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改革开放40年巨大变化范文

改革开放40年巨大变化范文今年适逢“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我的人生，是经历了“文革”和“改革开放”四十年全过程的，是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对“改革开放”前后的对比，对四十年来所发生的变化，耳闻目睹，是有切身体会和一定发言权的。

“改革开放”前，我生活在一座普通县城，父亲是军人（武装部政委），母亲是国家干部。家庭条件还算比较好的。但父母工资都才几十元。那时大家都一样，手里的钱都不多，都较贫困。有工作和工资还算好的，广大农村，下乡知青，就更惨了，是公分，没有工资。钱本来就很少，但生活中光有钱还不行，还要有各种“票”。我印象中几乎所有生活用品都要凭“票”购买，有粮票（又分为全国和地方）、油票、肉票、蛋票、布票、肥皂票，甚至澡票、水票等，五花八门，名目繁多。人们穿着，不论男女，全是蓝色、黑色或黄色军装。街上全是自行车或行人，很少见汽车。文革中后期，大街上或学校里，还是时常见游行队伍，街道两边墙上和校园里贴满大字报，铺天盖地。高音喇叭里斗争口号和革命歌曲，震耳欲聋。学校里基本不上课，多数时间是政治学习或开批斗会。总之，感觉就是一天到晚闹哄哄，人们精神压抑紧张，草木皆兵，道路以目，像惊弓之鸟。连在家中或私人聊天，都尽力压低嗓音，窃窃私语，生怕隔墙有耳，因言获罪。

2002年，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我以“高层次人才”引入广州市，全家迁来广州。我不仅是恢复高考的受益者，更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我庆幸自己生逢其时，感激改革开放。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紧密联系

在一起——“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现在改革开放整整四十年，人们的物质生活、精神面貌、神州大地，方方面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我从内心深处拥护改革开放，赞成改革开放，感激改革开放。反感保守封闭，厌恶闭关锁国，反对极左一套。

刚建立深圳特区时，有很多人包括中央一级的领导都很不理解。据说有一中央领导问当地百姓：“你是赞成社会主义，还是赞成资本主义？”当地百姓回答：“那要看你们中央怎样评价深圳，如果你们说深圳搞的是社会主义，我就赞成社会主义。如果你们说深圳搞的是资本主义，我就赞成资本主义。”当地百姓的坦诚回答，道出了人民厌倦了“虚名”之争，渴望“务实”过好日子的心声。

如果我是那位被中央领导问及的小百姓，我会这样回答：“我不懂什么…主义‟，怎样能让老百姓过好日子，怎样能强国富民，我就赞成什么。”——也就是邓小平说的：“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习总书记常教导我们：“不忘初心。”我深以为然。我们推翻旧中国，建立新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的“初心”是什么？难道仅仅是为了一个空洞的名词？一个抽象的概念吗？是为“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吗？我想不是。我们是让人民过美好生活，国富民强，摆脱近现代以来国弱民穷、任人宰割的命运，建立强大富强的新中国——这是我们的“初心”，这是我们的“目的”。当初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时，也是这样启蒙教育人民的：跟着共产党走，推翻旧社会，能过上好日子——就

像《东方红》里唱的那样：“为人民谋幸福。”而不是给人民一个抽象的“名词”。

如果我们一味纠缠所谓“名”，而不追求“初心”的“实”，就会像四人帮一样喊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愿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宁愿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宁愿要社会主义的贫穷，不要资本主义的富裕”等等愚不可及的、荒谬绝伦的口号。好像无论多么坏的事物，只要冠以“社会主义”就变成了好东西。无论多么好的事物，只要冠以“资本主义”，就变成坏东西了——还有比这更荒谬绝伦的逻辑吗？

我们只要扪心自问，或相互真诚地问一句：“我们搞社会主义的目的和初心是什么呢？”是追求所谓的“主义”呢，还是文明昌盛、富足幸福，社会进步呢？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只要能实现我们的“目的”和“初心”——为人民谋幸福——道路途径都是手段。“目的”不能改变，但手段可以变通。

改革开放四十年，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总量在世界排名，由1978年改革前的第10位,2千多亿美元，上升为名列世界2位的12万亿美元。经济、科技、军事等各方面，突飞猛进，人民的生活也富裕了很多。——国家还是那个国家，人民还是那个人民，改革开放后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是什么释放了中国人民的生产力、创造力？焕发了活力和生机，创造出如此巨大的财富和进步？

如果我们还讲点实事求是，真诚地认识回答这个问题，那就是思想的解放和体制的变革——这是改革开放的本质所在。

改革开放，政府其实并没有直接给人民多少钱，多少物，只是把原本属于人民的一些东西还给了或部分还给了人民，譬如“自由谋生权”，“自由迁徙权”，“思想言论权”等。仅此而已，人民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各尽所长，各显其能，发挥最大潜能，谋生创业，焕发出如此巨大的生产力、创造力和活力。

在文革、四人帮时代，人民没有“自由谋生权”，几千万知识青年只能按国家规划好的道路，上山下乡，修理地球，创造的财富很有限。八亿人民没有“自由谋生权”，只能照章办事，按部就班，亦步亦趋，艰难度日。稍有越雷池一步，就是“资本主义尾巴”，就要被血淋淋地、生生地“割掉”。造成人力、生产力的巨大浪费，严重抑制了人民的创造力。

在文革、四人帮时代，人民没有“自由迁徙权”，各种措施，画地为牢，把人民限制在当地，无论多么困苦，多么无奈，都要死守着，干靠着，硬磨着。不像现在，农民工可以自由去城市和外地打工挣钱，解放了大量生产力。

在文革、四人帮时代，人民更没有“思想言论自由权”。“反右”“文革”等一系列运动，导致万马齐喑，噤若寒蝉，思想禁锢，文化凋敝。人们谈“言”色变，心有余悸。文化科技事业严重受挫枯萎。“思想言论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开端。人生而为人，就要说话，就要思想，就要交流。“思想”和“言论”，是一体两面。只有思想和交流自由，才能创造自由。创造力依赖于自由——思想的自由和行动的自由。中国人最具创造力的时代是春秋战国时期和宋代，这不是偶然的。这两个时

代也是中国人相对最自由的时代。自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当心灵不自由的时候，行动不可能自由；当言论不自由的时候，思想不可能自由。只有自由，才有创造；人民有多大的自由空间，就有多大的创造空间——这被中外历史无数正反两方面的事实所证明。

譬如治疗疟疾的灵药青蒿素。早在一千年前，东晋的葛洪就在《肘后备急方》中记载了“绞取青蒿汁”治疗疟疾的药方。但与中国的众多科技发明一样被束之高阁，长期被忽视。直到上世纪70年代，屠呦呦团队研究了六百多个古代中药方，终于注意到了“青蒿方”，并因此发现和提取出青蒿素，获得2015年生理学或医学诺贝尔奖，成为中国大陆迄今唯一的科学类诺奖得主。

在诞生了青蒿方的中国，却无人知道如何有效治疗疟疾。康熙皇帝因疟疾险些丧命，最终靠西方传教士带来的金鸡纳霜才救了康熙一命。但专制思想和制度，使康熙将金鸡纳霜视为皇家专用圣药，深藏宫中，秘而不宣。

当时西方传教士带来的不仅是金鸡纳霜，还有各种科学知识和工程发明，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历法、医学、枪炮、蒸汽机无所不包，却皆如石投死水，激起些许涟漪后又重归沉寂。这不由让人想起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为什么近现代科技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科学成果造福于人类，一是研究，二是推广。西方在文艺复兴后，思想的自由和独立得到充分尊重，诸国林立的欧洲也使得异见者可以容身，大学成为思想家和科学家的摇篮。而随着民主运动对言论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