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审美化

“日常生活审美化”,是当代欧美文化研究中的热点专题。

这一观念主要来源于社会学界,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就是当代英国社会学家迈克·费德斯通。

当然,这个话题已从社会学范畴走了出来,并由此成为了“文化研究”的重要方面,“日常生活审美化”常常被视为“后现代文化”中的特定内容,它常常与“后现代主义与文化边界崩溃”的问题直接相关。

[1] 然而,“日常生活审美化”常常却误解,本文认为,其一,“日常生活审美化”主要是一个“美学”问题(同时也是社会学问题),而非如当代本土学界所见是文学理论问题;[2] 其二,当代“审美泛化”并不只包含“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面,还有迈克·费德斯通未曾看到的另一面。

这样的哲理性的反思和全方位扫描,反倒可以不必纠结于社会层面丛聚着的龃龉,而直接面对“问题本身”。

一、当代文化“超美学”转向:“日常生活审美化”从“后现代”的视界观之,当代“审美泛化”,便构成了其最重要的美学特质。

换言之,这种归属于后现代时代的“审美泛化”包涵着双重运动的过程:一方面是“日常生活审美化”,另一方面则是“审美日常生活化”,前者是就后现代文化的基本转向而言的,后者则是就后现代艺术的大致取向来说的,但这两方面是并不能如大家所见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而且,后者的发生要明显的早于前者。

[3]简单说来,所谓“日常生活审美化”,[4] 就是直接将“审美的态度”引进现实生活,大众的日常生活被越来越多的“艺术的品质”所充满,亦即“把审美特性授予原本平庸甚至‘粗俗’的客观事物(因为这些事物是由‘粗俗’的人们自己造出的,特别是出于审美目的),或者将‘纯粹的’审美原则应用于日常生活中的日常事物”。

[5] 显然,当代设计文化在其中充当了“急先锋”。

在这种被“设计”出来的审美文化中,所强调的是,任何日常生活用品都可能以审美的方式来加以呈现,所强调的是,传统的高雅趣味向现代的大众审美风俗的转换,这在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都在“跨越边界、填平沟壑”的后现代时代的确大行其道。

这样,现代设计所覆盖的领域就被无限拓展开来,从时装、美容的身体包装到工业设计、工艺品和装饰品的外在成品,从室内装璜、城市建筑、都市规划的空间结构到包装、陈列和编辑图像的视觉表象,都体现出一种对日常生活的关怀。

同时,通过审美化的设计之途,不仅仅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及其周遭环境都得到了根本改观,而且,就连人自身,或者说是只能属于每个自己的“身体”,也难逃大众化审美设计的捕捉。

当然,当设计的对象转向“主体”自身的时候,就不只包括对人的外观的物性设计,而且还包括对“灵魂、心智的时尚设计”,这也便是德国哲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所描述的人们不只在美容院和健身房“追求身体的审美完善”,而且,还在冥思课程和托斯康尼讲习班中“追求灵魂的审美精神化”。

[6] 或者说,“消费文化中对身体的维护保养和外表的重视提出了两个基本范畴:内在的身体与外在的身体”。

[7] 这两方面都指向了一种所谓的“审美的人”的存在。

在这种大众的日常生活的表面审美化当中,随着文化与经济的相互接合,文化工业和文化产业(亦即创意产业、内容产业)都在其中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8] 阿多诺晚年所写的《文化工业再思考》(1975)一文中,就此认为“大众并不是衡量文化工业的尺度,而是文化工业的意识形态,尽管文化工业自身如果不适应大众就基本上不可能存在”。

[9] 当然,1“大众文化被纳入‘文化工业’模式”后,大众文化就加速并加剧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的现实趋势……这种趋势就总体而言,主要就是大众审美文化的泛化……从而形成了一种艺术化的现实生活”而言的。

[10] 当这种经济动力的要素的介入后,显然会进一步推动“大众对自身与周遭生活越来越趋于美化的装扮”。

我们可以从中发现,审美化“消费生活”的真正焦点和融生活入“审美愉悦”的需要,与日常大众消费的发展、对新趣味和情感的追求、明晰生活风格的形成休戚相关,它们已成为“文化消费”与“消费文化”的核心。

从审美的角度看,“‘大众审美’(此处的引号表示这是一种‘自在’而非‘自为’的审美观)是以肯定艺术与生活之间的连续性为基础的,后者意味着形式服从功能。

……大众趣味将适于日常生活环境的各种精神气质图示用于正统艺术作品,因而进行了对艺术事物向生活事物的系统化约”,[11] 从而积极地推动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进程。

如此观之,“日常生活审美化”起码还可以做出这样的区分,一种是“表层的审美化”,这是大众身体与日常物性生活的“表面美化”(后来还有文化工业来推波助澜)。

但还有一种“深度的审美化”,这种审美化应该是深入到了人的内心生活世界,因为,外在的文化变迁总是在慢慢地塑造和改变着大众的意识、精神、思想乃至本能,“深度的审美化”由此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了。

按照这种区分,“表层的审美化”主要就是一种“物质的审美化”,对应而言,“深度的审美化”主要就是一种“非物质的审美化”。

当然,这两方面的审美化之间还存在一个“过渡”的广阔地带,并不是断然分为两撅的,如冰山般的“表层的审美化”露出海面的部分往往属于“深度的审美化”,“深度的审美化”亦是以“表层的审美化”作为现实根基的。

两者基本的差异在于,“深度的审美化”的实现,是具有明显的大众与精英之间的“文化区隔”的,或者说是在雅俗分化的不同社会群体中得以实现的。

比照之下,如果说“表层的审美化”更多是要跨越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边界的话,那么,“深度的审美化”则显然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囿于精英层面的“深度的审美化”,另一种则是仍归属于大众的“深度的审美化”。

当然,就每个精英的个体而言,他不仅可以过精英的生活,也可以过大众的生活,这两种生活也不是截然分开的,但反之大众却只能过属于大众的“深度的审美化”的日子。

在精英文化的层面上,除了一般知识分子的类似诉求之外,“深度的审美化”特别显现为少数哲学家们所寻求的独特的“审美的生活”。

这在三位哲学家那里展现出来,一位是将古希腊伦理直接视为“生存美学”的福柯,一位是主张“审美化的私人完善伦理”的理查·罗蒂,另一位则是直接就将自己的生活“过成”美学的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于是,他们都可以被称之为“生活美学的大师”,他们不仅在学理上实践着一种避免思辩传统、回到生活界域的突破,更重要的是,他们自己在自己的现实生活中亦也在努力实现着这种原则。

尤其是罗蒂,他直接将“后现代伦理”转化成了一种“生活艺术”,明确倡导“审美生活”作为善的生活的典范,就此而言,“审美满足、自我丰富和自我创造”以一种“更新鲜的吸引力和更丰富的方式塑造我们行为和自我形象的特征”。

[12] 这种思想上的深度取向,倒与中国传统文人中所追求的“人生艺术化”颇有几分类似,但是后者显然是在更为深厚的儒家伦理基石上构建起来的。

在大众文化层面上,这种“深度的审美化”更与“拟像”文化的兴起息息相关,大众也在通过视觉接受这种文化对自身的“塑造”乃至“改造”。

让·鲍德里亚曾创建了一套“拟象理论”,其主旨就在于要从历史序列的角度,为这类“后现代文化”设定一个坐标系。

在《符号交换与死亡》这本极具创造性的名著里,鲍德里亚提出了“拟象三序列”(The Three Orders of Simulacra)说。

他认为,拟象的三个序列与价值规律的突变相匹配,自文艺复兴时代以来依次递进:① 仿造(counterfeit)是从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的“古典”时期的主导模式;② 生产(production)是工业时代的主导模式;③ 仿真(simulation)是被代码所主宰的目前时代的主导模式。

[13]第一序列的拟象遵循“自然价值规律”。

比如,在工业革命之前,艺术品的仿制只能通过手工制造的方式来完成,从一幅画临摹成另一幅画,这是并不破坏自然规律的模仿,这种“仿造”只能在原作之外增加“赝品”。

那个时代的形象的复制只能如此。

第二阶段的拟象遵循“市场价值规律”。

工业革命之后,由于机械化大生产方式的出现,艺术形象的复制就可以采用机械制造的方式,比如古典主义的名画可以通过印刷术来翻制,这也就是本雅明所说“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生产方式,市场规律这只“无形的手”在其中起调控作用。

第三阶段的拟象遵循的则是“结构价值规律”。

行至现时代,以“互联网”为标志的知识经济时代已经来临,任何艺术形象都可以被转化成影像在网上传播,这些被无限复制的“拟象”,已成为可以被简约为1和2两个数字的符码,“仿真式”的一种拟象开始在历史中脱胎而出并占据主宰。

在鲍德里亚的眼里,第三阶段的“拟象”,主要用以描述后现代社会出现的一种“图像转向”(the pictorial turn)或“视觉文化转向”(the turn of visual culture)。

“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最突出呈现,就是仿真式“拟像”(Simulacrum)在当代文化内部的爆炸。

当代影视、摄影、广告的图像泛滥所形成的文化事实,提供给大众的视觉形象是无限复制的影像产物,从而对大众的日常生活形成包围。

这些复制品由于与原有的摹仿对象发生了疏离,所以就成为了一种失去了摹本的“拟像”。

它虽然最初能“反映基本现实”,但进而又会“掩饰和歪曲基本现实”,最终“掩盖基本现实的缺场”,不再与任何真实发生关联。

[14] 这种诉诸视觉化的文化由“眼”而入直接塑造着人“心”。

于是,“拟像”创造出一种“第二自然”,大众沉溺其中看到的不是现实本身,而只是脱离现实的“拟像”文化。

如此一来,“拟像”世界与观众之间的距离被销蚀了。

“虚拟真实”与“实存真实”区分的抹平,带来的正是一种“超现实”的镜像。

[15]这种由审美泛化而来的文化状态,被鲍德里亚形容为“超美学”,也就说艺术的形式已经渗透到一切对象之中,所有的事物都变成了——“审美符号”。

[16] 质言之,在鲍德里亚的视野内,后现代审美文化的最核心特质在于:“拟象”与真实之间的界限得以“内爆”,一切都笼罩在“审美的灵光圈”之下,后现代的文化现实从而成为“超现实”的,不仅真实本身在“超现实”中得以陷落,而且,真实与想象之间矛盾亦被消解了。

总而言之,生活与审美的分化,只是近现代的产物,它同主体性美学的建构和一统直接相关,到了后现代时代,恰恰是弥合这种分化的时候了。

借用英国社会学家斯科特·拉什(Scott Lash)的“分化 / 去分化”的三段论的发展逻辑来说,欧美社会从前现代、现代再到后现代社会的演化过程便是——前现代是“前分化”时代,现代是不断“分化”的时代,后现代则是“去分化”(dedifferentiation)的时代。

[17] 在“去分化”的新的历史境遇里,三块主要的文化领域(艺术、科学和道德-法律)都失去了自主性,从而出现了相互渗透的趋势,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之间的边界也消失了,文化体系也趋向于反分化(生产者、产品和受众融合为一体),甚至符号也直接成为了现实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