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人自然观念与古希腊的区别

把整个宇宙自然作为认识客体和研究对象，以探求其本体及其发展规律的哲学就是自然哲学。古希腊的伊奥尼亚哲学及后来的原子论，就是人们认为的典型的自然哲学。中国古代有没有自然哲学，哲学史界历来就有不同的看法。本世纪以来，有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哲学以国家的治乱兴衰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哲学思考的出发点和最后归宿，其主要内容和主要特点是社会政治哲学和伦理哲学，因此，中国古代不存在古希腊那样的自然哲学。笔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建立起系统化、逻辑化的像伊奥尼亚学派那样纯粹的自然哲学，也缺少崇尚自然，追求自然知识，刻意研讨抽象理论的学术传统，但是这并不能表明中国古代就没有自然哲学，也不能表明百家争鸣的先秦哲学中就没有一个学派建立起了自然哲学的体系。亚里士多德说：“古今以来，人们开始哲学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较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辰的运动及宇宙之创始作出说明”（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商务书馆1959年版第5页）。亚里士多德的这段话适合于古希腊，因为古希腊之初的哲学家泰利斯、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美尼、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等曾以极大的热情和高超的智慧探求大自然的奥秘和宇宙发展的“逻各斯”，取得了很大成就，创立了自然哲学。这段话也同样适合于中国古代早期哲学，因为在古代先哲的思想成果中，就已经包含了完全可以与古希腊相媲美的自然哲学，尽管它与古希腊自然哲学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不同的范畴和理论体系，但它确实是中国古代哲学家对宇宙和自然的哲学思考，是他们探索自然奥秘的智慧结晶。

如果说，古希腊自然哲学的最高成果是由基留伯、德谟克利特所创立的而完成于古罗马的原子论的话，那么中国早期自然哲学的最高成果就是发端于周末而完成于汉代的元气论。元气论是由八卦、五行、阴阳、精气等一系列范畴发展而成的。

中国最早的哲学思维，和亚里士多德对古希腊哲学的断言相同，也“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并且“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成书于周代的《易经》及后来的五行、阴阳思想的出现就是这样。《易经》是部占卜的宗教著作，但它却包含着古代人对自然奥秘最早的哲学思考。《易经》中的八卦是先哲们“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注：《易传?系辞下》）的产物，是自然界物质现象的概括和象征。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卦分别象征天、地、雷、风、水、

火、山、泽，代表宇宙中的八种物质。八卦卦象中爻的符号“——”“它”代表了宇宙间两种最基本物质现象的对立统一关系。《易经》用八种物质现象解释世界的尝试，是人们观察世界矛盾运动所获得的经验总结和概括，它的基本思想是认为对立统一是宇宙间最普遍的规律，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都可以用这种对立统一来说明。《易经》的卦象卦辞还体现了万物交感，相反相成，物极必反，对立面相互转化等朴素辩证法思想的萌芽，表明早在周代，哲人们对宇宙的哲学思考就已经非常深刻了。

商周时代，我国生产力水平和科学技术，特别是天文、历法、数学、冶炼等都有很大的发展，人们的分析综合能力即抽象思维有了进一步提高。在生产水平和认识能力推动下，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五行思想出现了。《洪范》中所提的洪范九畴，其中第一条就是五行：“初一，

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碱，炎上若苦，曲直作酸，从草作辛，稼穑作甘”（注：《尚书?洪范》）古人认识到五行就是构成自然界的五种基本元素，这五种元素具有各自的性质与规律，不能违背。春秋时期的史伯，在原始五行的基础上提出了“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注：《国语?郑语》）这是一个具有哲学世界观意义的问题。他以哲学命题的形式表达了物质元素的结合，产生千差万别的具体实物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史伯还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注：《国语?郑语》）的观点，认为一种元素同另一种元素相配合，就能求得矛盾的均衡和统一。如果回避矛盾，追求无差别的同一，那么，事物就不可能产生。原始的五行说是我国人民最早对自然现象的性质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初步观察总结而产生的唯物主义思想。从哲学角度考察，它是从宗教中分离出的科学，是从神话中分离出的哲学，是从征服自然的幻想升华为解释自然的科学思想的重要过渡环节，其中蕴含着可贵的自然哲学思想。五行的基本特质是从自然物出发解释世界的形成问题，虽然它在理论上尚未提出完整的回答世界的起源问题，它本身还反映着科学思维与宗教幻想的联系，但已经发展为认识自然的哲学萌芽，对我国哲学思想的发展，特别是对自然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古代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另一重要范畴是阴阳学说。阴阳学说曾与古代天文学相联系，是古代天文知识的哲学抽象。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阴阳学说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成为自然哲学最重要的发展环节和核心范畴。

最早以理论形式表述阴阳范畴的是西周末年伯阳父论地震时提出的，“伯阳父曰：‘周将亡矣。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之乱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注：《国语?周语》）。伯阳父试图用自然本身的原因来解释地震，实际上是用科学理性知识解释自然现象。他认为世界充满着相互依存与相互对立的阴阳二气，阴阳的对立趋势超过一定限度，就会爆发地震，这样，伯阳父就把事物简单的多样性概括抽象为本质的对立性，使阴阳概念具有了一定的哲学意义。阴阳学说一开始就带有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的理论色彩，说明人们在探寻自然奥秘的过程中开始摆脱神的意志，走上从自然本身探求自然成因的正确途径。到了春秋时期，阴阳学说就被人们作为一种普遍概念和一般思维方式广泛地接受与使用，从此后，阴阳学说同五行学说一样，成为发展辨证思维，影响哲学斗争的又一思想成果。春秋时的叔兴曾用阴阳二气的变化说明事物的变异，他认为陨石下降和六ｙì＠①退飞等怪异现象，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吉凶由人”（注：《左传》僖公16年），划清了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的区别。可见当时人们已经习惯用阴阳范畴来认识自然现象了。春秋时的史墨在前人的基础上，把阴阳学说变为一种思维方式，他认为事物都具有自身的发展过程，其原因就在于事物自身内部的矛盾性，而每一客观事物本身又都是矛盾的统一体，所以他提出：“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贰”（注：《左传》昭公32年）的观点。“两”是指事物在生成过程中总是存在着对立的矛盾双方。“陪贰”是强调矛盾双方，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由主辅两个方面构成。史墨一般地认识到了事物矛盾的普遍法则，同时也看到了矛盾双方的主辅地位会向相反的方面转化，而这种转化是经过斗争实现的。史墨把以往人们对于自然界的带有规律性的认识扩展到了思维领域，变成一种辩证的思维方式，对古代的哲学思维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春秋前期的阴阳五行说是人们以直观的生活经验为基础在认识自然现象过程中提出的，作为哲学思想，它与古希腊伊奥尼亚哲学一样，肯定了物质世界的客观性和客观事物的辩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