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

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

严严文文明明

中国文明的起源这一看似距离现实生活非常遥远的问题，现在却成了许多人关心的热门话题。不但中国人在研究，外国人也想了解个究竟。其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科学研究的进步，特别是考古学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使我们有可能得到一些比过去远为清晰的认识；另一方面则还有一个深刻的社会根源。

大凡关心当代社会发展的人，莫不深感西方文化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物资财富的同时，也引发了不少社会问题。相形之下，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虽然起步较晚，却获得了飞速的经济发展和比较健康的社会进步。人们发现他们的价值观念与西方大不相同，几乎都十分重视传统文化，同时有选择地吸收西方文化中一些有用的东西，创造性地解决自己国家民族的现代化问题。而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所谓传统文化，实际上就是以中国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文化。它是那样博大精深，不但能够比较正确地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能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它过去创造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今天经过适当的调整，在中国和东方各国的发展中仍然发挥着巨大的积极作用。这样一个伟大文明所创造的文化遗产，乃是世界人民共同的财富，当然应该花大力气进行研究。而追溯这样一个伟大文明的起源，当然也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

从信古、疑古到考古

中国人历来以自己有悠久的历史和光辉的古代文明而感到自豪。但这个文明究竟是什么时候起源的，在世界文明史上又占有什么地位，以前是很少深究的。中国的第一部历史巨著《史记》是从《五帝本纪》开始的，五帝中的首位就是黄帝。尽管司马迁对五帝的历史将信将疑，毕竟并没有轻易放过，而是把它作为历史的开篇。后来的人也就相信黄帝是所谓人文始祖，中国文明就应该从他那个时候算起。这很符合孔圣人“信而好古”的精神，故谓之曰信古。

“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把人们的思想从封建文化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一些学者提出要用科学的态度整理“国故”。他们怀疑被儒家捧为圣人的尧、舜、禹等是否真有其人，是否真的实行过什么禅让制度。这样一来，中国文明起源的历史似乎要大幅度向后拉了。这些学者被称为疑古派，在一段时期曾经有过相当大的影响。

人们既不能盲目的相信历史著作中的每一件事情，也不能仅仅停留在怀疑、辨伪的阶段上，而需要寻求一种探索古代历史乃至史前史的科学基础。这就是要通过对古代实物遗存进行调查、发掘和研究的方法，来重新研究中国的上古史和文明的起源问题。这种以田野工作为基础的考古学研究，在我国是从1921年发掘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史前遗址而开始的；但作为对中国早期文明的有组织的考古研究工作，则是从1928年河南省安阳市殷墟的发掘开始的。

因为考古学是通过古代人类的实物遗存来进行研究的，所以不受历史记载的约束，对研究史前史和早期文明史提供了一种特别有效的途径。下面的时间表很可以说明考古学对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贡献：

1928年至1937年，在安阳殷墟进行了十五次发掘，发现了商代晚期的宫殿基址和王陵墓群，还有大量的铜器、

陶器、石器、骨器，特别是发现了一个很大的甲骨文窖藏，从而证明殷墟是自盘庚迁殷直至纣王灭国，历时273年之久的商代晚期都城。由于这一发现，学术界才普遍接受中国文明至少应追溯到商代晚期。

1955年，在河南省郑州首先发现了商代早期的城垣遗迹，其后经过20多年的勘探发掘，基本上确定那是商代早期的都城遗址。城址略呈方形，周长约7公里。城内发现有宫殿基址，城外则有多处铸铜、制骨、制陶等手工业作坊遗址。人们相信，中国文明至少要提前到商代早期。

1959年，为着寻找夏墟，曾对河南省偃师县的二里头遗址进行试掘，发现了一种早于商代的文化遗存，后来被命名为二里头文化。往后又经过多年的发掘，在二里头相继发现了宫殿和宗庙基址，同时出土了许多青铜器、玉器、石器和陶器等。不少学者认为那应该是夏代的一个都城，于是中国古代文明就可以上溯到夏代了。

夏鼐先生在论述中国文明的起源时，正是按照考古发现的时间表一步一步地往前推的。最后他认为文明的起源还要往前推：“把文明的起源放在新石器时代中。”因为“不管怎样，文明是由‘野蛮’的新石器时代的人创造出来的”(《中国文明的起源》96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这个意见是非常正确的。下面，我想把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历程和主要成就稍稍梳理一下，看看我们“野蛮”的祖先是怎样一步一步地走向文明的。

走向文明的脚步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表明，中国新石器时代大约是从公元前10000年开始的，一般可再分为三个发展时期。

早期(约公元前10000年至前7000年)大约相当于西亚的前陶新石器，但中国各遗址中都已有了少量的陶器。这个时期最重大的成就可能是农业的发明，不

过现在还没有找到确实的证据，考古学者们正在努力探索。

中期(约公元前7000年至前5000年)是原始农业得到较大发展的时期，并已初步形成了南北两个农业体系。北方的黄河流域已经普遍种植粟、黍等旱地农作物，单是河北省武安县磁山遗址一处，便发现了成百的粮食窖穴，其中有大量粟的朽灰，如果换算成新鲜粮食当在10万斤以上。南方的长江流域多种水稻，近年在湖北省的城背溪文化和湖南省的彭头山文化中，都发现了稻谷遗迹。位于淮河上游的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也发现了年代很早的炭化稻米。年代相当于中晚期之交的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遗址，更是发现了大量稻谷遗存和相关的农具。由于农业的发展，形成了较长时期定居的农村，从而为往后向文明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初步的物质基础。

晚期(约公元前5000年至前3000年)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大发展的时期，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辽宁西部和内蒙古东部的红山文化，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和下游的马家浜文化等，都是属于这一时期的。这时农业聚落遗址分布的密度明显增加，规模也有所扩大。每一个聚落中往往有近百座房屋，按照凝聚式和向心式结构排列，体现集体的精神和平等的原则。这个时期还流行多人二次合葬墓，即在人死后先对尸体进行暂时处理，等肉体腐烂后再把骨骼收拾起来，同亲近的人一起埋葬。每座墓合葬从数人到数十人不等，最多者可达一百余人。各墓的随葬品很少差别，而且也不强调个人所有，这显然也体现着集体精神和平等的原则。

大约从公元前3500年起，这种状况开始有所改变。我们看到无论是在聚落内部还是在聚落之间，都已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在聚落内部，个别房子造得特别讲究，规模往往也比较大，而大多数房子仍是简易的窝棚。在多数聚落的规模并无显著变化的同时，少数聚落却发展得特别大，出土遗迹遗物的规格也比较高，说明它们已发展成为当时的中心聚落，是社会分化的一个明显的标志。墓葬的情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少数大墓开始设置木棺，有的在棺外还建一木椁，随葬品可多达一百多件，质地也特别精良。而绝大多数小墓则无棺无椁，随葬品十分简陋，有的甚至一无所有。贫富分化在这里看得非常清楚。

在辽宁省西部的凌源牛河梁发现了一处红山文化后期的祭祀中心和贵族墓群。所谓祭祀中心包括“女神庙”、方形祭坛和圜丘等一大群建筑。所谓“女神庙”是一个半地穴式的房屋，现在仅清理表面的一部分堆积，就发现至少有五六个人体塑像和个别禽、兽的塑像。人体塑像有的和真人一样大，有的还要大两三倍。体表圆润光

洁，突出乳房和臀部，像是女性，故谓之“女神庙”。庙旁有用石头护坡、表面为平整的长方形祭坛。这组建筑的前方数百米，在一处很显眼的山坡上，用石头砌成一个巨大的阶梯式圜丘，推测也是作祭祀用的。

贵族墓葬分布在祭祀遗迹的附近，有十余处，每处一二墓或四五墓不等。每墓中心有石椁、随葬玉器等贵重物品。墓上垫土，四周砌石。有的砌两三层台阶，宛若祭坛。其外围还往往竖置一周筒形陶器。有的墓上面有若干小墓，也有石椁，有的也随葬玉器。这些小墓的死者当是墓主人的随从或近侍。这样看来，牛河梁所反映的红山文化后期的社会已经明显地分裂为贵族和平民两个阶层。贵族有自己单独的墓地，而且由于这个墓地同祭祀中心结合在一起，可见宗教也是由贵族所把持的。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一个相应的由贵族组成的权力机构，这些贵族的地位是难以维持的。这样的社会，已经同过去那种人人平等、共同劳动、共同消费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有所不同了，这是向文明社会所迈出的非常重要的一步。

大约从公元前3000年到前2000年的一千年间，生产技术已有较大的发展。除石器制作更加精良外，还能制造一些小件的铜器，种类有刀、削、锥、凿、斧、铃和指环等，在青海的齐家文化遗址中还发现了小型的铜镜。这些铜器的质地不尽相同，有些是红铜做的，也有少数是青铜或黄铜做的，后二者可能与矿石成分较杂有关。由于铜器在当时生活中已占有一定地位，过去把这个阶段的文化遗存统统划归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做法就不尽合适了，有必要列为铜石并用时代，作为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转变中间的一个过渡时代。又由于这个时代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是龙山文化及其同时代的诸文化，所以在考古学上又称为龙山时代。

龙山时代除农业比过去有较大发展外，手工业的成就更为突出。一是铜器的制造已于前述。二是制陶业中普遍使用快轮，它需要有厚重的转盘以加大惯性，要有既稳固摩擦系数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