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兼爱”思想的特征和时代意义

墨子“兼爱”思想的特征和时代意义

文章叙述了墨子“兼爱”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分析了“兼爱”思想的特征：墨子认为“兼相爱”可以引导出“交相利”的积极效果，一旦实现，就可以避免人与人互相猜忌、国与国互相攻伐的有害行为，尤其可以保护弱小者的利益不受侵害。阐释了“兼爱”思想的时代意义，认为以“兼爱”为代表的墨家思想事实上已经具有了朴素的天赋人权、民主平等的思想。倡导平民结社以实现社会治理的先进思想，这也是墨家思想在近代能够被重新发掘的一个重要原因。墨子的这种“兼爱”思想在今天看来，对构建和谐社会也有着重大的意义。

标签：墨子;兼爱;治乱;和谐

一、墨子“兼爱”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处在一个诸侯割据、相互攻伐、连年征战的环境中，恃强凌弱、大国吞并小国的事情时常发生，从个人到国家都有一种不安全感。社会的动荡不安定在客观上促成了学术思想的百家争鸣局面，各种流派的学术思想自由传播，都以寻找和治理当时的问题根源为出发点，以解决战乱使国家富强、百姓安居乐业为根本目的。这其中以儒墨两家为显学代表，展开了对于国家社会以及人文思想的争论。

墨家思想的出现较孔子稍晚些。儒道思想出现的时间比较早，但是并没有形成全社会的共识，也没有为解决当时社会问题提供完美的方案。墨子在看到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征伐，家与家之间的相互攻讦，人与人之间的残害后，墨子在批判儒家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以“兼爱”为代表的“墨子十事”，完全不同于儒道两家的社会理想的主张和方案，这其中“兼爱”思想又是墨子思想体系中的核心和基础。

当时出现一系列社会战乱，民不聊生的乱象，在墨子看来根源是在于人与人的不相爱。“父自爱也，不爱子，故亏子而自利，兄自爱也，不爱弟，故亏弟而自利，君自爱也，不爱臣，故亏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爱”，①这是墨子在对于人们自私自利状态的批判，认为个人或者个人团体的自爱是一种自私自利的表现，因为有着这种。墨子与儒家有着相同的意识，墨子虽没有特别提出一个“仁爱”的主张，但是这应当是儒墨两家的普遍共识，就是对于人与人，家与家，国与国之间的不相爱的情况的一种揭示和批判。正是这种“爱”的缺失，才会导致攻伐残杀等现象的出现，在对社会问题的根源的揭露上，儒墨两家可以说是有着基本一致的主张和看法。都相信“爱”的情怀能够消除恶的现象，强调“爱”的力量和影响，是人、家、国实现和平共处的必要条件。

但是，在墨子看来，不相爱的根源在于人们不能交相利。在春秋战国时期，王权专制主义主导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无处不在的等级制度决定了人与人在经济利益、物质利益上的不平等，少数人占据了多数人的利益。这种制度支撑了权贵集团获得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却没有保障平民的利益。墨子站在中下阶层“工农

肆人”的角度上思考着个人和国家的命运，发现了这种“交利相爱”的缺失是导致社会动荡不稳定的主要根源。

儒墨两家都是以积极的入世态度、救世思想展开对于人和国家命运的探索，墨家思想的中心是围绕着如何改善人们的社会生活，让人们得到更多的实际利益为主。在这种情况下，墨子提出“兼爱”思想，试图对王权专制主义社会进行改造。企图摆脱血缘关系、宗法制度的影响，摆脱等级制度的影响，在本质上达到一种“兼爱”—即无差别的平等之爱。而儒家的“仁爱”精神突出的是君子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和国家王权的和谐统治。

于是，在揭示不相爱导致社会弊端的现象后，在接下来如何发扬爱的作用时，儒墨两家就发生了分歧，以“兼爱”思想作为普遍价值观和其理论体系立论基础的墨子。和以“仁爱”思想为核心的儒家，走上了完全不同的思辨哲学道路。

二、“兼爱”思想的特征

墨子把社会的混乱现象，归咎于人们的不相爱，人们生活的社会现实中，存在着漠视他人的生存权利和利益，甚至有的时候还要靠损人害人以达到自己私利的目的。所以墨子提出“兼爱”思想，以解决社会存在的弊端。所谓“兼爱”就是要人们爱人如己，大家相亲相爱，你我之间不分好恶，邻里之间不分彼此，家国之间不分强弱，都能够做到普遍的平等的爱。所有的人都能够做到无论贫富贵贱都一律平等，没有差等的博爱生活。

“夫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2]墨子提倡“兼爱”的精神，相信爱人者必然会得到爱的回报，利人者必然会得到利益的回报。所谓“交相利”就是互利互惠的意思，与“兼相爱”同时发生。墨子认为“兼相爱”可以引导出“交相利”的积极效果，一旦实现，就可以避免人与人互相猜忌、国与国互相攻伐的有害行为，尤其可以保护弱小者的利益不受侵害。

在这里，墨子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支点，就是对于功利的重视。墨子把国家人民的实际利益看作是评估一切理论价值的标准，只有合乎国家人民之利的，才有价值，国家人民之利，具体说就是人民的幸福安康和平等地位。凡能使人民获得这些实际效益的事情，都是有用的。对百姓没有直接用处或有害的事物都要将其节制或者摒弃。“兼爱”思想里隐含的这种平等主义为人们互利互惠提供了可能性。只有平等了，才可能有利益共享，只有有真诚的互利共享做前提，才能够体现出“兼爱”的思想价值和成效。

这种思想根源于下层劳动者之间真诚相爱的淳朴道德观念，从而实现人人相爱天下太平的美好愿望。强调劳动、节俭，把物质利益平民化、平等化。“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3]从这里可以看到，墨子解释了实践“兼相爱，交相利”的方法，就

是把别人的国看作自己的国，把别人的家看作自己的家，把别人的生命健康看作自己的生命健康。只有做到了一视同仁、互爱互利，就不会再发生互相争夺互相损害发动战争的情况了。用“兼”代替“别”，以及用“利”来引导，使人们觉悟，用这一方法來摆脱国家人民之间的祸乱，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并且举出古代圣王先行下效、先为楷模的例子来证明这种“兼相爱、交相利”主张的可行性。只要君主倡导便不难推行，由君主率先示范，引导国家和人民移风易俗、积极践履，养成良好的品格素养，从而使天下安泰和平。墨子希望用这种方法挽救颓势、达到天下太平，把这种爱推广到全天下。和儒家的仁爱思想不同，儒墨两家都讲爱人，但有方法上的差异，儒家的仁爱是有差别的，有尊贤等级和秩序的，从自己的家人出发，扩展到邻人乡人，再扩展到别国的人。由此构成了一个等级结构下的爱人顺序。儒家的另一代表人物孟子批评墨子，认为墨子的思想是教天下人当畜生，天下人最本然状态应该是爱自己的父母兄弟，推己及人。因为儒家认为推恩不是民众需要做的，而是圣人要做的，与普通百姓无关。恰恰墨子否定了人的亲缘关系的作用，主张超越这种亲疏之别，将爱无条件地向外推广出去。同时也极大地发扬了平民的主体能动性，强调“兼爱”思想是能够在每一个人身上都能够实现的，墨子坚定的认为“兼相爱，交相利”无分圣人与平民，也只有每一个人都参与，才能达到天下的治理。

墨子看似如此美好的一种社会理想，在当时为什么不能被接受呢？除了有中国社会坚固的等级制度阻碍其实现外，从其思想体系的内部结构进行考查，这其中最大的障碍还是墨子思想在人性问题上过于简单化的认识，使得“兼爱”主张过于空洞和理想化。墨子在《大取》中说“爱人不外己，己在所爱之中。己在所爱，爱加于己;伦列之爱己，爱人也。[4]”认为“爱人”中的“人”也包括自己，自己也在被爱护范围之内，在爱他人的同时也有着主体自身的爱和幸福。也就是说，只要爱了别人，也就等于爱了自己。这种对人性的认识太过表面化，轻视了人天生的亲疏关系的重要本性，从人的本性出发就是利他、利己。墨家还认为只要追逐利益就会有爱他行为的出现，这个爱他行为是必须以利益作为前提和支撑的，那我们就要试问，当没有了利益时，还要不要去兼爱他人呢？“兼爱”也就没有了恒定性和普遍性，况且在很多现实生活中，利益的共享无法完全掩盖利益的抢夺，似乎抢夺来的更加强烈和真实。所以墨子在当时提出的“兼相爱，交相利”是作为一种美好的社会向往而存在，没有立足于等级社会根深蒂固的阶级现实和物质利益极度不平等的时空条件之中。更由于缺少对人性的全面认识而对人的社会行为做出了错误的估价，只能是流于理想意义上的善良愿望，无法被广泛接受和实施。

三、“兼爱”思想的时代意义

与同时期的其他思想家相比，道家学说代表着超越了贵族文化和平民文化的中间立场，以无为避世、顺其自然为摆脱社会困境的方法。而儒法两家则是精英文化的代言人，提倡的君臣父子的等级制度，是以维护贵族的统治和王道为终极目的，墨子更多的是站在平民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为平民利益说话。

墨家学说被认为是代表了下层人民的平民文化和利益诉求的学说，与儒法形成鲜明对比。在当时王权专制的社会里，儒法的影响大于墨家，但在思想探索上是平等的，都是一样可贵。战国时期贵族文化的衰亡与平民文化的兴起是历史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