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秋斯论翻译理论建设

董秋斯论翻译理论建设

陈福康

新中国成立后，百业待兴，翻译工作自然是其中之一。有关翻译理论建设的工作，很快被提上议事日程，而最初在这方面发表议论较多、较深刻的，当推董秋斯。

董秋斯（1899-1969），原名董绍明，笔名秋斯、求思等。河北静海（今属天津市）人。192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后，曾参加北伐战争。1929年在上海主编共产党的外围刊物《世界月报》，并与鲁迅相识。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曾主编《国际》月刊。这两个刊物都与翻译有关。30年代初，他出版了与蔡泳裳合作翻译的苏联小说《士敏土》，该书被鲁迅称誉为“新俄文学的永久的碑竭”（《图序》）。

抗战期间，他扶病开始翻译托尔斯泰的巨著《战争与和平》，经过多年艰苦工作，终于完成。此外，他还翻译过不少外国文学作品。1945年协助郑振铎编辑著名进步刊物《民主》。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1946年，就曾发表过译论《论翻译原则》（载《新文化》第2卷第11、12期合刊）、《关于间接翻译》（载《读书与出版》第1年第8期），在1948年又发表《翻译的价值》（载《读书与出版》第3年第9期）。

1949年初，上海解放前夕，董氏便与陈虞孙等人召集翻译工作者商议如何在历史大转折时期发挥作用。上海解放不久，便成立了上海翻译工作者协会，董氏任主席，并于1949年9月1日参与创刊、主编了《翻译》月刊。1950年，调北京出版总署翻译局（后改名编译局）工作，于同年7月1日参与创刊、主编当时我国唯一的专门研究翻译问题的内部刊物《翻译通报》月刊（1951年起公开发行）。另外，他还长期担任《译文》（1959年改名《世界文学》）的编委。

董氏在50年代译学界突出的贡献，是最早明确地强调了翻译理论的建设问题，并大力提倡开展翻译批评。早在1949年10月1日《翻译》月刊第1卷第2期上他发表的《鲁迅与翻译》中，他便指出：

总起来看，鲁迅先生虽然还未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翻译理论体系，但是他已有的经验和见解，不仅是学习翻译的人最正确的指南，也是将来翻译理论建设上最稳固的基石。

在1950年7月1日创刊的《翻译通报》上，他发表《略谈翻译工作的缺点》，指出过去即使在进步翻译工作者中，也常存在四项缺点：选择不精，辨别不明，态度不严肃，工作不认真。要克服这些缺点，都有待于翻译理论的建设和翻译批评的开展。在同年8月1日该刊第2期上，他又发表了《怎样建立翻译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指出以前用“吹毛求疵”来代替批评，或将批评看作“打擂台”，今后则要：一、分清对象，二、找到重点，三、掌握原则，四、推荐成功的经验，五、注重作风间题，六、建立正确的理论，七、讲求说话态度。他认为：“理论是由经验归结起来的。我们已经有一千几百年的翻译经验，而且也有了初步的理论基础。远的如初唐译经的条例，近的如鲁迅、瞿秋白等前辈的翻译言论，加以收集，整理，发展，不难建立一个比较完备的体系。这是我们翻译工作者不能推卸的责任。”也就是说，他认为鲁迅等人已经给翻译理论打下了稳固的基础，但一个完备的翻译理论体系尚有待后人的归纳和建设。

在同年10月15日该刊第1卷第4期上，他发表《翻译批评的标准和重点》一文，再次更详尽地论述了这一观点。他认为，翻译批评的根本困难大致有两条，一是“没有一个完备的翻译理论体系”，二是“没有一个公认的客观标准”。他在谈到国外有关翻译理论的专著后指出：

反观我们中国，虽然有一千几百年的翻译经验，从事翻译的人也是以千计以万计的，但是研究翻译理论的人，几乎可以说没有。我们所有的，是一些供临时参考的翻译条例和片段

为经验之谈。尽管这些东西是很可宝贵的，有过很大的功效，但是，无可讳言，不能合成一个体系。一种体系的构成，是一种广泛地调查研究的总结。从事这一工作的人，不但要了解中外语文的特性，还要从历史上观察全部翻译工作的发展。到此为止，我们还不见有人从事这样一种工作，至少还没有显然可见的成绩。

可见，他认为中国历代有关翻译的论述是很可宝贵的、但必须经过广泛调查研究、全面整理以后加以“合成”，在这基础上建设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他认为，有没有这样几个体系；对于翻译工作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例如“直译”与“意译”两种方法，如果没有一定的理论体系加以制约，便会变得毫无意义。而所谓完整的理论体系，必然不限于几条空洞的原则，而是应该“根据中外语文的特性，用从古至今的具体实例，指出问题所在和解决问题的方针”。他指出建设这一体系的工作的艰巨性，并认为只有在人民政权下才有条件开展这一工作。

有了完备的翻译理论体系，也就有了一个公认的标准，翻译批评才有可靠的根据。但董氏并不认为在建立这样的理论体系之前就不能，或用不着翻译批评了。恰恰相反，他认为当前十分需要翻译批评。他说，正如没有公认的度量衡仍然可以有贸易活动一样，当前的翻译批评也应该进行，但必须有一个“临的标准”，而这个标准仍不是由主观决定的，应是从客观归纳来。他认为翻译批评必须抓重点：“我们目前的翻译批评，至有以下三个重点：一、译者和翻译书出版者的作风；二、影响较大的经典文献和供多数人学习用的理论书；三、比较难译文句。从事这三种批评时，都应当有纠正和表扬：纠正潦草不负责任的作风，表扬从认真审慎的态度得来的优良成绩。我们去的批评，纠正多于表扬，实在是一种偏向，应当加以改正。”

如果每一篇翻译批评，都有一定的重点、并且提出了适当的解决方法，或经过大家讨论得出了适当的解决方法，那就可以推进翻译工作。这样做，“既不同于吹毛求疵的校雕，也不同于但求快意的打击，必须能使认真工作的人得到鼓励，粗制滥造的人受到警戒，初学的人有了指引，所有过去翻译批评的流弊都可以避免了。”董氏提出的这一纠正过去翻译批评的某些错误倾向的意见是非常重要的。这一意见的本身，便是对于翻译理论的贡献。而董氏则进一步指出：“像这样的批评，虽然不能代替翻译理论体系的建设工作，但是对于那一工作一定能起很大的辅助作用。因为它能丰富翻译理论的内容，使每一条定义得到很明确很具体的说明，这乃是任何理论建设上非常重要的部分。”

1951年4月15日，董氏又在《翻译通报》第2卷第4期发表了题为《论翻译理论的建设》的长篇论文，更系统、深入地阐述了他的思想。他从不赞成建设翻译理论的两种意见说起：一种愈见认为，翻译是一种艺术，只能“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受任何理论的约束。理论不过是小说法程、戏剧作法类的东西，事实上没有什么用。另一种意见认为，翻译是一种技术，就像油漆匠学会了用颜色就可以工作，翻译者也只要能看懂外国文就可以了。油漆匠从不讲究什么理论，翻译又要理论作什么？董氏深刻地指出：这两种反对翻译要理论的意见，“本身也可以说是一种理论”。自古以来有不少人正是奉行着这类“理论”，不过其“旧用而不知”罢了。问题是，此乃不正确的理论。“这种理论严重地妨碍了中国翻译工作的进步。”

他同意“翻译是一种科学”，因为它有一定的客观规律可以循，并不完全靠所谓天才和灵感。他再次提出：

我们首先得考察各种语文的构造、特点和发展法则，各学科的内容和表现方式，各时代和各国家的翻译经验。然后把这三样东西的调查研究所得结合起来，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翻译界有了这样一种东西，就等于有了一套度量衡，初学的人不再要浪费很多时力去搜索门径，也不至不自觉地蹈了前人的覆辙。从事翻译批评的人也有一个可靠的标准。在这样的条件下，毫无疑问，翻译工作的品质是可以飞跃一般地提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