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人力资源管理思想及方法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人力资源管理思想及方法

【摘要】：把人力称为资源，其实在中国古代传统的观念中，就一直存在。故有“学成

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之说。现代的社会中，不过是把其中的名词改了一下罢了。就是：学成数理化，聘与企业家。

【关键词】：中国管理思想理论人力资源选人方法用人艺术

【正文】：在中国古代传统的人力资源观念中，我们又可以将之划分为以下两个方面：第

一，中国古代的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第二，中国古代的选人方法与用人艺术。

首先，我们先分析一下中国古代的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中国古代思想家以人性理论为基础对人的全面认识是古代人力资源管理的一个显著特点。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和韩非等思想家，都对人的本质有不同的认识，对现今的人力资源管理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性相近，习相远”的人性说

孔子没有直接提到人之性善或性恶，只是指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孔子一贯主张“忠恕”之道，“忠”为尽己尽人之谓；“恕”为推己及人，将心比心之谓。实行“忠恕”之道的前提，必须是主张本身的心情要端正，否则，只能导致邪恶而不可能导致善，孔子提倡恕道，说明对人心的善良是有信心的。另外，孔子强调德治的基本前提是以人性近善为出发点的，这也是中国儒家思想的基本出发点。孔子没有直接说出人生本善本恶，但他非常强调后天的“习”。孔子的人性假说，其重点在于“习”，它对现在的人力资源管理来说有重要借鉴作用。孔子所说的“习”是指后天的成长环境和道德实践。不同的“习”会塑造不同的人。关于怎样“成人”的问题，孔子认为“若藏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成人矣”。孔子是针对不同的人的成长环境和道德实践来说的。

（二）“性善论”人性说

人的善端是先天的，不是外铄的。孟子认为，人的四个善端，即道德心理并不是后天所具有的，而是与生俱来的。他在《告子上》又强调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善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善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而不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孟子认为人性为善这是人的共同本性，人性是平等的，道德也是平等的，这种人性的假设应该是有积极意义的。

（三）“性伪之分”的人性说

荀子主张“性恶”，其基本出发点就是“性伪之分”。“性”，荀子认为，“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和感应，不是而自然谓之性。”（《正名》）“伪”，荀子说：“可学而成，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性恶》）这是说，经过学习、思想、积习发挥人的能动作用而形成的，叫做人为，即“伪”。后来，荀子又在“性伪之分”的基础上指出人性“好利恶害”。

（四）“见素抱朴”的人性说

在人性问题上，老子主张复归于璞，这是与他崇尚的“自然”、“无为”的逻辑相吻合。老子的“见素抱朴”（《十九章》）的人性论是“明自然之道”和“守自然之德”两个相互联系的观点构成。什么是“朴”呢？老子认为人的自然本性“朴”有三个特点。其一，内心无利害则外物不伤害；其二，柔弱道之用；其三，心气平和则精气充足。老子的人性论的主要

特点是人性自然，人性无善恶之规定，人性没有先天的道德属性。人性随着人的社会化过程中的或善或恶，都是叛逆了人的自然本性，是人自然本性的异化。正是在这自然人性论的基础上，他提出“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从而返璞归真的成长之道。

（五）朴素自然的人性说

庄子思想渊源于老子的自然主义。庄子推崇人类的自然本性，是对儒墨提供的的仁义道德否定。庄子以彻底否定的眼光来审视社会人生，他所能观察到的主要是人性的自然状态被破坏，而没有看到这种破坏中也有人性的提高和发展的内涵。庄子崇尚朴素的人性，并不是主张返回到愚昧蛮荒未开化的远古时代，而是在理性的基础上返璞归真。庄子的自然朴素之人，基本上是形体健全、精神健全的人。庄子反对礼乐仁义对朴素人性的浸染和戕害，表明他尊重人性，希望每个人都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

（六）“安利恶害”的自然人性说

面对战国末年的动荡残酷的社会现实，韩非吸收法家前辈的思想，以法家冷峻的眼光，审视人性的问题，把法、术、势三者融为一体，揭示出人性的自为自利的天性。韩非明确点出“非舆人仁而匠人贼”（《备内》），证明其主张的好利恶害的人性根本无善恶。韩非主张人性自然论，对于人性，他认为，因人之情，不仅是对人性的正确态度，而且是治国治天下的出发点。人人都有趋利好利之心，韩非主张用名利来诱导民众，满足其欲望。人人都有恶害避害之心，他就主张严刑峻法，威慑民众，惩罚犯禁者，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进而实现其“隆主明法”的社会政治目标。韩非的自然人性观是其“法术势”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是实现其治国方略的理论前提。

其次，在中国古代传统的观念中，选人方法与用人艺术也是一大亮点。

（一）选人方法

人才选择的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事业的成败，我国历史上有作为的政治家、军事家都注意招贤纳士、延揽人才。选人思想主要体现在选人的标准、吸引人的条件与选人的方法等方面。

选人标准历来是人事管理中的根本问题。古代许多学者非常强调人才兼备的选人标准，如管仲提出，君主选用人才一定要审查三个问题：“一曰德不当其禄，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这三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让品德高尚的人处低位，就是人才浪费，让品德低下的人处于高位，更是一种错误；无功者受禄，有功者就得不到激励；无才之辈身居高位，有才能者就会被埋没。汉代王符对德薄能鲜者身居高位的危害作了深刻的分析，他说：“德不称其任，其祸必酷；能不称其位，其殃必大。”说明一个人的品德与职务不相称，或其能力与职务不适应，都会带来严重后果；只有德才兼备者，才是惟一正确的选择。德与才之间并非并列的关系。司马光认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阐释了德与才之间是统帅与被统帅的关系。这个看法颇为深刻。德才兼备的选人标准是我国历史上的优良传统，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

有德有才的人，往往也是有思想、有个性的人。对于这类贤才，瞎指挥或命令式的管理是不能奏效的，因此墨子讲“良弓难张，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马难乘，然可以任重致远；良才难令，然可以致君见尊。”孔子也提出“君子不器”的观点，不能把人才当做器具使用，而应以礼相待，尊重他们的人格，承认他们的自主权。杰出人才虽然不是惟命是从的人，但只要以礼相待，即尊重他们，就能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管仲说：“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而争人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圣王卑礼以下天下之贤”，意即高明的统治者应甘心居于贤人之下，这就是“礼贤下士”。他还说：对贤者要“亲之以仁，养之以义，报之以德，结之以信，待之以礼”。这里所说的“仁、义、德、信、礼”主要是指对人才要关心、要尊重、要信用。老子说：“善用人者为之下”，认为善于用人的人，待人必谦下，不盛气凌人。孔子也说：“群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认为只有国君做到了以礼待臣，臣子才会忠心地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