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杀案

刚刚发生的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枪击案，至今令人悲叹不已。但据新文化报4月23日报道，在4月21日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操场的遇难者悼念仪式上，33块纪念遇难者的悼念碑中却一样有凶手赵承熙的悼念石，旁边同样放着玫瑰、百合、康乃馨等鲜花和紫色蜡烛。在赵承熙的悼念碑上，和其他悼念碑一样，在剪成“VT(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缩写)”模样的桔黄色彩纸上写着“2007年4月16日，赵承熙”，并没有其他别的修饰语。而悼念碑前的留言更是十分令人动容：
“你没能得到必要的帮助，知道这个事实的时候，感到非常悲哀。希望你家人能尽快得到安慰并恢复平静。上帝的恩宠……”（巴贝拉）“今后如果看到像你一样的孩子，我会对他伸出双手，给予他勇气和力量，把他的人生变得更好。”（大卫）“希望你知道我并没有太生你的气，不憎恨你。你没有得到任何帮助和安慰，对此我感到非常心痛。所有的爱都包含在这里。”（劳拉）。。。。。。无论是网络、媒体还是新闻，也无论是平民还是精英，人们都是流泪祷告，很少对赵承熙的漫骂和指责，更多的是对其家人的安慰，对自己的社会和文化的缺失的悲哀、反思和自省。

看了这则新闻，我们不禁要从内心里佩服和赞赏美国人的气度与宽恕的精神。于是进一步联想：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中国人身上，会怎么样呢？一个明显的对比就是马加爵被判死刑的时候，云南大学学生说“大快人心”，甚至燃放鞭炮以示庆祝，正是在社会的巨大压力下，马加爵的家人至今不敢去领骨灰；9。11事件，我们当时也是有很多人因为炸的是美国人而拍手称快；就是此次枪击案，我也不止一次看到“怎么不多杀几个美国人”的帖子；再对比前几天刚刚发生的盲目抵制日本盲人摸兵马俑事件，我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是一个外国人杀了中国的学生，首先是对凶手，理所当然是食肉寝皮、除之后快，恶毒咒骂，不会原谅，自杀更是咎由自取。对其家属，恐怕是指责多于安慰。谁要是还敢站出来对凶手表示宽恕，不被冠于“汉奸，卖国贼”的罪名也绝对要在网上被国人痛骂得狗血淋头，至少，很少有人流泪。

面对同样的事情，为什么我们的表现会和美国人有这么大的差异呢？这就是社会和文化的价值取向问题，归根到底也是人性与心灵的问题。

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生存哲学，很大时候是一种斗争哲学。我这样说，肯定会有人站出来反对，并搬出一套一套的孔孟之道，中庸哲学来说明。不错，中国的传统文化正是要从孔孟的“人之初，性本善”（我们称之为“原善”）之类的宽恕仁慈，慈悲为怀说起。

大家知道，孔孟理论一直有个前提，那就是先忠后爱，一切言行，都是被限制在“忠”和纲常伦理的范围内的。孔子对宽恕的诠释是“以直报怨，可也。”这里的“直”是道理的意思，而这个理就是孔子的三纲无常、忠君爱国理。所以孔孟的宽恕是理性的回应，而非爱的关怀，是现实关怀而非终极关怀。因为以为自己“有理”，所以宽恕就有条件，即“党同罚异”。宽恕可以宽恕者（忠于自己或者是我认为有理者），这是“党同”，同时也绝对不宽恕不可宽恕者（无理或不忠之人），这是“罚异”。至于“施仁政”，则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一种手腕，不但收放自如，而且并非出自“原谅”，而是出自恩赐。即便是“原谅”，也就是去宽恕不可宽恕者，也仍旧是存在前提的，那就是不可宽恕者必须首先“忏悔”，从而将“宽恕者”与“不可宽恕者”之间的关系改变为胜利者与失败者之间的关系，结果，“宽恕”也就为“赦免”所僭代。因为人性本善，那么变恶肯定就是后天人自身主观的问题，是“为”恶，受罚是天经地义，是咎由自取，根本不值得“同情”，而只值得“千刀万刮”。 所谓君子不计小人过、恻隐之心、辞让之心，通通只不过是一种没有爱的居高临下的怜悯。在这种看似广爱的人性本善理论支撑下，只要是没犯大恶的人，就总认为理在自己手中，就有一种无与伦比的至高无上和自我优越感，很少会反思自己的行为。一旦出现问题，总是先进行外向归咎：那一定又是坏人干的！这都是社会造成的！总之与自己没关系！这种意识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自私自利，自我中心，自我陶醉，没有共同责任感和缺乏反思内省意识。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文革的罪恶本来与每一个中国人的灵魂同在，本来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灵魂中的麻木、愚蠢、冷漠、残忍、懦弱、虚伪而忏悔，但是一场灾难过后，除“四大恶人”之外，所有的中国人顷刻之间就令人遗憾地都成了受害者。至于现在，我们的国人更是把这种精神发扬光大，发挥得淋漓尽致。比如房子高涨怪建设部，看不起病怪卫生部，腐败案件自然是怪政府，总之一切是外人或者外界的错，有几人反思自己或许也曾炒抢房屋，主动行贿或送红包，在里面推波助澜？所以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除了“怨天尤人”，除了没完没了地彼此控诉，就是人人都在批判别人中开脱自己的罪责，并强化自己的道德优越感，但是却从未意识到“罪恶”并不端坐于我们对面，而是狞笑于我们内心。善恶被绝对分开，善被留给自己，恶被推给他人，他人成为自身罪恶的“替罪羊”。结果是人性的本质越来越恶

，社会的公德越来越差，反省意识越来越少。这，在我们现在年轻人的身上体现尤为明显。

在这种理论支撑下，中国的传统文化成为一种二元立论即非此即彼的文化，不是爱就是恨。博爱、同情、怜悯、快乐、陶醉、钦羡、妒忌……等第三者情感都没有了，至于“无缘无故的爱”（超越敌我、人种和民族的博爱）更是无从谈起。爱的缺席必然就是恨的出场。仇恨的种子因而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伍员鞭尸、卧薪尝胆、荆柯刺秦王，在“正义”背后，隐含的是仇恨；《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在“革命”背后，隐含的是仇恨；至于“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千年的仇要报，万年的冤要伸”，“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斩草除根”，“杀人灭口”，“有仇报仇，有冤申冤”，隐含的更是仇恨。在此意义上，说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一部以仇恨立国的历史，也并不过分。正是这种斗争的哲学使我们失掉了宽恕、自省和博爱的意识，有的，只是自大、等级、尊卑和恩惠。

反观西方的传统文化和宽恕意识，则正好和我们相反。西方文化传统中关于“宽恕”的看法，与西方文化传统“原罪”的价值维度完全一致。作为一种人性假设，西方文化传统认定：人之初，性本恶。在它看来，天生本性由于抽掉了自由意志而无法自然为善，较之天生本性，自由意志本身要更为根本，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也因此，人的第一个自由意志行动只能是打破天真状态而犯罪（正如《圣经》所强调的，人是从"天真状态"堕入原罪的），而且一旦犯罪就永远不能无法洗刷。这是人的全部伟大所在，也是人的全部罪责所在。显然，这一原罪正是人的高贵（高于动物）的标志，也是他可以与上帝平起平坐的标志。

这种原罪的意识，首先就是人自身的绝对权利、绝对尊严和绝对责任的意识，他由此开始走向对于绝对尊严、绝对权利和绝对责任的自觉确认与自觉承担。换言之，“原罪”使得“罪”被绝对化、先天化，因而人的尊严、权利、责任也被绝对化、先天化，而且，既然现实生活是人类“原罪”的后果，那么人类就没有理由不去勇敢地予以承当。这同样是人类的绝对尊严、绝对权利和绝对责任。在此意义上，原罪无疑就是一个针对绝对责任的基本假设。这就使得西方的人权高于一切，但同时，共同责任意识也“与生俱来”。同时，既然强调了一切善恶都来自自由意志，对于善恶的探讨也就必须容纳性恶的作为本体的存在。既然“天生”有罪，你就必须时刻自我反省，通过它，每个人都意识到罪恶的彼此息息相关，意识到丧钟

为每一个人而鸣。而能够拯救这一切的，正是爱，也惟有爱（它不再是“自性”的“同情”，而是“神性”的“悲情”）。 这就出现了“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原谅的！这种爱超越时空，超越阶级，超越种族，爱的种子因此而在西方文化传统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它不但宽恕可以宽恕者，而且宽恕不可宽恕者，也无须以不可宽恕者的忏悔为前提，而是只要一味去爱就行（所谓“无缘无故的爱”）。这，就是耶稣说的：“爱你们的仇敌”，也就是保罗说的：“只要祝福，不可咒诅”！正是在这种观点下，人们一旦遇到问题，也总是先行内向归咎，找自己的责任，责任和内省的意识也“与生俱来”，在每个个体的心中神圣而又根深蒂固，不需外力强化，每个人都力争自觉去体现一种真正的文明、大度和宽容胸怀。从文化的角度，这正是西方能走在世界前列的原因，也是一种世界胸怀和充分自信的表现。从而形成了现代的、高度的文明。

综观中西方文化，我们不难发现二者的差异，也不难找到我们自己的民族劣根性。回归面对枪杀案这一现实，逝者已矣，生者要面对的，是生者的责任，谴责赵承熙、将他从学校花名册中删除，无论做什么复仇或惩罚，都已经没有实质意义，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放下心头的仇恨呢？继续仇恨于事无益，而宽容与同情心，却可以使赵承熙的家人以及与赵承熙熟识的人们获得精神上的缓解，并因此认识到，他们生活的社会里还有宽容与关爱，他们甚至会将这种爱心回馈到自己所在的社群之中，成为这种精神与价值的体现者。这，就是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产生的社会和文明效益的最大差别！如果，我们，也有这样的胸怀，我想， 马加爵那天真、善良、老实的农村父母，又何至于事隔这么久都不敢去领自己亲生儿子的骨灰！

面对人为的灾难，人类有很多方式去面对，有一种爱的方式，它基于宽容、理性与内省，它时刻意识到社会与个人未来的责任，通过追思过去、反思现实，来提升自己与社会的精神境界，来表明在绝望里我们还有超越的希望。这就是信仰的力量，这才是真正的世界高度的文明！

宽恕的结果，或许并没有在现实中获得回报，但是所有的人都会看到：它在人类的心灵中激起了巨大的回响。正是这巨大的回响，酿造着人类的过去、人类的现在，也必将酿造着人类的未来。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图图大主教说：“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国人的斗争哲学在封建强权和专制时代可能是一剂灵丹妙药，但在世界多元、文化多元、文明发达的今天，可能有点行不通了。在

美国人的宽恕、反思和自省中，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进行反思和自省，以得到超越的希望？以酿造我们自己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