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人物评传---梁启超

梁启超

梁启超，子桌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1873年出生于新会会城的茶坑村，后人因此称之为“梁新会”。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名政治活动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的启蒙学者，有“中国近代百科全书式的天才学人”之称。梁启超的学问就是为他的政治目的的实现服务的。从1898年的戊戌维新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再到民国初年，梁启超任公终其一生总是为国家富强而努力奋斗，用自己的笔针砭时弊，讨伐民贼，以一介书生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政坛上奋力拼搏，结果戊戌变法只进行了103天就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镇压了；辛亥革命后，他寄希望于袁世凯来建立政党政治，结果却迎来了一个大独裁者；他联合蔡锷等将袁世凯推翻后，又梦想段祺瑞来再造共和，并自愿出任段内阁的财政总长，结果段和袁几乎如出一辙，不但共和变成了泡影，而且军阀混战，政治失序，社会动乱，民不聊生。严酷的现实使梁启超深切地感到，所谓民国，只是一个假招牌。梁启超一生对我国文化和政治格局产生巨大影响。梁启超少年和童年时期在凤山脚下，小鸟天堂旁美丽的南国乡村度过。四岁就开始学习四书五经，九岁即能写出上千烟的八股文章，12岁中秀才，16岁中举人。1890年，梁启超十七岁时拜康有为为师，从康有为学习四年，受康有为的影响，开始探索挽救祖国危亡的变法维新之术。1894年6月，他随康有为入京参加会试。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次年中国战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康有为、梁启超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1300多名举人，上书皇帝，要求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1896年8月，《时务报》在上海创刊，梁任总撰述。梁启超撰写了六十多篇文章，这些文章立论新颖，感情充沛，文笔华美，流畅自然，具有极强的感染力。一时《时务报》风靡了全中国，梁启超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的强烈的震动。

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京报》发布的通缉康梁的命令里这样写道“举人梁启超与康有为狼狈为奸，所著文字，语多狅谬，著一并严拿惩办。可见在当时人的眼中梁启超俨然成为康有为的左膀右臂。在那个多事的夏天，当年轻的光绪帝根据康有为的改革方案开始所谓的“新政”的时候，梁启超并没有扮演人们所期待的那种重要角色。然而有趣的是在这几个月里，梁启超似乎已经预见到他们的活动将毫无结果。他认识到所有的权力是在慈禧手中，他感到失望，一心想离开北京。当改革运动在9月份悲剧性的政变中最后告终的时候，梁到日本使馆避难，并通过日本官员的帮助，逃亡到日本。后来康有为和改良派的其他一些成员也前往日本。

1898年10月1日，梁启超流亡日本。他虽然背井离乡，但他仍然没有放弃变法的决心。通过百日维新前后结识的一些日本人士介绍，梁启超赴日后广泛交友，希望得到日本政府对中国变法的支持。梁启超的思想相对以前有了很大变化，他开始把目光转向普通民众，舍弃君权而言民权，表明此时的梁启超已经初步建立了近代民权观，进而向近代国家观迈进。梁启超在日本一面学习刚接触到的新思想，一面还不忘做政治宣传工作，以便拉拢当时在日本的大量留学生。梁在横滨他创办了一份杂志，这便是有名的《清议报》。紧接着他还创办了其他的报纸杂志，通过这些杂志的论坛，梁发表时事评论，撰写论证文章以抨击慈禧太后和她在北京的统治，还通过介绍来自西方的新思想，承担起民众启蒙的责任。1903年正月，梁启超应美洲保皇会之邀，游历美洲。之后，梁启超开始对共和制度失望。在此期间，他除忙于开保皇会和筹款之外，还拜访了罗斯福总统等美国政要，考察了社会各方面情况，最后于十月份回到日本横滨。在那里他将自己此次游历的见闻整理成《新大陆游记节录》。在书里他重点比较了共和政体与君主政体的优劣。梁启超从美洲归来后，言论大变，从前所深信的破坏主义和革命排满主张，至是完全放弃，这是先生政治思想的一大转变，从此几年内的言论和主张，完全站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在激进与保守之间辛亥革命爆发后，梁启超害怕革命、反对革命。梁启超认为，武昌起义的爆发是“天祸中国”，担心因此引发列强的干涉，

“今各国虽号称中立，然以吾所知者，则既磨刀霍霍以俟矣。”所以，康、梁师徒策划利用禁卫军发动政变，意图利用满清贵族政府内部的矛盾驱逐反对派，拥戴载涛为内阁总理，召开国会，清帝下罪己诏，对革命党人进行安抚，以此来阻止革命的发展,转向共和，拥护袁世凯。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袁世凯攫取了革命果实，此时梁启超加紧了与袁世凯合作的步伐，他更认定只有与袁合作，才能实现他一贯主张的“开明专制”。而且袁世凯在清末极力推行新政，鼓吹“立宪”，在国内很有开明政治家的威望。他为袁世凯提供了舆论支持，对当时的革命形势起到了很大的破坏作用，在民初的政治斗争中起到了十分消极的作用，这也正是梁启超一生的最大败笔。在拥袁的问题上，梁启超是“想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但他除了充当袁世凯的俘虏外毫无政绩。这使梁启超在政治上更进一步的堕落：在新的形势下，不能不依托于袁世凯，而逐渐成为地主买办集团的骨干。梁启超这样做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梁启超是在为自己、为立宪派奋斗，不是专意在为袁世凯效命，梁拥袁的前提是爱国，是为了实现自己改良的政治目的，并不因拥袁而放弃自己的政治理想。梁启超与袁世凯的结合不是偶然的感情冲动，而是有着共同的政治和思想基础。梁启超对袁世凯不是一开始就十分相信而依附他，在建政和治国等关键性问题上一开始就存在着分歧。一旦，梁启超及其进步党人失去了政治活动的立足地，便成为第一个公开揭起反袁护国旗号的人物。揭竿而起，反袁的旗手。但袁世凯复辟帝制时，他认清了袁世凯的真面目，他和他的学生蔡锷积极策划并参与了倒袁活动，加速了袁氏洪宪帝制的失败。这是因为袁世凯称帝意图实行的是封建专制，而并不是他的开明专制，与他的政治思想相抵触，他发现袁世凯已经不能帮助他实现政治目标。

1915年8月20日，梁启超在《大中华》杂志上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该文长达一万三千余字，文笔犀利，成为当时反对帝制活动的一篇著名檄文，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反响。此文发表，全国哗然，推动了反对帝制高潮的迅速到来。在梁的鼓舞下，他的学生蔡锷带头反袁，经过艰苦的“护国战争”，袁世凯众叛亲离，不得不撤销帝制，落得个千古骂名。

1916年后，梁启超妄图在西南建立自己的势力失败，他又投靠北洋军阀，为段献计，尽心尽力，鼓吹走立宪道路。梁启超后来发现段祺瑞和袁世凯几乎如出一辙，国人对其十分不满。他的学生曾琦致信给他：我公身在局中，而不能挽救，不之负疚如何，抱歉如何？不能救国而反与他人同蒙卖国之名，前途痴梦，亦可醒矣。梁启超毅然辞去财政总长，结束了政治生涯。

时代特点决定了梁启超政治思想中带有强烈的救国色彩。梁启超政治思想的演变过程是“善变”的，这种“变”并不是变化无常，而是因势而变，“他的多变主张正是他探索解决社会危机的一种尝试”。梁启超的“变”，也勾勒出了近代中国移植西方宪政之艰难历程。我们还应该看到，梁启超的宪政思想尽管多变，但变的只是方法，其救中国、寻出路的基本宗旨是始终未变的，其反对君主专制、坚持民主宪政、坚持渐进改良道路和国民性改造等基本主张是始终未变的。梁启超逝世于1929年1月29日，在他的五十六年生涯中，他目睹了巨大的政治变革——中华帝国的覆灭，国家主义的复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