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言二拍”中的观音形象及其成因探析

“三言二拍”中的观音形象及其成因探析
晚明拟话本小说繁荣，“三言二拍”代表了其最高才平。

“三言”共—百二十卷，“二拍”存七十八卷。

其中，涉及到观音信仰的篇目数量众多，而且较为突出地体现了观音信仰中的观音救济形象，描写了不少观音怀大慈大悲之心，伸慈悲之手扶危济困、惩恶除魔的行为。

我们可以举例如下：《喻世明言》[1]卷二十三《张舜美灯宵得丽女》中，刘素香和张舜美夫妻走散。

刘素香被尼姑庵收留后,“旦夕参礼神佛，拜告白衣大士，并持大士经文，哀求再会。

”某夜，刘素香“忽梦白衣大士报云：‘尔夫明日来也。

”第二日，夫妇二人果真得以破镜重圆。

《喻世明言》卷二十九《月明和尚度柳翠》中，法空长老在度化妓女柳翠时，以观音化身为妓女度世上淫欲之辈归于正道的故事对其进行点化。

《警世通言》卷四十《旌阳宫铁树镇妖》中“孽龙精被真君斩其族类，心甚怒。

”便残害生民，为灾降祸，与真君及其弟子争斗不休。

观世音此事，曾助战降妖。

《初刻拍案惊奇》卷六《酒下酒赵尼姐迷花机中机贾菩萨闻得秀才报怨》中，贾秀才之妻巫氏被赵尼姑迷倒，遭到卜良玷污。

观音菩萨于贾秀才梦中显灵，暗示他设计报仇，最终恶人得惩。

书中写道：“此是贾秀才识见高强，也是观世音见他虔诚，显此灵通，指破机关。

既得报了仇恨，亦且全了声名。

”
《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十四《盐官邑老魔魅色会骸山大士诛邪》中，入话介绍了观二拍”中观音救济现象的成因，希望能为古典白话小说研究、佛教文化研究添砖加瓦。

首先观音菩萨这一形象的原型来源于印度佛教，佛教对于我国古代社会文化的巨大影响力是产生这种创作现象的重要前提。

音化身妇人，指引巡江捕盗指挥，前往缉拿杀害徽商的寺僧的故事。

正文中，仇氏夫妻刻一慈善大士像，拜求得女，取名夜珠。

后有老妖摄去京珠，观音显灵将妖魔诛灭。

《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七《顾阿秀喜舍檀那物崔俊臣巧会芙蓉屏》中，崔俊臣携妻子王氏在赴任途中遭遇强盗，夫妻失散。

王氏流落到尼姑庵，每日礼拜白衣大土；最终夫妇团聚，王氏立心自此长斋念观音不辍。

《初刻拍案惊奇》卷四十《阴华道独逢异客江陵郡三拆仙书》中，在入话里，观音帮助虔诚书生考试得中。

由此可见，在“三言二拍”中，多次出现的观音形象具有帮人团圆、降妖除魔、助人科举、度化世人等典型的救济功能。

这种观音救济思想被积极地融入“三言二拍”的创作中，并非偶然。

在此我们可以论析一下“三言二拍”中观音救济现象的成因，希望能为古典白话小说研究、佛教文化研究添砖加瓦。

首先，观音菩萨这一形象的原型来源于印度佛教，佛教对于我国古代社会神话的巨大影响力是产生这种创作现象的重要前提。

佛教汉末传入中土，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陈寅恪先生曾指出；“观近年发现之敦煌卷子中，如《维摩诘经·文殊问疾品演义》诸书，益知宋代说经，与近世弹词章回体小说等，多出于一源，而佛教经典之体裁与后来小说文学，盖有直接关系。

＂[2]佛教借助文学艺术手段来传播教义，其中的俗讲“变文”等体式可谓是白话小说开端，逐渐过渡为话本文学，话本文学又促成了白话小说的产生。

除了促进白话小说这一体裁的产生之外，佛教还影响到了白话小说的题材内容一方面“释氏辅教之书”以宜教为目的，自觉地在文学形式中表达佛教主题；另一方面，佛教信仰广泛而深刻地影响到了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于是反映社会生活、迎合大众文化需求的话本、拟话本小说等通俗文学，自然涉及到很多佛教内容。

同时，佛教故事中，各种意象与情节丰富奇幻，成民间通俗文学
重要的素材来源。

正如海伦·加纳德所指出的那样：“艺术和学术从宗教中吸取新鲜灵感，发现新的方向，而宗教则采纳并利用世俗文明成就。

”[3]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曾言：“佛法付之国王大臣。

”[4]
明代，专制权威管制着佛教，导致佛教因循守旧，向世俗化方向发展，与社会生活结合更加紧密，在民间愈发兴盛。

由俗讲演变而来、包含大量佛教故事的宝卷艺术，以及以佛教为题材的戏曲表演，都十分流行。

佛教不断影响着人们的审美情趣，晚明民间的通俗文学——拟话本小说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丰富的佛教思想，涉及到观音信仰及观音救济形象。

其次“三言二拍”编写者的思想态度是观音信仰在“三言二拍”中得到认可、观音救济形象频繁出现的要素之一。

冯梦龙是一位杰出的俗文学大家，致力于搜集整理各类民间文学，积极从事拟话本小说创作。

凌濛初在《拍案惊奇序》中指出：“龙子犹氏所辑《喻世》等诸言……而宋元旧种，亦被搜括殆尽”冯梦龙从深受佛教文化影响的宋元话本中汲取了许多创作素材，凌濛初也积极倡导和实践通俗文学的创作，从民间通俗文学中获得大量的创作养分。

因此“三言二拍”中，许多篇目论及佛教文化与观音救济。

劝善教化是二人进行通俗文学创作的宗旨之一。

冯梦龙在《醒世恒言序》中，如此解释“三言”这三部小说名称的来历：“明者，取其可以道愚也。

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

恒则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

三刻殊名，其义一耳。

”凌濛初则在《拍案惊奇序》中提出：“总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为戒。

”教化世人这一目的有时需要借助深入人心、具有感化力量的佛教思想来实现，冯梦龙肯定佛教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其慈悲救济之思想，在《三教偶拈序》中，他表示：“其间于释教，吾取其慈悲；于道教，吾取其清净；于儒教，吾取其平实，所谓得其意皆可以治世。

”[5]因此，二人在小说中经常借用佛教故事插入说教成分，如《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十四《盐官邑老魔魅色会骸山大士诛邪》中，观音显灵，惩治恶僧，编者便借机劝道：“要见佛天甚近，欺心事是做不得的。

”
复次，在“三言二拍”中，观音形象、尤其是观音救济世人的形象之所以能够超越其他佛教神祇形象处于较为突出的地位，其原因与观音在中土佛教信仰中的独特地位与作用密不可分。

东汉末期到魏晋时期，佛教大规模传入中土，彼时正是大乘佛教的兴盛时期，也是中土社会矛盾尖锐、人民灾难深重的时期。

佛经中讲“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切众生苦”（《大智度论》卷二十七）“他力救济”的观念在大乘佛教中得到了突出表现，因此得到了迫切渴求被救济的民众的欢迎。

观音作为大乘佛教所奉菩萨之一，体现了大乘佛教的菩萨思想，着眼于现世救济，是大慈大悲的化身，奔走民间，救度世人，这迎合了民众获得扶助的心理需求因此观音信仰得到了广泛弘传。

观音信仰又因其度世济人的亲切特性，在中土佛教的传播发展中，呈现出俗神化的倾向。

民间所信奉的观音救度世人的神通愈发广大，内涵愈发丰富，愈发贴近日常生活，引申出赐福、送子、警诫、惩恶等多种使命，可以化身多种形象，扶助世间大小困厄，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有求必应，所谓“千处祈求千处应，苦海常作渡人舟”。

观音信仰因此得到更加广泛的普及。

在中土佛教的不同发展阶段中，虽然社会上盛行过不同的观音形象，但是诚如佛教文化研究的著名专家孙昌武先生所言：“观音作为救济之神的特征在所有的观音信仰中都表现出来，并体现为民众佛教的一个主要内容。

”[6]因此相对于其他佛教神祇形象，观音救济世人的形象在我国古代社会文化中处于十分突出的地位，尤为深入人心。

民众对于观音救济世人形象的推崇，以及观音超乎时空的神通，对通俗文学艺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它赋予了通俗文学创作主题的选择，题材的借鉴，灵感与想象的源泉，推进情节的的桥段与说教的手段。

因而我们在“三言二拍”中，多处可见对观音救济形象鲜明生动的刻画。

总之，佛教对我国古代白话小说体裁与
题材的影响是观音救济形象在“三言二拍”中得到表现的前提，编者的创作思想是“三言二拍”保留佛教文化成分、保留观音救济形象的重要基础，而观音本身深受民众广泛尊奉并且深刻影响到文学创作的救济功能，则使得观音救济形象的表现在“三言二拍”这种对佛教文化的表现中占据了突出的地位。

注释：
[1]冯梦龙《喻世明言》见《中国话本大系》江苏古籍出版社1”1年版。

本文所引“三言二拍”原文及序文均据此书，下不一一注明，以避繁冗。

[2]陈寅恪：《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见《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7页。

[3]［英］海伦·加纳德：《宗教与诗歌》第二讲《世俗诗歌与神圣诗歌》，见《宗教与文学》，江先春、沈弘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9页。

[4]［明］朱元璋：《游新庵记》，见《全明文》第一册，上海音籍出版社1992年版。

[5]高洪钧编《冯梦龙集笺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94页
[6]孙昌武《中国文学中的维摩与观音》，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80页。

作者简介：张金绣，本科，江苏师范苏师范大学文学院2012级学生；拙作蒙刘嘉伟副教授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