湖泊的消长与城市之间的关系也有着重要意义.【期刊名称】《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年(卷),期】2018(017)003【总页数】7页(P14-20)【关键词】清代以来;湖泊水系;淮阳水城;开发与保护【作者】刘亚辉【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西安71006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928.43淮阳城，位于豫东平原南部，因位于龙湖之内，故称其为平原水城。
关于淮阳水城城市形态的研究主要有黄玉上等的《淮阳古城城市空间形态研究——以坑塘水系为例》[1]一文，该文通过对坑塘水系对城市形态影响的研究为城市排水泄涝系统的建设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意义。
此外，王鹏飞等的《淮阳古城选址及水系布局与风水理论关系研究》[2]一文，通过对风水理论的讨论来分析淮阳城的选址意义及对城市形态的影响。
俞孔坚、张蕾的《黄泛平原区适应性“水城”景观及其保护和建设途径》[3]一文认为黄泛平原区“水城”风貌是城市在历史过程中与黄河洪泛、城市内涝等自然灾害长期适应形成的一种地域文化景观，是古人的生存艺术。
对于淮阳龙湖与淮阳水城城市形态的研究尚不多见。
笔者试图通过对清代以来淮阳地区保存的三部县志为基础的研究，并利用其中所保留的地图与文字大致复原出当时淮阳水城的面貌，以资参考。
明清福州内河水环境变迁及其治理
•生态与环境•明清福州内河水环境变迁及其治理吴家洲内容提要：明清时期，福州内河在自然因素和居民侵河架屋筑墙、随意倾倒粪草及在沟中填土种菜等人为因素的作用下，水患、淤塞、水污染趋于加重，局部地区水环境持续恶化。
福州内河治理，明时即由较高级别的官员主持，至清官级又有提升趋势，清末治河权力才开始逐渐下放；治河资金来源从明时的以政府支出为主转变为清中后期的以民间捐资为主。
与其他城市相比，均具有一定差异。
治理效果更多取决于治河是否符合周边居民（包括村民、商人、绅耆等）的利益诉求。
实际上，各方之间往往无法协调一致，这也注定了水环境变迁的复杂性和水环境恶化的必然性。
关键词：明清水环境福州三元沟福州“城中到处小河沟”，“城中河道，周折萦回于民居前后”，①“城中水道凡四，自南与自西、自东而入者，皆通潮水，依时盈需，以为退进”，②城、水、民居融为一体，内河与海潮相互吞吐激荡。
独特的水文格局造就了独特的水乡文化，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吟咏诗歌、民间传说、特色民俗。
但随着明清时期内河水环境的变迁，福州也留下了大量的古迹，供后人瞻缅。
以往涉及明清时期城市内河水环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区，有①（清）郭白阳撰，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竹间续话》卷2,海风出版社，2001,第24页。
②（明）邵经邦撰《弘艺录》卷24《贺吴北卷先生膺奖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别集类》第77册，齐鲁书社，1997,第477页。
城市史研究（第42辑）罗晓翔、梁志平、牟振宇、冯贤亮等对南京、苏州、上海、杭州等城市的研究，①各位学者侧重点不同，但都认为这些城市在晚清时期水环境恶化已经较为严重。
余新忠通过对史料的仔细解读，提出了对清代城市水环境的几点认识，可作为研究清代城市水环境状况的重要参考。
②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充分挖掘各种史料，将水利史、环境史及社会经济史相结合，力图呈现明清时期福州内河水环境变迁的真实图景，并探索水环境变迁背后的治理模式问题，以期更加准确地找寻明清福州内河水环境变迁与其他城市之间的异同。
清朝的地理环境与城市文化
清朝的地理环境与城市文化清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令人称道的朝代，它的疆域广阔，文化多元化。
清朝的地理环境和城市文化，既相辅相成，又相互影响，构成了其独特的文化特色。
本文将从地理环境和城市文化两个方面探讨清朝的文化过程。
一、地理环境清朝的疆域跨越东亚大陆，南北纵横，东西交错。
北部和西部是草原和戈壁，南部和东部是山峦和平原。
此外, 拥有大面积水域，如黄海、东海、渤海、辽东湾、松花江等。
这样多样的地理环境，不仅影响了清朝各个地区的居民生活方式、经济来源、信仰思想，还形成了多元化、独特的民俗文化。
清朝北部的草原，以马背游牧为生，形成了独特的草原文化，如欢乐的牧民歌曲、奔腾的马群、五彩斑斓的草原植物和各种民间手工艺品等。
草原上的部族文化，融合着强烈的族群荣誉感、互相之间的忌讳和友好感情，形成了特别的处世哲学。
南部与东部的地区以山峦和平原为主，形成了以渔、农为主的文化，如南方人热情好客、重亲友关系的传统文化，东北平原玉米、小麦、大豆等多样化的种植业发展，形成了特色品种的饮食文化。
另一方面，清朝海域广阔，海洋文化和海上贸易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在清朝，沿海城市的繁荣和海洋文化的发展，对当时的海外贸易和文化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如广州、南京、宁波、福州、厦门等城市都是在清朝时期，因为海洋交通而成为全球商业、文化中心。
二、城市文化随着商业贸易的繁荣和城市的发展，清朝时期城市文化也日益繁荣。
城市文化包括建筑、风俗和文化活动等多种方面。
建筑是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代的建筑，从宫殿到民居，都采用中国传统的"余于"这种特别路线布局。
以紫禁城为例，它规划的就非常精细，按照五行风水来布局，如太和殿正中吊一颗大球就是为了顺应风水，不仅既有文化内涵，而且形状独特。
另外，清那些城隍庙、哪些名胜古迹，也是都采用传统中式建筑形式，显现出华夏文化的气息。
城市风俗是城市文化的体现。
清朝时期，城市风俗多以玩乐娱乐为主，如对于册子宴或是论花会、赛鸟会等活动，也常常吸引着众人的眼球，它是一种风俗，也是一种文化和娱乐活动，从中可以看出清代城市文化的丰富性。
明清时期广东山区的陂塘水利与生态环境
明清时期广东山区的陂塘水利与生态环境吴建新【摘要】It i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ater Conservation project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the mountainous areas in Guangdong Province in the Ming and the Qing Dynasties.Water facilities improve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value of the land in the mountainous areas.But the growing soil erosion from mountains blocked the ponds and dams and raised the level of river bed.Waste ponds,river beds,and ditches were reclaimed into farmland.The previous dams of the rivers blocked shipping.The dams also slowed down the runoff flow,and caused mud stagnant.The increasing river bed and river overflow affected the shipping in the water resources.Controlling measures were proposed for silting ponds and increasing river beds.%叙述了明清山区陂塘水利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
陂塘水利改善了山区的农业环境,提高了土地的价值。
而日益严重的水土流失使河道和陂塘淤塞,废弃的河道、陂圳、山塘又被占垦为田。
水环境变迁与黄淮平原城市经济的兴衰
水环境变迁与黄淮平原城市经济的兴衰水运交通和农耕环境是黄淮平原水环境优劣最直接的体现，明清时期，受频繁黄河水患的冲击，该地区水运能力和农耕环境均受到很大影响，表现为农业经济发展迟缓，城市经济由兴渐衰，开封城即是如此。
黄河的频决，不但使其自身航运价值不佳，还冲击了开封城赖以通商的贾鲁、惠济二河，造成水运环境的恶化，同时又淹没城池，破坏农田，削弱了开封城经济发展的内源力。
尽管官民多有治理工程之兴举，开封城亦曾达到一定的繁荣局面，却并未能扭转最终衰落的命运。
标签：明清；开封城；水环境；经济兴衰水环境是一个具有伸缩性的概念。
依朱士光所言，它包含了河流、湖泊、沼泽、湿地等自然水体及运河、陂塘、沟渠等人工水体①。
刘翠溶则将之扩大至国家各项水利事业及其对周遭环境的影响②。
汪雅梅将其进一步宽泛化，地理位置、气候概况、植被等地理环境及政治经济制度、文化状况、管理行为、法律法规、人口因素等人文环境均被纳入其中③。
在这些内涵中，天然河流、人工运河及其决溢带来的环境与交通影响、国家的治理行为与治理成效，对城市经济发展至为重要。
就城市经济而言，良好的水运交通利于城市的对外贸易往来，是城市经济发展的生命线；稳定的耕作环境利于城市腹地的农业丰收，更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內源力。
因此，河道的频繁决徙，既带来了水运能力的低下，也阻碍了农业经济的发展，使得城市经济发展的两个助推力均受到严重弱化。
而在这一问题上，开封城最富有典型性、代表性。
遗憾的是，前期研究成果多为宏观考察，如李润田④、陈代光⑤、黄以柱⑥等人分别以黄河、运河及环境变迁为视角，展开通史性的研究，失之简略和深入。
故笔者不揣浅陋，试以黄河水患剧烈的明清两朝为研究时段，探讨水环境变迁与城市经济兴衰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开封城之航道明代之前，开封城曾有着非常发达的水运网络，华北平原的河道基本上是在开封城附近作扇形南北分流入海。
⑦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河道或为黄河泥沙所淤平，或因决溢而改道。
明清时期环境保护的实践与探索
明清时期环境保护的实践与探索“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环境问题一直是人类关注的焦点。
在中国历代王朝，也有着对环境保护的实践与探索。
明清时期尤其在环保方面做出了很多的尝试和实践。
一、水资源的保护在明清时期，水资源的保护一直是比较重要的环保问题之一。
当时的润州府衙门为了解决淝水泛滥及田田淤积的问题，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
例如，筑堤洪泛、疏浚河道、加固护墙等。
同时，政府还颁布了许多禁令，禁止私挖河淤、盗伐沿河林木等行为，以维护水资源生态平衡。
这些实践为后期水利工程的发展起到了帮助和支持。
二、森林资源的保护在明清时期，森林资源的保护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保问题。
明代万历年间，为了保护梓潼山的森林资源，政府采取了封山禁伐，在山冈谷洼处，在禁伐线下种植不同种类不同形态的树木，以增强植被覆盖率。
另外，还在山东、江西等地出台了很多禁伐令，对于违反者，不仅要追究责任，还要进行强制复造，以保护森林的生态平衡。
三、社会公德与环保明清时期人们的大众环保观念已经比较高，社会公德文化也逐渐兴盛。
时人梅尧臣曾提出“修德先声”，即修行公德，先做善事，以树立社会声誉和公信力。
例如，明代孔尚择时任太守，禁止举办放河灯、鸱鸮祭等有损生态的习俗，促进了当时公德意识的增强。
还有慈善团体、义学等机构的出现也对寓教于乐的环保宣传起到了促进作用。
四、生态问题的提出与解决在明清时期，生态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是官方比较关注的问题，例如修建盐道、修建筑路、治理河流、加强农田修葺等，都是为了关注环保问题的体现。
明代张孟争为了避免黄河泛滥，修筑长达数百里的苏皖株浦堤，遏制了江、淮、河三大巨流的交汇处，起到了巨大的保护作用。
施行这些生态保护政策并不容易，但是通过各级政府官员的不懈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明清时期环境保护实践延续至今，对于当前环保工作也给我们一定的启示。
环境保护没有绝密的套路，合理的环境保护选择要因地制宜，有科学性和系统性。
同时，社会公众的环保意识持续增强，环保文化也正在逐步浸润人们的生活。
《宜昌记忆》：探寻明清宜昌的城市排水系统
《宜昌记忆》：探寻明清宜昌的城市排水系统文|程锡勇本文由三峡广电公众号首发在宜昌市档案馆，翻开清同治三年（1864年）的《东湖县志》（清雍正十三年，升夷陵州为宜昌府，府署所在地因有东湖立东湖县，民国初年改为宜昌县），一幅标识清楚的“县沟衢图”赫然在列，细细品读，发现它科学而实用，颇有改善人居环境、推动可持续发展的意味，于今都有借鉴参考价值。
宜昌，古称夷陵。
自公元前278年秦伐楚，拔郢烧夷陵，夷陵之名始见于史，以后为历代郡、县、州、府的治所，建城史有2300多年。
为避水患，城址曾多次迁移，现在的宜昌城是在600多年前的明代古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明清以来，宜昌古城的墙垛、城门不断加高巩固，街巷、宫庙不断修筑建造，人口、民居、店铺等不断聚集增多，为保一方江山永固和民众安居乐业，历代为政者十分重视宜昌城的排水防涝。
馆藏《东湖县志》“县城垣图”页面馆藏《东湖县志》中的“县城垣图”馆藏《东湖县志》“县沟衢图”页面馆藏《东湖县志》中的“县沟衢图”长江从宜昌市区西北端上红溪入境，至古坟溪出境，岸线长达29.5公里。
城区主要分布在长江左岸一、二级阶地上，海拔49.85-85米，地势自东北向西南倾斜，局部地势低洼（海拔47.2米）。
据水文资料记载，宜昌长江最高洪水位55.92米（1896年），最低水位（38.51米）（1937年），最大落差17.31米，常年水位在44米左右。
这种地理水文环境，自古如此，没法改变，宜昌人民只能依势而居。
据《东湖县志》中“县城垣图”和“县沟衢图”的说明文字记述：“城址地脉来自东山，由东北城迤逦而入”，“镇境（山）亘其北，葛道（山）竦其南，上纳金沙、岷山数千里之水，为城襟带，而荆门、虎牙诸山关键其外，形势雄秀杰出，俨然一名都会”。
但美中不足的是，“环城地址平衍，十余里无深渠巨潴以泄水势”。
《东湖县志》中关于城垣图的说明为排水防涝，从建城之初，地方官就规划建造了宜昌古城的地下排水系统，历明清两代的营建、疏浚和拓展，已有了一定的规模和管理心得。
清朝时期的水利建设
清朝时期的水利建设在清朝时期，水利建设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为中国的农业，工业和交通运输等领域做出了贡献。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探讨清朝水利建设的历程和它对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
一、清朝初期水利建设的现状据历史记载，清朝初年的水利建设并不太发达。
此时的水利建设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区，因为这里的水文环境较为复杂，需要较多的水利工程来调节水位。
江南地区的水利工程较为先进，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杭州的西湖，它的造湖工程成为了近年来世界范围内古建筑保护的典范。
此外，清朝的初年还建造了北京城外的马坊水库和京杭大运河等。
然而，在清朝的早期，水利建设的发展受到了许多因素的限制，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人力和物力的缺乏。
清朝的政治、军事和外交事务相当忙碌，需要高度的战争和财政投入，因此很难投入足够的资源来支持水利建设。
此外，清朝的交通运输和工业还没有发展，在这个时期内，许多在水利建设领域积累的经验也很快就消失了。
二、清朝中期水利建设的发展在清朝的中期，清政府开始逐渐改变这种现状，对水利建设投入了更多的资源。
这个时期的水利建设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和淮河流域，因为这两个流域的洪灾于中国的稳定非常重要。
清朝中期的黄河治理是一个重要的启示，它是汉族和满族民族之间合作和相互融合的历史见证，也是中国古代治理黄河的范例之一。
此时期的黄河治理较为成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清朝中期还修建了浙江省的潘泽漕运渠，使得该地区的水运得到进一步发展。
三、清朝后期水利建设的成果随着清朝当时的经济发展，清政府开始大力投入水利建设领域。
这时期的清朝，淮河流域、苏南地区、闽南地区、两广地区的水利建设发展较快。
清朝后期的水利建设中，最为著名的是黄河的清淤和治理。
在1842年至1938年之间，清政府先后进行了33次的黄河清淤，使得河床逐渐下降，水位逐渐稳定，有效避免了洪灾。
除此之外，此时期还修建了松花江上游的金达河、虎林闸、黑龙江干流等水利工程。
随着这些水利工程的建设和发展，清朝在水利建设领域上逐渐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果。
223条中国古代史专业论文题目选题参考
223条中国古代史专业论文题目选题参考中国古代史专业是培养从事魏晋南北朝史、宋史、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专门人才。
本文就以中国古代史为例提供优秀论文题目200余个，其中包含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等专业。
希望各位需求者能够学以致用！1、民间借贷中的暴力冲突:清代债务命案研究2、“冠带荣身”与明代国家动员——以正统至天顺年间赈灾助饷为中心3、皇帝“私”礼与国家公制:“开元后礼”的分期及流变4、全新世以来浙江地区史前文化对环境变化的响应5、先秦社会最高权力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6、出土文献与先秦自然宇宙观重审7、18世纪中国南北方市场整合程度的比较——利用清代粮价数据的研究8、逐鹿或天命:汉人眼中的秦亡汉兴9、明清时期嘉陵江流域水旱灾害时空分布特征10、秦汉帝国扩张的制约因素及突破口11、金朝初叶的国都问题——从部族体制向帝制王朝转型中的特殊政治生态12、清代耕地数据恢复重建方法与实证研究13、科技考古视野下的商王朝锡料来源与“金道锡行”14、南宋朝廷与四川地区的文书传递15、秦军功爵制的经济学分析——兼论秦军功爵制功效何以远超六国16、明清时期浙江沿海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异特征17、清代司法检验制度中的洗冤与检骨18、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19、唐国史中的史实遮蔽与形象建构——以玄宗先天二年政变书写为中心20、唐宋州县治理的本土经验:从宋代司法职业化的趋向说起21、建构“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经验与战略思考22、论西周时期的“南国”23、松散等级体系下的合法性崛起——春秋时期“尊王”争霸策略分析24、明代庶吉士群体构成及其特点25、中国唐律研究三十年26、“山人”与晚明政局27、土地改革、阶层流动性与官僚制度转型:来自唐代中国的证据28、祖先与神明之间——清代绩溪司马墓“盗砍案”的历史民族志29、泾渭清浊:乾隆朝的考察辨析及其功用意义30、寻找最初的“仁”对先秦“仁”观念形成过程的文化考察31、乡绅之治与国家权力——以明清时期中国乡村社会为背景32、异地高考的历史参照:清代异地科举考试政策探论33、近十年明清宗族研究综述34、水上交通与商代文明35、秦汉律所见“质钱”考辨36、渔采狩猎与秦汉北方民众生计——兼论以农立国传统的形成与农民的普遍化37、元代汉人受蒙古文化影响考述38、清代慈善组织中的国家与社会39、《唐律》中的量刑制度及其历史贡献40、明清北京休闲空间格局研究41、《从混沌到秩序: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论》述评42、西夏汉文“南边榷场使文书”再研究43、分水之争:公共资源与乡土社会的权力和象征——以明清山西汾水流域的若干案例为中心44、灌溉、环境与水利共同体——基于清代关中中部的分析45、元和明前期南北差异的博弈与整合发展46、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的异同及其启示47、从乡豪历史到士人记忆——由黄佐《自叙先世行状》看明代地方势力的转变48、从中央与地方关系互动看宋代基层社会演变49、西汉末年的国家祭祀改革50、“界外”:中国乡村“空心化”的反向运动51、曹操与原始道教52、从墓地、族谱到祠堂:明清山东栖霞宗族凝聚纽带的变迁53、“五德终始”说之终结——兼论宋代以降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54、国家认同:清史研究的新视角55、明清江南基层区划的传统与市镇变迁——以苏州地区为中心的考察56、清华简《系年》与两周之际史事的重构57、北宋时期疫灾地理研究58、清代满人的“中国认同”59、汉成帝元延三年侯国地理分布研究60、里耶“户籍简”与战国末期的基层社会61、从清代新疆屯垦政策角度谈屯田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以天山北路东部屯垦为中心62、清中叶以降浙南乡村家族人口与家族经济63、经营地方:明清之际的济宁士绅社会64、朝堂之外:北宋东京士人走访与雅集65、《郑芝龙航海图》考——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藏《雪尔登中国地图》名实辩66、秦汉国家统治机构中的“司空”67、唐代乡村基层组织及其演变68、两宋政治地理格局比较研究69、夏朝前夕洪水发生的可能性及大禹治水真相70、宗族、市场、盗寇与蛋民——明以后珠江三角洲的族群与社会71、“五等爵”制与殷周贵族政治体系72、明代解元考中进士的比例、年龄与空间分布73、明代青花瓷的展开:以时空为视点74、论唐代佛教的世俗化及对女性婚姻家庭观的影响75、宋代主流意识支配下的战争观76、清末“庙产兴学”与乡村权势的转移——以巴县为中心77、“主仆名分”与宋代奴婢的法律地位——唐宋变革时期阶级结构研究之一78、大清刑律草案签注考论79、清代讼师贪利形象的多重建构80、清代陕蒙交界地区的土地开垦过程81、清代江南的卫生观念与行为及其近代变迁初探——以环境和用水卫生为中心82、清朝皇帝的中国观83、红夷大炮与皇太极创立的八旗汉军84、实力、观念与不对称关系的稳定性——以明清时期的中朝关系为例85、明代通货问题研究——对明代货币经济规模和结构的初步估计86、十七世纪西方耶稣会士眼中的北京——以利玛窦、安文思、李明为中心的讨论87、“天下观”的逻辑起点与历史生成88、鼎革与变迁:明清之际江南士人行为方式的转向89、杭州旗人和他们的汉人邻居:一个清代城市中民族关系的个案90、春秋官制与《周礼》比较研究——《周礼》成书年代再探讨91、二十世纪清代灾荒史研究述评92、北魏初期的爵本位社会及其历史书写——以《魏书·官氏志》为中心93、唐宋时期科举制度的变革与社会结构之演变94、“传奉官”与明成化时代95、南宋移民与临安文化96、南宋临安的娱乐市场97、重返“古苗疆走廊”——西南地区、民族研究与文化产业发展新视阈98、单名与双名:汉晋南方人名的变迁及其意义99、章学诚的“经世”观与清初“大一统”意识形态的建构100、唐代寡居妇女的生活世界101、春秋战国时期外交思想流派102、唐代兵制的演变与中古社会变迁103、汉代三老:“非吏而得与吏比”的地方社会领袖104、月令与秦汉政治再探讨——兼论月令源流105、官制、语言与司法——清代刑部满汉官权力之消长106、耶律阿保机建国方略考——兼论非汉族政权之汉化命题107、空间与秩序：明清以来鄂东南地区的村落、祠堂与家族社会108、论拓跋鲜卑之得名109、清代滇铜京运路线考释110、明代白银货币化:中国与世界连接的新视角111、内结与外结:清代司法场域的权力游戏112、清代宗教与国家关系简论113、从军事城堡到塞北都会——1429—1929年张家口城市性质的嬗变114、朝贡、礼仪与衣冠——从乾隆五十五年安南国王热河祝寿及请改易服色说起115、魏晋南北朝时期疫灾时空分布规律研究116、宋辽金元建制城市的出现与城市体系的形成117、出土文字资料与五帝新证118、明代地域商帮兴起的社会背景119、清代科举八股文的衡文标准120、中国外交的起源——试论春秋时期周王室和诸侯国的性质121、也论先秦时代的司寇122、民国历史教科书中的民族认同与政治认同123、《里耶秦简》(壹)所见秦代县乡机构设置问题蠡测124、宋代妇女奁产所有权探析及其意义125、清朝《状式条例》研究126、“禅让”与“起元”:魏晋南北朝的王朝更替与国史书写127、秦汉时期的“夜作”128、汉代女性的工作129、普遍授田制的终结与私有地权的形成——张家山汉简与秦简比较研究之一130、明代科举各级考试的规模及其录取率131、秦汉法典体系的演变132、唐代家庭形态的复合型特征133、八股之外:明清江南的教育及其对经济的影响134、明清易代与明遗民的心理氛围135、明代都司卫所制度与军管型政区136、现代性抑或中国性历法在明末以来的法律命运137、宋代图经与九域图志:从资料到系统知识138、《唐律疏议》中的“及”字例析——传统中国的立法技术一瞥139、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赘述140、论清代边疆问题与国家“大一统141、田啬夫、田典考释——对秦及汉初设置两套基层管理机构的一点思考142、改革开放以来宋史研究若干热点问题述评143、东汉的豪族与吏治144、鸦片战争前在华西人与对华战争舆论的形成145、两个南北朝与中古以来的历史发展线索146、宋代籍帐制度探析——以户口统计为中心147、二十世纪以来明代科举研究述评148、对清代朝贡体制地位的再认识149、从幕府到职官:清季外官制改革中的幕职分科治事150、何谓“唐宋变革”151、宋代“中国”意识的凸显——关于近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152、北魏直勤考153、疾病与唐蕃战争154、日本史学界的明清“绅士论”155、“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试析——北宋政治架构探微156、盛世叩阍:清前期的皇权政治与诉讼实践157、聚落形态与社会转型:明清之际韩江流域地方动乱之历史影响158、十五至十六世纪江南粮长的动向与高乡市镇的兴起159、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祠堂的控制功能160、明代科举的发展特征与启示161、明清科举制的社会整合功能以社会流动为视角162、讼师对法秩序的冲击与清朝严治讼师立法163、唐代地方祠祀的分层与运作——以生祠与城隍神为中心164、明代毛乌素沙地变迁及其与周边地区垦殖的关系165、两汉时期气候状况的历史学再考察166、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67、唐代的请托及其法律治理困境168、清代城市水环境问题探析:兼论相关史料的解读与运用169、明代官员久任法研究170、明清中国水利社会史研究的理论视野171、周代天命观念的发展与嬗变172、唐代石堡城、赤岭位置及唐蕃古道再考173、明代外交观念的演进——明太祖诏令文书所见之天下国家观174、改革开放以来唐史研究若干热点问题述评175、北魏境内胡族政策初探——从《大代持节豳州刺史山公寺碑》说起176、政府能力和万历年间的民变发展177、区域社会史视野下的明清泽潞商人178、清代汉水上游的水资源环境与社会变迁179、二十世纪魏晋南北朝史研究180、“汉家”神化看两汉之际的天命竞夺181、明清南京内河水环境及其治理182、越南使臣与清代中越宗藩秩序183、从《罗让碑》看唐末魏博的政治与社会184、清代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土地开发与村落形成185、超越“汉化论”与“满洲特性论”:清史研究能否走出第三条道路186、西周时期“里”的性质187、清代文字狱研究述评188、永王璘案真相——并释李白《永王东巡歌十一首》189、试论唐代长安佛教寺院的等级问题190、清代北方农田水利史研究综述191、试论金人的“中国观”192、清末地方官员学堂教育述论——以课吏馆和法政学堂为中心193、宋人生活水平及币值考察194、汉武帝“广关”与西汉前期地域控制的变迁195、秦汉时期南岭交通的开发与南北交流196、“利及邻封”——明清豫北的灌溉水利开发和县际关系197、雍正王朝在贵州的开发对贵州石漠化的影响198、剃发·蓄发·剪发——清代辫发的身体政治史研究199、汉代的流言与讹言200、秦汉时期气候变迁的历史学考察201、从“亲眷申冤”到“刑及妻孥”:论唐代刑事诉讼中的女性202、碑传与史传:上官婉儿的生平与形象203、唐代判词中的实判——兼与拟判比较204、涌动的东亚——明清易代时期东亚政治行为体的身份认同205、明代中后期士风异动与士人社会责任的缺失206、明代山西北部聚落变迁207、宋代“田制不立”、“不抑兼并”说驳议208、元代多族士人网络中的师生关系209、明清诉讼:官方的态度与民间的策略210、春秋战国的“立公灭私”观念与社会整合211、二十世纪的中国秦汉史研究212、土司制度基本概念辨析213、明代太仓州的设置214、京房的《易》阴阳灾异论215、试论清朝前期封贡体系的基本特征216、利玛窦研究三十年217、谁主沉浮:农牧交错带城址与环境的解读——基于明代延绥长城诸边堡的考察218、“立家之道,闺室为重”——论唐代家庭生活中的夫妻关系219、清代文字狱的整体状况与清人的载述220、政治选择与宋代文官士大夫的政治角色——以宋朝治国方略及处理文武关系方面探究为中心221、春秋战国乡里社会的变化与国家基层权力的建立222、两汉童蒙教育223、秦汉里制与基层社会结构。
明清时期江汉平原（含监利）水患与城镇发展
明清时期江汉平原(含监利)水患与城镇发展近年来，江汉平原在明清时期的迅速崛起和同样迅速的人地关系失衡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问题，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自然灾害尤其是水患的成因、基本状况、影响以及相关的理论问题，他们的研究成果勾勒出江汉平原水患的基本轮廓，在许多方面有相当精辟的见解，为后来者提供了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背景和基础。
[1]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点探讨在水患肆虐的江汉平原，城镇发展所受影响及其特征。
一、明清时期江汉平原城镇发展的基本状况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从长江下游向西逐步推进，江汉平原在雄厚的垸田农业基础上，凭借优越的地理条件，一跃成为全国转运贸易的枢纽。
在此过程中，江汉平原城镇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
那些最初因政治、军事的需要而形成的县(州)城逐渐成为集政治中心、商品集散地、手工业中心等多种功能于一身的地区性政治、经济中心。
同时，在县(州)城的周围以及河口等便于船舶停靠的地方逐渐形成新的以经济功能为主体的市镇，它们大多以转运贸易起家，同时兼顾周围地区的日常需求。
对于这些城镇来说，四通八达的河流就是它们的生命线，这一点在城镇的布局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以江汉平原16个县(州)城为例，它们中有9个分布在长江两岸，占总数的56%，其余的分布在汉水及其支流的两岸。
商业市镇也无一例外地分布在大大小小的河流两岸，其影响范围由河流的大小和市镇自身的位置决定，一般来说，处于长江、汉水沿岸或是几条河流交汇处的城镇，其辐射范围广，发展潜力大，因而发展速度快，规模大。
江汉平原这种密度较高、集中于河流两岸的城镇分布格局既是因商业发展的需求而形成的，同时也是商业发展的支柱，这些级别不同、功能略有差异的众多城镇散布在整个平原，在明清时期呈现出生机勃勃、兴旺发达的景象。
在明清时期，尽管商业在城镇发展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但对于县(州)城来说，政治功能仍是不可忽略的一部分。
在政府拨款大力维护的城墙内，有大量坛庙、官衙、公署、仓库、监狱等建筑，政府在地方的各级行政、军事、文化代表就驻扎在这里，从地方官员到下级皂隶，以及由此产生的供应他们日常各种需要的人员，其数量在这类城市人口中占有相当比例，属于城市中的特权阶层。
清朝的环境保护与生态意识
清朝的环境保护与生态意识清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秉持着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理念，在环境保护与生态意识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
清朝致力于维护国家生态平衡、保护自然资源，并通过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来促进环境可持续发展。
本文将以清朝的环境保护实践和生态意识提升为主线，展开深入探讨。
一、自然资源的保护与管理清朝以其独特的治理方式和环保观念，在自然资源的保护与管理方面走在了时代的前沿。
首先，清朝加强了对大片森林、湖泊和草原等自然资源的保护。
例如，清朝建立了森林保护区，实行封山育林政策，限制了伐木和放牧，有效减缓了森林、湖泊和草原的破坏速度。
此外，清朝还禁止开垦湿地、毁坏河湖资源，并颁布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法规，对自然资源的保护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生态意识的普及与提升清朝提倡一切从自然出发的思维方式，强调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性，并通过教育和宣传普及生态意识，提高国民的环境保护意识。
清朝开设学校，教授自然科学知识，以培养人们的环保意识和科学素养。
同时，清朝还组织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倡导保护野生动物，保护水源和土壤等环境资源，激发人们的环境保护热情。
这些举措有效地提升了整个社会对环境保护的认知与行动。
三、污染治理与绿色产业发展清朝注重对污染问题的治理与绿色产业的培育，为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为了减少污染物排放和处理，清朝实施了一系列清洁生产和环境改善措施。
例如，在工业生产过程中，清朝加强了对污染排放的监管，禁止了一些有害物质的使用，推广了清洁生产技术。
与此同时，清朝还鼓励绿色产业的发展，提倡农业、林业、渔业等一系列绿色产业的发展，推动了经济与环保的良性互动。
四、国际合作与交流清朝积极与其他国家开展环境保护方面的国际合作与交流。
清朝与俄罗斯、日本等邻国签订了一系列环境保护合作协议和条约，共同解决边境地区的环境问题。
此外，清朝还派遣官员和专家前往欧洲、美洲等地考察、学习先进的环境保护理念和实践经验，吸取外国的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为国家的环境保护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明清时期的生态环境研究
明清时期的生态环境研究明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繁华的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环境最差、破坏最厉害的时期之一。
明清时期的生态环境研究，一方面可以揭示历史环境演变的规律和演变机制，另一方面也可以为中国环保事业的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
一、明清时期的生态环境现状明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出现大规模资源开发和环境破坏的时期。
据史料记载，明代中期开始，中国各地几乎都建有铁矿、煤矿、铜矿等大型矿山，林木被毁、水土流失严重。
清代前期，由于战乱连绵，致使人口频繁迁徙，灾害频发，又加上土地不断开垦，无可避免地造成了大量土地荒漠化，水资源短缺。
由此可见，明清时期的生态环境是面临重大挑战的。
经济的发展和环境的保护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人们开始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但却不能做出有效的改变。
二、生态环境研究现状近年来，随着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对明清时期的生态环境研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现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土地、水资源、人口迁徙、矿产资源等方面。
1. 土地资源研究明清时期的土地资源开发量非常大，因而造成当时土地资源的极度耗竭。
明代中期以后，中国北方的草甸转化为农田，大量退耕还林的事迹较少，导致北方荒漠化程度加剧。
清代前期，土壤质量下降、土地荒漠化当场发生，许多地方土地破败，铁锈工业的热潮一度助长了土壤质量的下降。
2. 水资源研究明清时期的水资源研究主要是对水土流失、干旱、地下水水位下降等问题的研究，其中最为明显的问题就是水土流失。
水土流失不仅影响了农业的发展，同时还加剧了地面的一次性污染，引起了激烈的争议。
而当时因为缺水和水资源短缺，导致当地生态系统的破坏，影响了人们的生存环境。
3. 人口迁徙研究明清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战事连绵，灾难频繁。
这些因素导致了人口的频繁迁徙，影响了当地的生态环境。
重大的无序迁徙导致了生态环境的破坏，人口的大量聚集也导致了生态环境的新的变化，成为了当地生态系统的污染源。
4. 矿产资源研究明清时期中国矿产资源开发出现了一个爆炸性的增长，采矿行业发展迅速，但这同时也导致了当地环境的快速破坏。
概括明清时期汾河生态问题产生的背景
概括明清时期汾河生态问题产生的背景明清时期，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黄土高原人民生产力得到提高，加上自然气候变迁等多种因素作用下，汾河流域遭受了巨大破坏。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欧美列强不断入侵，对中国内陆腹地形成包围，掠夺、殖民和经济渗透。
据统计，从道光至光绪年间，中国有关黄河改道工程、山洪治理以及“水患”等问题出现过近百个奏折。
这些意见与批示均直接或间接反映在政府文书档案里，而且很多都被当做决策依据。
由于缺乏科学性，造成许多错误甚至失败。
如：1855年，山东巡抚丁宝桢曾向朝廷建议疏浚运河，但未获准行；1861年，李鸿章再度请求开挖运河，仍无结果……汾河流域是山西省主要的农业区之一，耕地占全省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粮食产量约占全省四分之一。
它又是晋南煤炭基地，矿藏丰富，仅阳泉市境内已探明储量达4亿吨以上。
同时，汾河流域又是华北重要交通枢纽，铁路干线纵横交织，公路网遍布城乡，并有航空港可供使用。
由于黄河几十年来多次泛滥，致使汾河流域水灾频繁，尤其是每逢汛期，洪水暴涨，威胁着周边各县，对沿岸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另外还有水利方面，历史上黄河曾多次改道，在河南兰考附近入海，给两岸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元代末年，黄河改道，洪水冲毁汴梁城。
明初，黄河再次南移，夺淮入海，淹没江苏徐州、邳州等城镇。
万历年间，黄河又北徙，淹没河南怀庆（今沁阳）等地。
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黄河北徙后复故道，改为经山东入渤海。
但是，清朝晚期以来，随着国势衰弱，对内残酷压迫剥削，对外丧权辱国，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中法天津条约》、《中英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黄河河道越来越往北偏移，形成了黄河夺淮入海的局面。
自从黄河夺淮入海后，中国水患更加严重，最终导致近代中国的贫穷落后。
其次，环境污染也是造成汾河生态危机的原因之一。
据调查研究，汾河流域大气质量恶化，大气中二氧化硫含量超标1.5倍，二氧化氮含量超标2.7倍，二氧化碳含量超标6.3倍，烟尘含量超标0.4倍，悬浮物含量超标8.9倍，酸雨超标20%，降尘量达30—50毫米/日，酸雨覆盖率达80%， PM10浓度平均值达1200微克/立方米，平均风速低于2米/秒，污染指数大于200。
清朝的环境保护与自然灾害
清朝的环境保护与自然灾害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从1644年至1912年，统治了中国长达268年。
在这个漫长的时期里，清朝面临了许多环境保护问题和自然灾害的挑战。
本文将探讨清朝的环境保护措施以及面对自然灾害时的应对策略。
一、清朝的环境保护1. 治水工程清朝统治时期，长江流域经历了一系列的洪水灾害。
面对这些灾害，清朝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来保护环境和防止洪水。
其中最著名的是康熙、乾隆时期的治水工程，如康熙南京盐运河和乾隆修建的肥城堤等。
这些工程不仅增加了水利设施，还改善了水道疏浚，提高了水系的容纳能力，减少了洪涝灾害的发生。
2. 森林保护清朝政府十分重视森林资源的保护和利用。
他们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来管理森林，禁止滥砍滥伐和采矿等破坏性行为。
此外，清朝还注重森林的重新植被和植树造林工作，以增加森林覆盖率和保护生态环境。
3. 动物保护清朝保护动物资源的政策主要集中在狩猎管理上。
封建社会里的贵族和皇家成员经常进行狩猎活动，因此清朝制定了一系列规定和训令来限制狩猎行为，以保护野生动物的生存和繁衍。
二、清朝面对的自然灾害1. 洪水清朝时期，中国各地经常发生洪水灾害，给人民带来巨大的伤害。
洪水是由于江河水位上涨，决口、漫堤造成的。
清朝政府实施了许多措施来应对洪水，如加强堤防和治理水道，不断改善排水系统等。
此外，清朝还组织了灾后救援和重建工作，为受灾人民提供了帮助和支持。
2. 干旱在清朝的统治下，中国北方经常面临干旱的困扰。
灾荒导致人民缺乏粮食和水源，生活困苦。
清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如改良灌溉系统、推广节水技术、调度水资源等，努力缓解干旱带来的影响。
3. 地震清朝时期，中国各地也频繁发生地震。
地震对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了巨大破坏。
清朝政府在面对地震时，加强了地质监测和预警体系，在地震频发地区建立了应急救援机构，并采取了恢复和重建措施，为受灾地区提供了援助和支持。
总结：清朝统治时期，中国面临了许多环境保护和自然灾害的挑战。
清末以来江南城市的生活用水与霍乱
① 《杭州关十年报告 (1912 - 1921) 》, 《近代浙江通商口岸经济社会概况 ———浙海关 、瓯海关 、杭州关贸易报告集成 》, 第 705 - 706页 。
② 《杭州关十年报告 (1922 - 1931) 》, 《近代浙江通商口岸经济社会概况 ———浙海关 、瓯海关 、杭州关贸易报告集成 》, 第 717 - 718页 。
社会科学 2010年第 1期
李玉尚 : 清末以来江南城市的生活用水与霍乱
清末以来江南城市的生活用水与霍乱3
李玉尚
摘 要 : 1820年霍乱传入江南之后 , 城市污染的市河遂成为一严重的疾病问题 。 清末民国年间 , 在大城市 , 大量土井和外来人口的存在 , 使得饮用和使用不洁水源的现 象 , 仍然存在 , 故霍乱感染人数 , 仍然相当多 。在中小城市 , 由于生活用水主要依赖江 河和井水 , 也有比较高的感染率 。但在某些水流速度较快 、水质清洁的小市镇 , 其感染 率则较低 。
在有统计的 398例病人中 , 死亡 63人 , 痊愈 335人 , 病死率 15183%。这个病死率虽然比罗 格发明的生理盐水治疗的死亡率要高一些 , 但亦说明生理盐水治疗已得到比较普遍的应用 。
从感染途径和病死率较高来看 , 患者应以下层苦力为主 , 汇计簿中还列有病人年龄分布和职 业统计 , 兹据此制成表 2、表 3, 如下所示 。
关键词 : 江南 ; 城市 ; 生活用水 ; 霍乱 中图分类号 : K92815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025725833 (2010) 0120150211
作者简介 : 李玉尚 ,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上海 200240)
清代以来 , 江南城市的市河体系从整体上来说 , 向着河道变狭 、流速减慢和污染加剧方向发 展 。当 1820年致命的霍乱传入江南之后 , 因其流行与生活用水息息相关 , 遂成为当地最具威胁 的一种传染病 , 市河的污染和饮用也随之成为一严重的问题 。面对上述问题 , 土井和自流井的数 量在清末以后上升迅速 。虽然如此 , 由于开凿成本 、外来人口和积习相沿等问题 , 部分民众日常 生活之水仍有赖于江 、河 , 这构成清末以来江南霍乱继续流行的环境基础 。在以前的研究中 , 笔 者曾探讨了开埠以后上海城区的水源与霍乱之关系 ① , 本文继续探讨江南其他城市 , 包括杭州 、 南京 、宁波 、苏州 、常州 、吴兴 、川沙和海宁 8个城市 , 以期形成对整个江南的认识 。
清朝的环保与自然保护
清朝的环保与自然保护在现代工业化进程中，环保已成为一个聚焦的话题。
然而，我们往往忽略了清朝时期中国人对环境的保护和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的努力。
本文将回顾清朝时期的环保实践，并探讨其中的智慧和价值。
一、森林保护与植树造林清朝时期，中国人注重森林资源的保护与管理。
森林在环境保护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保持土壤的稳定性，减少水土流失，维持水资源的平衡。
清朝政府在不同地区设立了森林保护机构，规定了砍伐和放牧的限制，以保持森林的健康与丰富。
植树造林也是清朝人民环保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朝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与政策，鼓励人们参与植树造林。
例如，根据《郑贵妃遗诏》的规定，天津地区大规模植树。
此外，清朝还制定了许多关于植树的禁令，保护山林资源，防止滥伐滥砍。
二、水资源保护和水利工程建设在清朝时期，中国人民认识到水资源的重要性，并制定了一些措施来保护水资源，构筑水利工程。
清朝政府注重河流及湖泊的治理与保护。
例如，康熙皇帝在位期间，着手进行了北京内外城内护城河的修筑与疏浚。
此外，清朝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的法令与规定，限制人们乱倒垃圾与污水，以保护水环境的干净与健康。
同时，清朝也重视水利工程的建设，积极修筑大型水利工程以调节水资源。
如乾隆时期的运河修筑与改建，改善了水系的通畅，提升了水运效率。
清朝还在各地修建了许多水坝、堰塞、水闸和水道，用于提供灌溉和调节水流。
这些水利工程体现了中国古人对水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的智慧。
三、资源合理利用与垃圾处理清朝时期的中国人民非常重视资源的合理利用与垃圾处理。
他们通过各种方式，为下一代留下一片繁华的自然环境。
农业上，清朝人民重视土地的良好管理和合理利用。
他们提倡轮作农耕，注重耕地的养护与保育。
清朝政府还颁布了一些规定，限制了土地的过度开垦与过度耕种，以防止土地的退化和水土流失。
在都市环境中，清朝人民注重垃圾处理。
他们建立了一套垃圾分类与处理机制，将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并将可回收物品进行再利用。
明清时期绍兴城市水环境治理述评
部分土地被用来建造房屋桥梁。致使湖泊水面更 加破碎．湖田及高地的圩田呈现出旱田化的趋 势。在绍兴地区获得全面垦殖之后，平原上河网 密布，交通便利，聚落数量不断增加，其规模也在 不断扩大．很多较大规模的聚落慢慢发展成为集 镇．例如柯桥、安昌等镇佃成为山会平原的大型 集镇…９８。
陈桥驿的研究…９４将绍兴地区的聚落分为山 地聚落、山麓冲积扇聚落、孤丘聚落、沿湖聚落、 沿海聚落、平原聚落，这几种聚落的类型及其地 理分布并非一成不变。绍兴地区的聚落类型之 多．大部分由于其所处地区的地理环境差异而形 成，而这种差异也造成了聚落功能上的不同。人 类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会逐渐弥补这种自然 环境的差异，无论是哪种类型的聚落，其功能及 类型都有可能趋于统一，然而这种趋同性并非杂 乱无章．而是向最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那个类 型去变化【２１。这种转变显然是伴随着其周边环 境的变迁而发生的．当孤丘聚落附近的沼泽被逐 渐开发为农田后．孤丘聚落显然也就不再孤单。 人们也会从高处走下来，选择在农田附近建造房 屋并最终形成聚落。这种选择不仅是由于自然 环境的改变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且也是由于 生产规模的扩大对人类居住产生的新要求。
第５期
张权：明清时期绍兴城市水环境治理述评
４７
第一，沿河居民不遵守古道，私自扩大庐舍， 越河建造楼阁，“一人作俑，比户效尤，致令通津 暗塞”［６”５９。正如明代绍兴理学家王守仁 （１４７２ｍ１５２８）所言：“越人以舟楫为舆马，滨河 而庐者，皆巨室也。日规月筑，水道淤隘；畜泄既 亡。旱潦频仍。商旅日争于途，至有斗而死者 矣。”［７１７４６并且绍兴府城内河道狭窄，给城内居民 生活以及城外商贩进城贸易造成诸多不便。“越 郡为泽国，城中河流纵横，界面若棋局，其阔处可 并三艇，狭仅容肋。自昌安门人，由斜桥至小江 桥数十武，为城河孔道。两岸列市肆，货船填集， 载者、卸者鳞鳞然，而行舟来往如激箭，每壅阻竞 不能通。究其弊，则白篷空船，叠泊不散，以致阗 塞”［８】２３１４啪１５。这些人城的白篷船何以不散呢？ 装货与卸货的船只都是白篷船，而操控船只之人 大多以乡下普通百姓为主，待其进入城中，常常 并列摆放船只，以待装载。而之前就已经卸下货 物的船只，仍在等待新的货物装船。两者不免发 生口角，甚至相互攻击，致使河道阻绝，其他船只 无法正常通行。加之管理河道的牙侩和总甲为 获得更多的泊船例钱．贿赂府县官员，致使管理 混乱，白篷船主更加肆无忌惮。这样一来，“五丈 河身，仅余四五尺，使行舟往来，苟相触焉，如逢 隘巷，各不肯退，终日遂坐困，失时废事，民间病 之”［ｓ］２３１５。居民越制修建楼阁既妨碍河道中船 只来往，又影响府城风水，“水涨则上碍船篷，水 浅则下壅污泥，损坏风脉，阻滞商民，积弊相沿， 莫此为甚”［６”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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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城市水环境问题探析：兼论相关史料的解读与运用作者：余新忠字号内容摘要：清代城市水环境污染的记载，主要集中于浚河文献、近代报刊和外人记录等资料中。
一类反映中国城市水质的污染问题，清代业已存在，至晚清已颇为严重。
不仅大的江河水质浑浊，城市水环境亦难如人意，特别是19世纪以降，污染日渐严重，就是一些中小城镇，水质污染问题也开始浮现。
另一类则反映清代城市水环境就是到了晚清，仍相当不错，特别是跟现代相比，似乎说不上污染。
这就要求不能仅就记载的字面含义来理解史料，而要将那些记载置于具体的时空和语境中来认识，唯有如此，才可能比较全面并尽可能“真实”地呈现清代城市水环境的状貌。
关键词：清代;城市;水环境;史料解读;语境作者简介：内容提要：清代城市水环境污染的记载，主要集中于浚河文献、近代报刊和外人记录等资料中。
一类反映中国城市水质的污染问题，清代业已存在，至晚清已颇为严重。
不仅大的江河水质浑浊，城市水环境亦难如人意，特别是19世纪以降，污染日渐严重，就是一些中小城镇，水质污染问题也开始浮现。
另一类则反映清代城市水环境就是到了晚清，仍相当不错，特别是跟现代相比，似乎说不上污染。
这就要求不能仅就记载的字面含义来理解史料，而要将那些记载置于具体的时空和语境中来认识，唯有如此，才可能比较全面并尽可能“真实”地呈现清代城市水环境的状貌。
关键词：清代城市水环境史料解读语境作者简介：余新忠，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教授。
水对人类社会的重要性，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历史上，都毋庸赘言。
以往对水的研究中，往往集中于水利和交通等问题，较少直接探究水资源本身。
即使偶有论及水资源和水环境，其关注点也大多聚焦于水量，而非水质。
①近年来，随着水利社会史研究的日渐兴起，研究者的兴趣已经日渐从航运、灌溉、水害防治等延展到与水利相关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环境等问题，比如水对地域社会性格的型塑，水利组织、水利纠纷与地方社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控制，水利与社会生活和习俗，从水资源看环境变动与社会变迁等等。
②这无疑更加深入和全面地揭示了水与人类社会极其密切而复杂的关系，但仍是将水作为研究的切入点而非正面考察的对象，对中国历史上的水环境特别是水质问题依然缺乏考察。
相对于一般的水利建设，日常生活中的用水卫生和利用方式的改变，可能更能展现现代性的形成，故而在西方，有关用水特别是城市用水问题，早已有了《水的征服》等一系列专门而精深的论著。
③在中国史研究中，也出现了若干从环境卫生史、城市史角度出发对城市用水问题的探讨。
不过这些研究的着眼点基本在城市传统与现代用水系统(主要是自来水)方面，关注的重点是城市水源、用水方式、用水组织及其背后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对城市的水质仍缺乏全面而专门的论述。
④本文拟从清代城市水环境切入，以河渠水质为主要关注对象，对此作一探究。
以往的论著，不仅无法让我们对历史上的城市河渠水质状况有一个完整、系统的认识，而且相互之间还存在不少抵牾之处。
其中比较多的出现在现代编纂的地方志和专业志中，它们较少追溯到古代，或偶尔会列举一两条古代有关水污染的记载，然后直接跳到现代或当代，认为水环境的真正污染是民国或1950年代以后。
现有不多的环境卫生史的研究中，也有一些关涉到水质问题，这些研究往往表明，城市水质污染的问题由来已久，到清代似乎已经颇为严重。
如，梁庚尧认为，至迟南宋年间，临安等城市中河湖之水就已存在较为严重的污染。
⑤笔者则曾指出，清代尤其是嘉道以降的江南，这样的问题更见严重。
⑥而梁志平根据《申报》等文献的记载，认为至1870年代，上海县城内外的河道水质已经不堪饮用，只不过这种情况仅限于上海地区，周边的苏松等地的水环境污染仍是民国以降之事。
⑦牟振宇则依据档案等文献，认为开埠初期，上海周边水环境已相当恶劣。
⑧此外，冯贤亮还依据外国人来华游记，呈现了清代主要是晚清太湖流域水环境的不良，指出不仅在苏杭等城市，就是乡镇的河道也往往“饮汲苦污”。
⑨按照今日常规的理解，在工业化之前，水环境应该相对较好。
而以上研究似乎都表明城市河流的水质污染由来已久，甚至在清代还相当严重。
那么是否那些认为真正的污染出现于20世纪中后期以后的说法全都是因为缺乏对历史的了解？如果我们相信真正污染乃20世纪中后期以后之事，那么又该如何来理解历史文献中诸多相关记载？又该如何看待现有研究呈现的水质污染问题？若我们完全相信这些记载和相关研究，认为水污染早就存在，那么清代城市水域的水质究竟污染到了何种程度？当时城市的水质总体状况究竟如何？相关研究虽已从各自的角度、从某一方面呈现了部分历史的“真实”，但要回答以上问题，显然还需要我们在充分了解史料性质、语境的基础上，通过全面掌握资料来作出综合的分析判断。
在传统时期，由于缺乏专门人员和组织机构负责环境卫生问题，有关的城市水环境的记载不仅少，而且十分零散。
不过水乃日常生活不可或缺之物，身边的水环境也需时时面对，故人们往往会在不经意间留下有关城市水环境的信息。
19世纪以来，随着中外交流的增多和日渐深入，外来者的视角和西方的环境卫生观念作为一种参照物的登场，让更多有关中国水环境的记录进入报刊、游记等历史文献之中。
大致说来，历史文献中有关城市水环境的史料大体可分为传统史料中的记载、近代的报刊，及外国人的游记、生活记录和回忆录三类。
能反映当时城市水环境的资料肯定不止这些，本文虽然主要通过以上三类资料的排比、综合和解读分析，来呈现清代中后期的水环境状貌，但若有可能，也会尽量采用其他类别的资料。
一、史料呈现的两种图景目前，很多史学研究论著存在这样的问题，即将某一主题的记载从浩瀚的史籍中汇集起来，并从具体的语境中抽离，以史料字面含义来呈现历史。
如果按照这样的做法，将以上那几类不同性质的史料汇集起来，并仅依据其字面含义解读，将是怎样的清代城市水环境图景呢？首先，流经城市的大江大河往往十分浑浊。
黄河的浑浊人所共知，历史上“黄河清”早已成了特异的自然现象，黄河水的含沙量至迟在明代已经相当可观。
⑩宋以后，长江的水浊记录也时常可以见到，范成大在游记中多次谈到江水的浑浊，“汉水自北岸出，清碧可鉴，合大江浊流，始不相入，行里许，则为江水所胜，浑而一色”。
(11)到清代，不仅长江，就是汉江等支流，也已成为浊河。
魏源曾指出：“谓秦蜀老林棚民垦山，泥沙随雨尽下，故汉之石水斗泥，几同浊河。
”(12)这种景象在外国人的游记中也多有反映。
20世纪初，一位美国人的长江游记中写道：“这条滔滔巨河从光绪皇帝的帝国心脏带来大量黄土，使黄海50英里的范围都因此而染上黄色。
”(13)稍后，日本人中野孤山在1906年途经宜昌的游记中写道：“江水浑浊不堪，尤其是江岸附近，常有粪水流入。
当地人毫无顾忌地在这些污水横流的地方取水。
”(14)而民国初年，德富苏峰的游记则对这两大河流的颜色作了比较，称：“黄河水和长江水都是一样浑浊的，但长江水像黄酱汤，而黄河水就像番茄汁一样。
”(15) 不仅是长江、黄河，其他一些比较大的河流，无论东西南北，河水也颇为浑浊。
比如长江流域，无论是中上游的锦江、赣江，还是下游的黄浦江，都是如此。
关于锦江，20世纪初期访蜀的山川早水在其游记中写道：锦江原为洗锦之水，故以锦命名。
这条江现在还在，虽然江水浑浊，但古时可能是很清澈的。
如果自古以来就是浑浊的，岂能洗锦。
(16)中野孤山亦称：“蜀都八十万人口，每天饮用的都是浑浊的锦江水。
”(17)德富苏峰谈到赣江，“江西省的大动脉，船运业很发达。
赣水也是浊流滚滚，只不过没有长江水那么混。
”(18)19世纪中期来到上海的几位日本人在游记中均提到黄浦江“江水混浊”。
(19)又如黄河流域的灞河，乾隆二十七年(1762)典试四川的积善在日记中写道：“灞水分流为四支，浊浪如黄河。
”(20)再如海河流域的白河，斯当东在日记中称“河水混浊几乎无法饮用”。
(21)一个多世纪后，一位法国人写道：“我们现在在大河上继续前进，黄泥翻滚的河水恶臭熏天，河面上漂着各式各样的垃圾、肚皮胀水的骨架、人和牲畜的尸骸。
”(22)至少到晚清时，那些大江大河已颇为浑浊，而城市居民又以河水作为饮用水，这一点似乎让来华的外国人印象颇深。
正因如此，当时的中国人也找到了澄清水源的办法——明矾。
这一点在斯当东的日记中就已谈到，(23)另一部首刊于1911年描写中国人的英文著作也记载：城市中没有公共用水，在那些位于河边的城市中，未经处理的河水便是居民的公共用水。
每天专门负责挑水的人把河水分送到家家户户，从桶内泼出的水整日把通往河边的石阶打得湿漉漉的。
当挑来的河水过于浑浊不能饮用时，人们一般用装有明矾块并带有小孔的竹筒在水中搅拌几下，使水慢慢澄清。
(24)当然，在北京等北方城市，居民更多使用的是井水。
(25)这类使用河水的描述，从侧面说明了当时途经城市的河流水质的浑浊。
其次，城内河道秽水横流，气味不佳。
除了大江大河外，一般都还会有城内其他中小河流，南方的城市更是河网密布。
在上面所说的几类文献中，时可看到一些水质污浊的记录。
康熙年间，浙江巡抚曾大举疏浚淤塞多年的城市河道，当时的文献就对城内河道的污秽有所描述，“久之，故道尽失，塞为街衢，占为庐舍，断沟腐水，曾不容刀，浊垢烦蒸，无所宣泄……(昔)浊滓弗渫，疾病侵寻，今洁而甘”。
(26)又如雍正年间担任成都知府的项诚，亦在浚河文献中载有类似的信息，“成都金水河一道，向日原通舟楫，日久渐至淤塞……旧河既塞，城中地泉咸苦，每至春夏，沉郁秽浊之气，不能畅达，易染疾病”。
(27)细读这类文献，可以发现，和前面举出的宋代文献一样，其描述的侧重点在疏浚河道有利于宣泄城市的污秽，河道淤塞则污秽郁积，导致疾病，对城市河道水质秽恶的描述比较间接。
再如嘉庆初年，江苏巡抚费淳在苏州的浚河记中称：“顾其地当都会……烟火稠密，秽滞陈因，支流易壅。
”(28)乾隆晚期，宁波的浚河文献也有类似的记录：今其上流经河通塞不等，以致喉道日久淤废，水自西南两水门入者，仍由西南两水门而出，不特城内停蓄污垢，居民汲引，多生疫疠。
(29)此外，一些比较直接描述城市河道水质秽浊的记载，如查慎行在诗歌中写道：“京师饮汲井，城淢但流恶。
”(30)比较典型的是乾隆二年“苏州府永禁虎丘开设染坊污染河道碑”中反映出的信息，这块碑现在已经有些漫漶不清，不过主旨仍可辨识，碑中谈到，从染坊流出的污水造成禾苗受损，花园胜景遭到破坏，饮水更成问题。
由于这种污水有害肠胃，市民深受其害。
许多傍山的茶棚也因水质而使茶无法饮啜。
更有甚者，名山景观也随之黯然失色，昔日清流变成了“青红黑紫”、散发恶臭的污水沟。
(31)乾隆末年出版的《扬州画舫录》中也载有直接描述扬州城河污浊的内容：城河即市河，南出龙头关，有坝蓄水，与官河隔，谓之针桥……龙头关河道，半为两岸匽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