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与西安事变

冯玉祥与西安事变

李自典

(河北大学,河北 保定 071002)

摘 要:西安事变后冯玉祥力主和平解决,并采取了一些相应行动,为事情的进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动机与其时冯玉祥的地位,对蒋、张的认识态度不无关系。

关键词:西安事变;冯玉祥;主和!;动机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一时震惊中外。围绕如何解决事变,各种政治力量展开了积极的活动。张学良、杨虎城、中国共产党、宋氏兄妹、孔祥熙和国民党内一些主和!人士都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做出了重大贡献。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军委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也做了不少工作,给事情的进展以重大影响。以往在有关西安事变和冯玉祥的论著中,对冯玉祥在此事中的作用有所涉及,[1]但对他所为的原因缺乏进一步深入的考察。本文试对此作一较为系统的阐述。

一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全国绝大多数民众,由于不明真相而一度惊恐万状。冯玉祥在得知消息后,也莫名骇异!。后来经过对局势的审慎分析,他提出了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冯玉祥的这一举动,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为了避免内战,为了抗日,这是他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积极要求团结抗日的爱国主义思想发展的结果。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冯玉祥的思想认识有了转变。出于强烈的爱国热情,他开始主张抵抗日本的侵略,并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933年5月26日,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成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5月28日,在#反对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停战协定通电∃中,他指出:溯自九一八以迄今日,现政府有力当局,实始终站在不抵抗主义之立场。虽政策之名词,表现不一;而政策之内容,实质未变。有力当局蔽于私利,坚主安内先于攘外。究其实则为真对内,假抗日。%%玉祥兹已应民众请求,为真义所迫,在察省前线出组民众抗日同盟军,决心与敌死,成败利钝,非所敢计。![2]同年8月13日,在#告抗日同盟军将士书∃中,他又说:今日之事,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决心继续抗日,亦决不足以明吾人之初志;非努力联合各方同志,更不足以言成功。![2]1935年,冯玉祥回到南京后,又先后发表了多次讲演,呼吁停止内战,实行抗战。12月20日,在接受中央社记者采访时,他谈到:此次为赴国难而来,只知非团结一致不能救国。![3]1936年8月12日,冯玉祥在中央军官学校特别训练班的讲话,更表明了他要求抗日的决心:为求中国的自由平等,为建设新中国,为我们不做亡国奴,都只有抗日民族革命战争,才是阻止日本帝国主义的唯一有效方法。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这里并没有可以犹豫的第三条路。![3]可见,西安事变前,冯玉祥无论是在行动上,还是在言论上,都要求团结抗日。

总184期 第4期 2003年7月

贵州社会科学

Social Sciences in Guizhou

Vol.184.No.4

July.2003

作者简介:李自典(1979 )女,河北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硕士研究生。

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为了稳定局势、遏制事态的扩大,冯玉祥即派邓长耀北上,告诉韩、宋,小心说话为主。![4]后又于当日复戈定远电:请即转知明轩主任。各省来电,均称拥护中央到底。![2]当晚十时,冯玉祥到何应钦家开会,商讨对事变应采取的对策。在何应钦、戴传贤、叶楚伧和朱培德等人力主对张学良、杨虎城诉诸武力时,冯玉祥、李烈钧、陈璧君和陈公博等人则主张保蒋安全,不赞成使用武力,一时双方争论激烈。13日下午,在中央党部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会议的联席会议上,冯玉祥等与何应钦等主战派又展开了激烈论争。会后,他曾评论道;一般人以感情用事,多主用兵,当此危机存亡关头,殊不敢苟同也。![5]后来经过周密慎重的思考,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冯玉祥给张学良发了著名的元电,指出:当此外侮日深,风雨飘摇之际,虽吾人和衷共济,同挽国难,犹恐计虑不周;岂容互生意见,致使国本动摇!?兹为世兄计,特叙鄙意于下:一、请先释介公回京,如世兄驻军陕甘,别有困难,以及有何意见,均可开诚陈述。%% ,,,,º[38i0n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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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问题也,请释锦注。![2]15日,余汉谋致电张学良,劝张幡然彻悟,速奉委回京。然后诸事可从而解决,彼此皆以国族为前提,尽可掬诚熟商也。![7]16日,冯玉祥又复余电,说:援救介公早日出险,尤为目前之急,卓见极是,钦佩殊深。此间亦正竭力设法也。![2]余汉谋对张、杨由准备武力讨伐改变为以理相劝,不能说与冯玉祥的复电没有关系。

驻浦城师长戴民权,15日致电冯玉祥,攻击张学良不以民族为重,妄发主张,一意孤行;意劫持领袖,称兵叛变,变为罪不容诛!,声言职分属军人,责应靖难,谨竭至诚,拥护中央,服从钧座,效命前驱,维护领袖,讨伐叛逆,以申纲纪。![8]冯于次日复电戴,称此间现正营救蒋公以重国本![8],对其进行劝阻。

驻新乡军长庞炳勋,15日也致电冯玉祥,攻击张学良称兵作乱!,危害国本!,表示决靖此大难。如有驱策,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盼冯指示方略!。[8]冯玉祥于翌日复电庞,指出此间现正设法救护蒋公,以为急务!,[2]阻止其行动。后又托马副军带信给庞,指示营救!。[8]

另13日晚,冯玉祥之妻李德全告诉他,说会见了介石夫人,拟陪其到西安去!,冯以为很好!。[9]14日,在早纪念周会后,冯玉祥介绍孔庸之、石敬亭见面,为营救蒋介石。[9]会散后,冯玉祥又到马相伯家,请其以私人名义致电张学良,劝张早日护送蒋介石回京,并与马商议,请于(斌)主教去北平转西安!,以便营救蒋。[9]

总之,为了避免内战,和平解决事变,冯玉祥不仅为之奔走呼号,还切实作了一些工作,对事变的最终解决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二

西安事变发生后,冯玉祥之所以提出和平解决的主张,还有其他几个因素的作用。

首先,这与冯玉祥当时的个人地位有关。1933年5月,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曾一度取得了光辉的战绩,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后在日伪军与蒋军的联合进攻下,抗日同盟军处境极为困难,8月17日,冯玉祥被迫抵泰山,恢复山居读书生活,在政治上一时备受冷落,直到1935年10月,蒋介石邀其进京共商国事。而冯玉祥在泰山息影时,总结九一八以来历次局部抗战的经验教训,认识到要取得抗战的胜利,最重要的前提还须要中国内部能协力合作,和衷共济![8]。故对这次复出的机会很珍惜,在向蒋提出开放党禁!,真正团结!,奖励抗日精神!,起用抗日将领!,立即准备发动抗日军事!等要求和主张[2]并得到蒋同意之后,冯毅然入京。12月20日,在接受中央社记者采访时,冯玉祥谈到:此次为赴国难而来,只知非团结一致不能救国。承中央各同志不弃,得参与国家大计,于愿已足,不敢有何希冀也。![3]1936年1月6日,冯玉祥被任为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在就职答词中他表示谨当恪遵主席及监誓委员之训词,竭诚辅佐蒋委员长,努力复兴民族之工作,确尽救亡图存之责任,赴汤蹈火在所不辞。![9]可见,冯玉祥的思想这时已由过去的抗日反蒋变为拥蒋抗日以促蒋抗日。他唯一的愿望要蒋接受其抗日救国主张并付诸实现。

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和抗战的需要,在当时的情势下,冯玉祥也必须拥护蒋介石。冯玉祥虽任军委会副委员长,但没有实权。事变发生后,何应钦等对其封锁消息,直到当晚冯玉祥要张继用电话向何应钦询问西安事变经过时,何才派熊斌持张、杨通电来。冯玉祥身为军委会副委员长,在委员长不能行使职权时,军事问题理应由他来负责,但在12日晚讨论到国民党军队统率权的问题时,戴传贤主张军事归何应钦管!。冯玉祥予以反对,说:不成,参谋总长是军令机关,而军事委员会尚有办公厅主任。![9]随后在中央党部召开临时会议,冯玉祥也曾列席,但如他在日记中所写的那样重要的话决不使吾人知之也。![9]也就是在这次会上最后决定: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改为五人至七人,并加推何应钦、程潜、李烈钧、朱培德、唐生智、陈绍宽为常务委员;军事委员会会议由冯副委员长及常务委员负责;关于指挥调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10]冯玉祥对自己无权的情况也曾抱怨:与蒋委员长共同办公时,他常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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