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文性理论与英语翻译实践探究

互文性理论与英语翻译实践探究
本文运用互文性理论，分析互文对译者翻译实践的指导作用。

译者作为读者需要对原文进行互文性解读；译者作为作者对原文本进行互文书写。

翻译中互文指涉必须通过互文标记起作用，因而互文标记对两种不同语言转化过程中的符号取值，对两个文本之间的功能对等的评估。

世界作为一种无限的文本出现，一切事物如政治、经济、心理、历史、宗教、哲学等，都被文本化（程锡麟）。

任何文本都是处在互文网络中，互文性是研究文本语言的基本要素。

每个文本都处在已存在的其它文本中，每个文本都是相互联系的整体。

这种文中有文的状态呼吁要把文本当成一个有机整体，多角度地研究文本系统的内与外，形式与内容，形式与意义。

翻译工作者要从互文性的角度去把握原文本，阅读文本，阐释文本，从而更恰切地表达译文。

本文将探讨互文理论对于翻译实践的指导意义。

一、互文性理论
互文理论是法国符号学家Kristeva首次使用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概念。

所谓“互文”（inter text）指的是存在于其他语篇中的语篇。

“互文性”是不同语篇之间的相互联系。

她认为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也就是说每个文本都具有互文性，因为这个文本本身就是另一个文本的互文。

Kristeva从文本生产的角度进行互文性研究的，其概念突破了结构主义语言学抽象的文本理论，明确指出文本之间的关系，但是其文本概念缺乏主体。

她认为文本有两个维度，一是横轴的作者和读者的关系；二是纵轴上文本与另一文本的关系。

文本之间靠表述的易位联系。

横轴上作者和读者形成一种对话关系，这种关系基于作者和读者双方拥有共同的记忆，“互文是循环往复的记忆”。

（互文性研究）作者利用某种激发语（prompter）激发读者深层或浅层或久远或短暂的记忆，从而和某些文本（背景）互文，这种关系是联想的纵聚合关系，是隐含而模糊、不易辨别的。

如印裔英语作家萨尔曼·拉什迪的代表作《午夜之子》与印度神话形成互文。

小说的情节、结构都带有印度神话的影子，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小说人物和印度神话人物互文，他们同名，使用同一指称，如湿婆，帕尔瓦蒂、帕德玛等。

这种指称就是一种激发语，指向印度神话，引发读者的联想，指引读者去追忆印度神话。

二、.互文指涉和互文标记
能够证明互文影响的两个标签：互文指涉和互文标记。

翻译中，互文指涉必须通过互文标记起作用，因而互文标记对两种不同语言转化过程中的符号取值，对两个文本之间的功能对等的评估，尤其重要。

互文指涉包括文化结构和文化内涵。

Lemke认为互文指涉一是存在于同一文本内各成分之间，前后成分互相指涉，这是文内互文指涉；二是存在于不同的文本之间，这是文际互文指涉；互文标记是文本的有形成分，代表的是互文指涉。

互文标记往往是作者的意图所在（intentionality），即作者有意使用一定“知名度”的表达方式，或词或句或更大的语言单位，以便达到某个目的。

如美国黑人独立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的著名演
讲词《我有一个梦》，开头句子使用了Five score years ago，这和总统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词》里面的Five score and seven years ago 类似，使读者不得不想起两者语义场的某种联系，从而确定是作者的匠心独具。

译者根据确定的互文标记，追寻有联系的前文本，再从交际（信息）、语用、符号三个层面对符号进行评价，最后在翻译中保留其特征。

三、互文性理论与英语翻译实践
翻译与写作和阅读不同，译者在这种特殊的活动中具备两种身份：首先是作为读者，和源语（source language）读者一样，他和作者分享共同的记忆，在阅读的过程中，通过互文标记，掌握文字符号背后隐含的互文指涉。

然后以作者的身份，用目的语（target language）把意义表达出来。

考虑到面对的读者群发生了变化，译者会采用不同的策略把读者的记忆和互文指涉链接在一起。

从这个角度说，译作和原作互文，两个文本语言层面上是“不似”，但意义层面上却又“似”，两者似又不似，因此才有翻译是从反面观赏佛拉芒毯的说法。

1）译者作为读者需要对原文进行互文性解读。

译者首先是读者，需要对文本进行解读，了解原文本的互文指涉，透过语言层面，察看话语表达的主体及其思想。

对原文本进行互文解读可以使译者充分地理解原文。

吉拉尔·热奈特（Gerard Genette）在《隐匿文本》中，提出了区分五类文本的跨越关系：第一就是互文性，即采用引用、抄袭、暗示等方法，使一篇文本在另一篇中出现，两个文本或几个文本共存产生的关系是互文的源泉。

热奈特提出的文本的跨越关系，常常被有经验的译者在着手准备翻译充分解读原作时采用。

作为译者，为了加强对原文本的理解，需要对复杂的文本进行解构和解码，研究文本参考部分或文本承载的文学记忆，了解文学材料如何被转化，参考资料如何被分配，作者又是怎样进行的表达变换、易位表达等。

如著名翻译家傅雷在译巴尔扎克作品时，大量阅读关于巴尔扎克的传记、书评、作品，搜集报刊著作，回忆录，去跟《人间喜剧》中写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对照，查看巴尔扎克作品中现实主义的真实性。

这些文献，就是和所译文本形成了互文性、类文性、元文性等关系，它们恰如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看出原文本的风貌，这对于译者掌握原文本的符号指涉有很大帮助。

2）译者作为作者对原文本进行互文书写。

在跨语言的交流中，译者应该根据两个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质确定翻译的策略：（一）互文指涉如果是文字所指意义层面的，需要采用统一的译法即可保留原文中的互文关系。

在非文学翻译领域里，我国很多文本都是参照英文相关文本起草的，因此，关键词、专有名词、句子结构采用英语译法可保持其互文关系。

（二）互文指涉指在内涵意义层面上的，这类互文往往与社会、文化链接在一起。

翻译这类文本是可采用两种方法，如：子曰：“吾未见刚者。

”或对曰：“申枨。

”子曰：“枨也欲，焉得刚？”（《论语》）辜鸿铭译：Confucius once remarked，“I do not now see a man of strong character.” “There is So-and-So，” said somebody. “No，” replied Confucius，“he is a man of strong passions；he is not a man of strong
character.”
上例出自我国古代文化典籍《论语》。

原文中的人名是互文标记，从中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儒教重要的一部分“礼”，学生对于老师，不能直呼其名，而应该使用敬称。

原文中的“子”，指的是孔子，它不是“妻子、孙子、椅子等”名词后面的尾缀，而是一种对于学问渊博、德高望重的人的称呼，如我们古代哲学家墨家的墨翟被尊称为“墨子”，道教的创始人是“老子”等。

对话中的“申枨”是孔子的一个学生。

辜鸿铭采用归化的译法，把“子”的所指意义译出为“Confucius”，把“申枨”笼统地成为So-and-So（某人）。

另外，在译文的其它地方，辜鸿铭把孔子的弟子译成“a disciple of Confucius”，其它众人的名字，则采取省略或解释的办法。

对于《论语》中的重要人物，辜鸿铭借用了西方文化中的人物来代替，如他把颜回称作圣徒约翰，“the St. John of the Confucius gospel——a pure，heroic，ideal character，the dispel whom the Master loved”；把武王比作西方家喻户晓的所罗门王，“the warrior king or the conqueror：the Solomon of Chinese history”。

辜译“别出心裁，只要可能，一概不用中国人名、地名”，其目的是为了使内容和思想更容易被西方读者理解。

有阅读经验的读者有这样的体会，阅读外文书刊的时候，往往会因为人名和地名复杂不熟悉而忽略它们，但不会影响对意义的理解。

归化的译法是考虑到了中西两种文化的共性，两种文化中事物的相似性也是一种互文，翻译中充分地利用这种标记语，便于引起读者的共鸣。

另外，文本承载了作者和读者的共同记忆，作为译者，有责任建立起原文本与目标语读者之间记忆的桥梁。

总之，英语语言的各个领域的研究，都离不开语篇的互文性。

互文性可以体现在语言互文性，包括语域和篇际分析；文化互文性，包括语篇主题和语篇类型；媒体互文，而在一个语篇中可能所有的语言、文化、媒体互文都是混合交融出现的。

通过英汉翻译文本、汉英翻译文本的探讨和分析，互文理论对翻译实践有着积极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