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西方化媒介研究》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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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笔记

阅读书⽬：《去西⽅化媒介研究》

[英]詹姆斯•卡伦 [韩]朴明珍编，清华⼤学出版社，2011年

参照阅读：英⽂原版 De-westernizing Media Studies James Curran& M. J. Park (ed.), Routledge, 2000

媒介研究的多棱透镜

五⽉的某⼀天，当我在图书馆的书架前随意浏览时，《去西⽅化媒介研究》吸引了我的⽬光。这本书由英国伦敦⼤学教授詹姆斯·卡伦和韩国国⽴⾸尔⼤学教授朴明珍主编，译者为卢家银、崔明伍等，声称“要彻底颠覆英语世界既有媒介理论”。这本书汇集了多国学者的22篇论⽂，由20多位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共同努⼒完成。研究对象涵盖了亚洲、⾮洲、南北美洲、欧洲、中东地区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回顾传统媒体⽂化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媒体、权⼒和社会的关系，该书挑战了盛⾏的全球化理论，为媒介研究提供了⼀⾯多棱透镜。

《去西⽅化媒介研究》这本书信息量⼤，所涉学科知识⾯⼴且深，不仅需要采⽤⼀种鸟瞰式的视⾓认真通读，还需宏观上对22篇论⽂进⾏交叉性的⽐照阅读。在这本书的阅读过程中，我还参照阅读了其英⽂原版De-westernizing Media Studies。接下来我将就以下⼏个主题展开，谈谈我阅读此书后的想法。

⼀、关于“去西⽅化”媒介理论

长久以来，环绕在我⾝边的⼤量新闻传播教材和其他著作都在不断地勾勒并加深着西⽅媒介理论的轮廓线条，⼀些⽼师在课程讲授时也不时拿出英美作为案例来参照，以⾄于在我的潜意识⾥，似乎媒介理论就等同于以英美为代表的西⽅社会的媒介理论。此外在

当下的中国社会中，也不乏⼀些公知积极弘扬西⽅媒介理论，奉之为圭臬，呼吁西⽅式的新闻⾃由和专业主义。但是这种带有⼀定狭隘性的西⽅媒介理论能否对全世界所有的媒介做普适性考察？以及⾮西⽅国家是否应该套⽤西⽅国家的媒介运作模式？读罢此书后，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诚然，媒介理论作为产⽣于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框架，在媒介研究中我们不能完全其抛开另起炉灶，做绝对的“去西⽅化”处理，亦不能不加批判的直接套⽤到其他环境。每个国家的媒介系统都产⽣于其特定的地点和历史条件。不同的政治背景、权⼒结构、经济基础、⽂化传统、历史⽂化所造就的媒介都有所不同。纵观全球媒介系统，总体上是多样化的，⾮平衡的。源于英美等国特殊经验的媒介“普世理论”，并不能代表全世界，代表⾮西⽅国家。

《去西⽅化媒介研究》这本书中，⼤部分的学者对于“去西⽅化”的必要性已达成共识。但就如何“去西⽅化”仍有所有分歧。⾹港学者马杰伟⾮常怀疑“亚洲需要全新的媒介理论”这⼀观点，因为亚洲本⾝并不具有独特性。他认为我们需要修正现存的理论使之适合中国的环境。⽇本学者安藤正信则认为，要对⽇本媒体做出分析，仅仅应⽤西⽅媒介理论远远不够，⽽是要尝试⼀种新的研究框架。⽽马来西亚学者查哈伦·奈恩认为媒介研究是“西⽅化的”还是“东⽅化的”或者“哪⼀套媒介理论更好⼀些”这些问题本⾝并不是问题。读罢此书，我认为很难说哪⼀种的“去西⽅化”路径更正确更好，因为

不同国家的媒介都在不同程度的动态发展，也许去西⽅化媒介研究也应该不断的动态发展，没有绝对化的路径。

有⼀点值得认可的是我们应当意识到我们正处于源⾃于西⽅的理论话语结构中，必须要对西⽅媒介理论的适⽤性及局限性进⾏反思。且这种反思是未来导向的反思，⽽并⾮仅对过去的重述和阐明。对于媒介理论本⾝，我们应抱着⼀种⾮笃定性和待调整性的态度，⽅才不会迷失。

⼆、关于⽐较媒介研究

1956年，《传媒的四种理论》⼀书问世。这本书开了⽐较新闻学的先河，被视作⾥程碑式的研究成果，“四种理论”也成为了世界各国新闻媒介研究的理论模式。在国内，当时的中译本《报刊的四种理论》⾃改⾰开放出版以来，在学界也受到⾼规格对待。我还记得⼤⼀上夏倩芳⽼师的新闻学概论，“被强制”读了《报刊的四种理论》，那时对于新闻传播了解基本空⽩，对于专业知识只知吸收和咀嚼，没有批判意识。时⾄今⽇再回过头去读，阅读感受已完全不同。

正如展江所⾔，“《传媒的四种理论》是⼀部学术‘发电机’，极⼤地启发了后来者的研究”。半个多世纪以来，从“四种理论”到“去西⽅化理论”，⽐较媒介研究历经了多次理论语境和理论模式的兴替。2000年《去西⽅化传媒研究》⼀书的出版，⼀改传统的理论模式，将各国政治制度分为民主、威权和转型，经济制度分为管制型、

新⾃由主义型和混合型三类，对全球主要国家政治和经济制度和传媒制度的关系进⾏综合考察。开创了“五种理论”的研究范式：（1）转型与混合社会、（2）威权/新⾃由主义社会理论；（3）威权/管制社会理论；（4）民主/新⾃由主义社会理论；（5）民主/管制社会理论。

这种划分⽅式令⼈⽿⽬⼀新,不仅突破了地缘政治、现代化、媒介帝国主义，⽂化全球化等传统视⾓的的束缚，在某种程度下还超越了以往的⽐较媒介理论。它跳出了在“四种理论”基础上批判和继承的框架（如威廉·哈希顿的“五种理论”、丹尼斯·麦奎尔的“5+1理论”），亦不同于J·赫伯特·阿特休尔“三个乐章”理论的批判模式，以及卡尔·诺登斯特伦的“五种范式”。

三、关于中国媒介研究

对于当下中国的媒介研究，我认为多阅读类似《去西⽅化传媒研究》是很有必要的。由于著作翻译等因素，我们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新闻传播制度和运作情况了解较少，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当前，我国的社会处在转型过程中，媒介发展亦处在转型过程中。因此，多了解其他⾮西⽅国家的媒介运作情况和经验，媒介与权⼒结构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不仅会为当下中国媒介转型发展提供理论和经验层⾯的参照，也会对中国媒介研究有所启发。

《圣经.传道书》中写道：“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的事后必再⾏。⽇光之下并⽆新事。”历史是⼀种不断的循环和重复。纵观

《去西⽅化传媒研究》中的22篇⽂章，尽管各国国情有所不同，但或多或少都能在找到与中国媒介发展过程相似的影⼦和痕迹。⽐如积极的受众观在中国的实践，就与20世纪60年代韩国政治独裁和媒介驯服时期积极的受众观实践⾮常相似。受众并未对媒介传播的内容全然的进⾏被动式的接受，⽽是对媒介⽂本进⾏解读，甄别和发掘其中深奥的信号。

本书对中国的划分，将其置于转型与混合社会之中进⾏考察，不同于以往将媒介系统置⾝于静态背景之中，具有鲜明的动态社会学视⾓，契合当下中国社会的转型和变⾰现状。本书第⼀章《反思媒体研究：以中国为例》，⾹港学者马杰伟对“国家—市场”复合体模式下的中国媒介作了⽐较清晰的批判。市场被看作⼀种发挥平衡作⽤的重要机构，不断地推动⼀个更加独⽴和富于批判的媒介体制形成。这篇⽂章写于2000年，距今已经⼗五年。⼗五年来，中国媒介环境发⽣了不⼩的变化。当下，中国正在⼤⼒推动媒介融合，然后起并⾮由市场⼒量主导推动，⽽是由国家政策⾃上⽽下的推动。如果我们继续沿着他的“国家—市场”复合体概念进⾏思考当前中国的媒介环境，⽐如媒介融合发展，也许会有新的发现与思考。

中国的媒介融合对于第⼀章《反思媒体研究：以中国为例》中，我有⼀点不敢苟同。马杰伟认为“中国个案的独特之处，在于⾃由主义理论和批判理论的某些突出特征⼏乎是同时适⽤的”。第⼀，我不认为中国个案有什么独特之处，假如有，那么世界上任何⼀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