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窥词管见》看李渔的词学观

摘要：李渔是我国明清时期一位重要的文学批评理论家，他不仅在戏曲理论方面有着杰出卓越的贡献，其在词的创作方面也有自己独到而完备的论述，所著《窥词管见》就是一部独具特色、自成体系的词学著作。

关键词：李渔；词学；窥词管见

李渔，浙江兰溪人，初名仙侣，字笠翁、谪凡，号天徒、湖上笠翁、随庵主人、笠道人、觉世稗官。生于明万历三十九年，卒于清康熙十九年。李渔不仅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文学家，戏曲、小说、诗文、史学皆有成就；而且兴趣广泛，园林、饮食、养生、服饰、篆刻、绘画等皆有涉猎。李渔不仅是位词人，在词的创作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而且是一位词论家，提出了较为系统的词学理论。他所著的《窥词管见》虽仅有二十二则，但对词创作上的一些基本问题都作出了十分精辟的论述。一、李渔对词的文体特征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作词之难，难于上不似诗，下不类曲，不淄不磷，立于二者之中。大约空疏者作词, 无意肖曲而不觉仿佛乎曲；有学问人作词, 尽力避诗而究竟不离于诗”(《窥词管见》第一则)。李渔十分重视词的文体特征，强调词与诗、曲之间的区别。词承诗而来，又称诗余；曲又承词而来，故又有词余之称。词与诗、曲相比，有着自己的独特之处。诗可用故实，施文采；曲则贵在浅显。而词则既不似诗，又不似曲，处于两者之间，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属性，既要明白易懂，又不可没有文采。所以，学问浅薄或学问深厚的人在作词时

“一则苦于习久难变，都会犯或肖乎诗，或类乎曲的毛病。李渔认为如此问题可能有两个原因：

一则迫于舍此实无也”(《窥词管见》第一则)。一是习惯了写诗或曲，作词时仍会在诗曲的感觉之中；一是空无学问，实在写不出东西。对于上述情况，李渔还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欲为天下词人去此二弊，当令浅者深之，高者下之，一俯一仰，而处于才不才之间，词之三昧得矣”(《窥词管见》第一则)。学问浅薄的人要加强文化修养，提高词的文学性，而学问高深的人作词不可过施文采，填塞学问。这样才可以“才与不才”，各得其所。有的词调从句格、声律来看，与诗曲相近，甚至相同。那么如何在作词的时候避免混淆呢？针对这个问题，李渔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是“摹腔炼吻”(《窥词管见》第二则)，就是通过吟唱，从腔调上加以区别。诗调古雅，曲调近俗，词调则在雅俗相和之间。二是从语言风格的雅俗上进行区分。诗语宜雅，曲语宜俗，词则在雅俗之间。词与曲有时腔调近似，但是语言风格上的差异还是明显的。李渔举了一些常用的字为例，说明二者的分歧所在：“有同一字义而可词可曲者，有止宜在曲，断断不可混用于词者。试举一二言之：如闺人口中之自呼为妾，呼婿为郎，此可词可曲之称也；若稍异其文，而自呼为奴家，呼婿为夫君，则止宜在曲，断断不可混用于词矣。如称彼此二处为这厢、那厢，此可词可曲之文也；若略换一字，为这里、那里，亦止宜在曲，断断不可混用于词矣。大率如尔我之称者，奴字、你字不宜多用；呼物之名者，猫儿、狗儿诸‘儿’字不宜多用；用作尾句者，罢了、来了诸‘了’字不宜多用。诸如此类，实难枚举，仅可举一概百”(《窥词管见》第三则)。在明清时期，论词者很多，然而关于词的文体特征，要数李渔的论述最为透彻了。所以清毛先舒评曰：“诗、词、曲之界甚严，微笠翁不能深辨。”二、李渔对戏曲创作提出了“贵新”的主张，对词的创作也同样提出了这样的主张：“文字莫不贵新，而词为尤甚，不新可以不作”(《窥词管见》第五则)。李渔所谓“新”，包括三个方面：“意新为上，语新次之，字句之新又次之。所谓意新者, 非于寻常闻见之外, 别有所闻所见而后谓之新也。即在饮食居处之内，布帛菽粟之间, 尽有事之极奇, 情之极艳, 询诸耳目, 则为习见习闻；考诸诗词, 实为罕听罕睹；以此为新, 方是词内之新，非《齐谐》志怪、《南华》志诞之所谓新也”(《窥词管见》第五则)。意新不是脱离现实生活的怪诞之“新”，而是从日常闻见中提炼出的新见解；语词，字句之新也同样，不是雕琢章句，玩弄文字游戏，不能为标新立异而生造硬凑，而必须建立在符合情理的基础之上。李渔认为词的创作之新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关键在于创作主体要能

在生活中发现前人没有发现的东西，要有对生活的独特见解和审美体验。这创新要自然，《窥词管见》第六则指出：“虽然极新极奇，却似词中原有之句，读来不觉生涩。”要“有如数十年后重遇故人”那样的新，且创新要合理：“须新而妥，奇而确。妥与确，总不越一理字”(《窥词管见》第七则)。并提出要在变化中创新：“同是一语，人人如此说，我之说法独异，或人正我反，人直我曲，或隐跃其词以出之，或颠倒字句而出之，为法不一。昔人点铁成金之说，我能悟之，不必铁果成金，但有惟铁是用之时，人以金试而不效，我投以铁，铁即金矣”(《窥词管见》第五则)。李渔在论创新的同时又提到了“贵自然”的问题：“意新、语新，而又字句皆新，是谓诸美皆备，由《武》而进于《韶》矣。然具八斗才者，亦不能在在如是。以鄙见论之，意之极新者，反不妨词语稍旧。尤物衣敝衣，愈觉美好；且新奇未睹之语，务使一目了然，不烦思绎，若复追琢字句而后出之，恐稍稍不近自然，反使玉宇琼楼堕入云雾，非胜算也”(《窥词管见》第六则)。这里阐述了“新”与“旧”的辩证法。李渔看重的是“意新”，他认为：倘能做到“意新”，词语不妨“稍旧”，所谓“尤物衣敝衣，愈觉美好”。三、在论述词“贵新”的同时，李渔也谈到了继承和创新的关系。《窥词管见》第四则说：一方面，“词当取法于古”，应该借鉴和继承前人的创作，另一方面，“然古人佳处宜法，常有瑕瑜并见处，则当取瑜掷瑕”，不能泥古不变。四、在论及词之情景时，李渔认为词在内容上继承了诗的言志抒情传统，而且多为借景抒情：“作词之料，不过情景二字，非对眼前写景，即据心中说情，说得情出，写得景明，即是好词。情景都是现在事，舍现在不求，而求诸千里之外，百世之上，是舍易求难，路头先左，安得复有好词”(《窥词管见》第八则)！李渔认为词中的情与景都应该是作者“现在”的切实体验与感受，不必堆砌“千里之外”的古人古事，而主张情与景的直接亲合。李渔之后数百年的王国维在其《

人间词话》中说：“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也表达了与李渔相同的语意。只不过王国维于情景中更明确点出了“境”、“境界”。在情与景的关系上，李渔强调情的主导地位：“词虽不出情景二字，然二字亦分主客：情为主，景为客。说景即是说情，非借物遣怀，即将人喻物。有全篇不露秋毫情意，而实句句是情，字字关情者。切勿泥定即景咏物之说，为题字所误，认真做向外面去”(《窥词管见》第九则)。王国维《人间词话》中说：“昔人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与李渔“情主景客”的思想如出一辙。景其实是抒情的载体，作词的目的还是为了抒情。词中的景物，都是为了烘托气氛、抒发感情服务的。《文心雕龙·情采》中说：“情者文之经”，讲的就是文学作品应当以情为主导，我们很难想象，没有感情的艺术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形态？但是好的词家写作时并不是将两者截然分开，而是情寓景中，化景为情，情景交融。五、除了上述内容，李渔在《窥词管见》中还谈及了词的语言、结构、音律等问题。词的语言必须“使人可解”，李渔反对在词中用典，掉书袋：“诗词未论美恶, 先要使人可解。白香山一言, 破尽千古词人魔障。爨妪尚使能解, 况稍稍知书识字者乎? 尝有意极精深, 词涉隐晦, 翻绎数过, 而不得其意之所在。此等诗词，询之作者，自有妙论，然不能日扣玄亭，问此累帙盈篇之奇字也。有束诸高阁, 俟再读数年, 然后窥其涯涘而已”(《窥词管见》第十则)。在这里，李渔非常赞美白居易认为诗歌创作应该通俗易懂、明白如话的主张。他在其《闲情偶寄》中也表达了这种作品应力求通俗性的思想。如“传奇不比文章, 文章做与读书人看, 故不怪其深, 戏文做与读书人与不读书人同看, 又与不读书之妇人小儿同看, 故贵浅不贵深。” [1]对于词这种精致的精神产品, 我们更必须从作者和读者、创作和接受及其相互关系上来加以考察。词要满足读者的需要, 要适合读者的审美趣味。所以李渔提出“词之最忌者有道学气, 有书本气, 有禅和子气”，推崇“一气如话”为词人之“四字金丹”(《窥词管见》第十二则)。这既表达了他创作应通俗易懂的思想，也符合他贵自然的要求。在词的结构问题上，李渔认为无论是小令，还是长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