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对外汉语教学史考

摘要：隋唐时期，中国封建经济呈现繁荣上升的趋势，水陆交通发达，汉语成为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必不可少的工具，

汉语教学得到了国内外统治者的一定重视。隋唐政府为了有效地进行汉语教学，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留学生制度，吸引了相当规模的汉语汉文化学习者。隋唐时期的对外汉语教学活动始终依托于当时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活动，主要是通过中外经济贸易、外国政府官方派遣人员和宗教传教活动等三种途径实现的。

关键词：隋唐；对外汉语；教学史中图分类号：H1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499（2010）04-0171-03

（北京外国语大学

北京

100089）

王继红

隋唐对外汉语教学史考

Vol.30No.4

Journal of Suihu a University

Aug .2010

***第30卷第4期

绥化学院学报2010年8月一

隋唐时期，中国水陆交通以空前的速度与规模发展。在陆路交通方面，以长安为中心，北路往西达额尔齐斯河流域以西地区，西路可通中亚、西亚、巴基斯坦和印度，这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西南路经西川到吐蕃，可达尼泊尔和印度；或经南诏、缅甸到印度。往东经河北、辽东可到朝鲜半岛。在海路交通方面，如果从登州（山东蓬莱）出发，或是由楚州（江苏淮安）出淮河口，或是由扬州或明州出海，这三条路线都可以横渡大海直抵日本。如果从广州出海，不但可以到达越南海岸、马来半岛、爪哇、斯里兰卡和印度等南亚各国，而且可以经东南亚越印度洋、阿拉伯海至波斯湾沿岸。唐代还初步开辟了到埃及和东非的海上交通。便利的交通为世界各国向中国派遣使者和留学人员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使得汉语的广泛传播具有了可行性。日本、新罗、百济、高丽、尼婆罗（今尼泊尔)、天竺（今印度)、林邑（今越南中南部)、真腊（今柬埔寨)、诃陵（今印尼爪哇)、骠国（今缅甸卑谬)和狮子国（今斯里兰卡)等国仰慕唐代高度文明，不断派遣使节、留学生、留学僧留学长安，学习中国的经、史、法律、礼制、文学和技术。此外，派遣留学生的国家和地区还有渤海、南诏、高昌、吐蕃等。盛唐之际的国都长安，不仅是全国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中心，而且也是亚洲各国文化

教育交流的中心，人口号称百万，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都市之一，居住在长安的外国人达数千人之多，在国子监学习的各国留学生常有数百名。隋唐宋元政府为了有效地进行汉语教学，积极探索汉语教学的捷径。

二

为有效地开展留学生教育，唐朝推行科学、开明、务实的留学生政策。外国留学生来到中国以后，可以进入中国最高学府国子监学习经学、史学、文学、法律、书法、算术等学科，也可以进入专门学校学习专门的技术与学问。国子监是唐朝最高的教育机关，掌管全国的教育，也是负责留学生教育的机构。国子监下设六个部门：国学馆、太学馆、四门馆、律学馆、书学馆、算学馆。外国留学生在得到中国政府的批准后，一般都安置在国子监读书，分别进入太学、国子学或四门学学习。国子学、太学、四门馆教授的课程主要有《礼记》、《左传》、《春秋》等，以及《周礼》、《仪礼》、《毛诗》等，也有《尚书》、《周易》、《公羊传》、《谷梁传》、《孝经》、《论语》等经典。

留学生的一切费用一般都由中国政府提供。唐代的留学生管理机构为鸿胪寺。外国留学生来华以后，应当先在鸿胪寺建立学籍档案，并由鸿胪寺按照有关规定提供日常用品，安

*[收稿日期]2010-04-07

**[作者简介]王继红（1977—），女，黑龙江绥化人，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汉语语法。***[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6CYY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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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食宿，提供居所。由于官学名额有限，而且唐朝政府需要从国家财政收入拨出钱款为留学生提供生活费用，所以中国政府对各国留学生的数量有一定限制，有关部门会对来华求学者进行初步的选拔。汉语便是一个重要考核内容。留学生不识唐音就无法接受先生的授业。对于个别汉语水平太低的留学生，也曾有过拒收的现象。日本著名书法家橘逸势就是因为没有汉语基础而未能进入国子监学习，只能在中国游学，遍访名哲而学有所成。留学生学习期满以后，鸿胪寺负责督促来华留学生回国。外来留学僧在鸿胪寺进行学籍登记后，被分派到各地的佛寺中学习，学习期满时送其回国。唐朝完整的留学生制度为留学生教育的顺利展开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也吸引了更多国家和地区的学子前来中国求学，最终促成了唐代留学生汉语教育的兴盛。

在来华留学生中，新罗留学生和日本留学生居多。

朝鲜半岛有着悠久的汉语学习历史，新罗统一以后，和唐朝的友好关系继续发展。新罗商人来唐经商者很多，活动范围北起登州、莱州（山东掖县），南到楚州、扬州。新罗政府积极吸收唐文化，采取各种举措鼓励贵族子弟留学中国。公元640年，新罗国王第一次将王室子弟派往唐朝，进入当时的国学学习。自此以后，公派来华求学者日益增加，在9世纪时达到顶峰，成为向唐朝派遣留学生最多的国家。公元837年，在唐学习的新罗学生多达216名。新罗留学生不少人参加过唐朝的进士科举考试，有人进士及第后，还留在唐朝做官。据周一良《中朝人民的友谊关系与文化交流》统计:“从9世纪到10世纪中叶约150年间，朝鲜人在中国科举考试及第约有90人”。在新罗赴华求学的留学生中，最为优秀者当属崔致远。崔致远是朝鲜新罗时期著名诗人，他12岁时就来唐求学，18岁时参加中国的科举考试及第。公元884年，崔致远以唐使身份归国，被新罗国王授予侍读兼翰林学士、守兵部侍郎知瑞书监。崔致远的诗文集《桂苑笔耕集》（20卷）是保存至今的朝鲜最古老的文集。

经过隋唐时期大规模的汉语教育，在朝鲜半岛掀起了汉语热，培养了相当数量的汉语人材。在朝鲜半岛没有自己的文字之前，当时的知识分子直接使用汉字作为交流工具。7世纪末，新罗学者薛聪创造了“吏读”法，用汉字作为音符来标记朝鲜语的助词、助动词等，帮助阅读汉文，对汉文化的普及起了推动作用。

隋唐时期，日本社会正处在奴隶制瓦解、封建制确立和巩固的阶段，对唐朝的昌盛非常向往，因此向唐朝派遣的使者、留学生和学问僧的数量很多。在隋朝短短的38年间，日本就曾多次向中国派出遣隋使和遣隋留学生。据《隋书·倭国传》记载，开皇二十年（600)，倭王“遣使诣阙”，即日本早在600年已经派出第一批遣隋使。日本共向隋朝派出4批遣隋使。631年（贞观五年），日本派出了由留学生和学问僧组成的第一次“遣唐使”。到838年（开成三年）止，日本派出遣唐使共13次，另有派到唐朝的“迎入唐使”和“送客唐使”共3次。唐初，日本派出的遣唐使团一般不超过200人，从8世纪初起，人数大增，如717年、733年和838年派出的3次遣唐使，人数均在550人以上。

遣隋留学生、学问僧留华时间很长，多则30余年，少则10余年。他们不但在汉语学习方面收获颇丰，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都有了全面深入的了解。当他们学成归国以后，把这些信息带回日本，促使日本统治者增强了向中国学习的决心，西行求学的规模日渐扩大。在唐代，随正式遣唐使来过13批留学生，每批少则一二十人，多则二三十人，都进入国子学学习，有的留学数年，甚至留学二三十年。例如日本著名学者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学成后留在长安任职，官至秘书监。他先后在中国生活了54年，直至埋骨于中国。吉备真备也是一位在中日文化交流中做出巨大贡献的日本来唐留学生。他在中国留学近19年，在能够熟练运用汉语以后，便开始研究唐代的天文、历法、音乐、法律、兵法等知识。传说吉备真备用汉字楷体偏旁造成“片假名”，改变了8世纪以前日本使用汉字作为标音记意工具的历史。

三

隋唐时期，佛教得到了极大发展，佛教宗派林立，出现了唯识宗、律宗、贤首宗、禅宗、净土宗、密宗等六个佛教宗派，高僧辈出，经籍浩繁，佛经翻译硕果累累。这一时期来华的僧侣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由朝鲜、日本等国公派来华求法的留学僧，另一类是由印度或其他中亚国家地区来华从事传法、译经工作的僧人。这些来华僧侣也是隋唐时期对外汉语教学的重要对象。

朝鲜、日本等国都尊崇佛教，不但派遣留学生来华，也选派优秀的僧人来到中国求法。公元528年，朝鲜半岛的新罗正式承认佛教，此后不断派僧侣来华学法。从公元6世纪前半期到10世纪初380年间，入唐求法的高僧有64人，其中包括由唐入印求法的慧超、玄照、求本、玄恪等十人。新罗僧人圆测的成就最大。圆测原为新罗王室子弟，公元627年入唐求法，先后受学于名僧法常、僧辩、玄奘等。圆测学识渊博，不但熟练地掌握了汉语，而且懂得六国语言。公元664年玄奘去世以后，圆测在西明寺继承玄奘的事业弘传唯识教义。日本来中国学习的学问僧共约90余人，其中最著名的是空海。贞元二十年（804年）空海来到中国，在长安青龙寺向惠果学密宗，回国时带回180多部佛经，在日本建立了密宗。他还对中国的文学和文字有深刻的研究，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隋唐时期，佛经翻译数量和质量都大幅上升，涌现出一大批知名的中外译经家。外来译经僧人分别来自印度、朝鲜半岛、吐火罗、于阗、康国、何国、克什米尔等国。这些外来僧侣不但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也在汉语汉文化的传播过程中也起到了很好的推介作用。他们有的在来华以前已精通华梵二国语言，有的则是在中国与熟悉梵语的华僧合作从事译经活动，在传播佛法的过程中学习汉语。

史称“开元三大士”的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是印度来华译经僧，他们是唐代密宗的创始人。金刚智为南印度人，曾经游历了20多国，有着丰富的语言学习经验。他的佛学造诣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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