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汉乐府诗歌的文献综述

关于汉乐府诗歌的研究综述

乐府机关的主要工作是：定制乐谱，搜集歌辞和训练乐员。在乐府最鼎盛时期，人数多达八百余人，其中设立的官吏职位也是各司其职，层级分明。乐府的出现具有社会发展的必然性。班固的《两都赋序》中有文：“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

武帝通过设立乐府，得以“兴乐教”、“观风俗”，时至今日的我们，通过汉乐府，也可以还原出当时百姓生活的情况和当时社会的风貌。哀帝“罢乐府”使乐府民歌有所失散，而到了魏晋，乐府机关虽然没有被废除，但是却没有了采诗的制度，只沿袭了已有的乐府歌辞。随着南朝时期新声杂曲的大量繁荣，虽然在作品数量上有所进展，但我们仍不能忽视其内容的单一性和题材的局限性。

综上所述，汉乐府诗的主要搜集和保存，是依靠政府的乐府机关，然而，传唱和内容的不断丰富，则得力于民间歌人和百姓的口头传唱。

随着乐府的发展和乐府歌辞的不断丰富，“乐府”从机关名称变成了诗体名称，其定义也有了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乐府是指汉以下入乐的诗，包括文人创作的和采集自民间的；而广义的乐府则连词曲也包括在内。此外，更为广义的乐府有包罗了并未入乐只是沿袭了乐府旧题或是模仿乐府体裁的歌辞作品。

了解了乐府的起源和发展，我们不难看出，乐府诗是取材于民间，传播于百姓，彰显其时代风貌的叙事作品，由此我们也将对汉乐府诗的叙事性特点展开进一步的探讨。

在对叙事诗进行溯源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认识到，想要完整的了解中国古代叙事诗，针对诗经展开的研究是必须得到重视的。

现存可知最早带有叙事色彩的诗歌，是汉之前的《弹歌》，全诗内容言简意赅：“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又有，《击缶歌》中有：“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尧何等力。”完整地展现了原始人的日常生活。在这些原始歌谣中，已经初步具备了叙事的轮廓。

《诗经》中的叙事诗从内容上划分，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来自于民众的日常生活的民间吟唱，这些内容多保存于《国风》之中；另一种是讲述先民历史的“史诗性断片”，多保存于《雅》、《颂》之中。民间吟唱的歌辞中，多描述的是短小的生活片段或生活横截面的记录；庙堂鸿音则另有特色，在这些诗篇中，往往在情节上注有奇幻的想象和充实连贯的情节，这些诗歌在当时多用于祭祀，出于对

先祖的崇敬和赞颂，在叙事过程中，便使他们有了奇幻的人生经历，具有了“史诗”的性质。

对叙事诗的探讨，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在刘歆的《七略》中有：“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一说。

在对汉乐府诗的叙事特征这一问题的论述上，沙云星的《试论汉乐府民歌的叙事特征》认为，汉乐府的叙事因素发展与先秦歌谣有密切关系，在先秦歌谣中的简短叙事，尚未构成连贯的故事情节，因而不能算作是叙事诗。但不可否认的是，汉乐府中集中表现民生疾苦的作品，依然可以窥见来自先秦的叙事踪影。在汉乐府民歌的叙事特征上，沙云星认为，与汉乐府之前的叙事诗相比，汉乐府诗歌的故事性和戏剧性大大增强。《诗经》中的生活画面和人物形象，多是作为情感寄托，而汉乐府则更重于叙事本身。汉乐府对于整体形象的真实性和故事的完整性都有新的要求。除了故事性，汉乐府的戏剧性也使其更富有文学魅力。如在《孔雀东南飞》中，多条叙事线索并行，故事完整，叙事宏大，情节波澜起伏，是叙事诗发展的里程碑。在情节方面的成就只是汉乐府的成功之一，另一方面，汉乐府诗中高超的叙事艺术，也离不开鲜明人物形象的塑造。在直接叙述的基础上，通过制造情节冲突和矛盾并为角色加上更为丰富的动作和精巧的语言，或独白，或对话，使形象生动饱满。这些鲜明的人物形象，除了完整的故事外，更多是丰满于富有个性的语言描写和灵活的心理活动，并加以社会环境的烘托。汉乐府在细节上的成功塑造，也是不可忽视的。

杨静的《试析汉民间乐府叙事诗的叙事艺术》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而与沙云星的《试论汉乐府民歌叙事特征》不同的是，本篇通过对《诗经》和汉乐府诗的对比，更突出了叙事诗的发展脉络和进展。汉乐府诗第一人称叙事视角最突出的特征表现是：叙述者多为故事中的主人公，出于作品的中心位置，叙述者通过自己的视角，来描写环境、叙述人物、讲述故事，他和自己所描述的世界史同质的。除第一人称视角外，第三人称视角作为两汉乐府中最基本的叙事视角，客服了第一人称视角的局限性。在这些第三人称视角的两汉乐府诗中，叙述者以第三人称提及故事人物，这样的叙事所产生的是一个全知全能型的叙述者，不但可以全面详尽的讲述故事，还可以对人物和情节进行评论和情感的抒发。汉乐府诗是我国叙事诗歌走向成熟的标志。

张志斌的《先秦至两汉：中国诗性叙事的开展和深入》认为汉乐府诗是中国

古典叙事诗创作的第一次高峰。在由多重叙事视角和丰满的人物形象构建的叙事诗骨架下，细节是叙事诗的血肉，使叙事诗为人传颂，感人肺腑。

《诗经》中多是服务于抒情的叙事，而随着汉乐府的发展，叙事诗中叙事和抒情逐渐独立，并产生了主叙事兼抒情、夹叙夹议的行文特点。在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长河中，仅有这一阶段的诗歌具有主叙事兼抒情的主要特点，到了诗歌最为繁盛的唐代，一大部分诗歌基本上已经和叙事无关，作者在篇幅和词律的规则下仅通过意向抒发情感了。

谈艺超的《汉乐府的叙事角度》在探讨了第一人称叙事视角和第三人称叙事视角的基础上，提出了“视角的转换”这个新的观点，单一固定叙事视角在多层次反映生活片段和变现人物性格方面多会受到限制，为了更完整地表现人物和更立体的描述社会，不少作者也根据情节需要转换叙事视角。传统的第三人称的视角在表现生活场景和刻画人数众多、细节繁琐的人物形象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而第一人称的应用，则更能够拉近主人公和读者的距离，更有利于故事的丰满和情感的抒发。

程相占的《古代叙事诗研究》，通过对中国古代叙事诗的深入分析，首先对叙事诗这一概念进行了重新的划定。作者认为，所谓“叙事诗”是在特定的用意支配之下，用押韵的语言把时间的安排具有一定顺序的作品。全书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着重于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历史流变，把文学与历史发展相结合，对诗歌发展的客观因素进行了解析；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在叙事视角和人物形象上，细数了丰富的人物类型。在第四部分“诗体”中，重点挖掘了叙事诗的叙事意义。

杜甫“本着汉乐府‘缘事而发’的精神自创新题，即所谓‘即事名篇’，或者说‘因事命题’的作法，直接开导了中唐的新乐府运动”。1

葛晓音的《论杜甫的新题乐府》中，首先对杜甫的诗作进行了种类界定。在重新界定了“新乐府”和“新乐府运动”的前提下2，研讨杜甫写作新题乐府的自觉意识和独创性。

在继承了汉魏晋古乐府的基础上，杜甫在题材选取和叙事特色都有所区别和发展。相较于汉魏晋乐府歌辞多记述百姓生活场景的诗歌内容，杜甫多选取能反应民间疾苦的社会生活片段，通过百姓生活疾苦的片段，高度概括地反应社会的无情和统治者的昏庸。杜甫多采取第三人称视角，客观全面的叙述自己的见闻，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是对汉魏晋乐府歌辞的借鉴和继承。乐府歌辞因多为生活截

1游国恩，《中国文学史》，第二册。

2葛晓音，《新乐府的缘起和界定》，1995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