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中国省级地方政府效率测度及其排名

2002年中国省级地方政府效率测度及其排名

【摘编自】唐任伍、唐天伟：《2002年中国省级地方政府效率测度》，《中国行政管理》2004年第6期

地方政府效率是各级地方政府机构（含公、检、法机构）在履行政府职能过程中所涉及的财政投入与财政效果的相对比较，即政府成本与政府收益之间的对比关系，它体现了政府活动过程及结果的相对水平。

地方政府效率表现为地方政府以较小的政府规模（即较小的政府成本）提供较多的符合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要求的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表现为当地居民具有较高的经济福利水平。

在中国进一步融入“地球村”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只有高效率的地方政府才能促进所在地区政治稳定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赢得百姓的尊重和爱戴，具体实现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

一、测度我国省级地方政府效率的指标

测度指标的选择是量化政府效率的前提。测度指标应具有代表性、独立性和可获得性。同时，所选择的指标应在一个统一的指标体系之中，也就是说，测度政府效率的指标体系应包括指标因素、子因素及指标三个层次。

为了比较客观反映我国省级政府效率特性和水平，本文采用国内公开的统计数据（均为硬指标），使测度政府效率建立在可以量化的原始数据基础之上。经过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主要集中在十个领域，即文体广播教育卫生、行政管理、基本建设、农林水利气象、企业改造挖潜、公检法、城市维护、政策性补贴、抚恤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科技。为此，文章从中精心寻找那些主要由财政支出（即政府成本）引起的、有完整统计数据的、反映政府投入效果（即政府收益）的主要指标（共47个），然后根据经济学、管理学、统计学等学科原理，结合我国实际构建了一个由指标因素、子因素和指标构成的测度省

级地方政府效率的完整指标体系。它由政府公共服务、公共物品、政府规模、居民经济福利四个因素及其子因素组成。（见表1）

表1 中国省级地方政府效率测度指标表

政府公共服务的24个指标反映了省级地方政府提供的主要公共服务数量及质量，是体现政府效率的重要指标。公共物品的11项指标反映了我国省级政府有效提供的具有实物形式的公共品，主要指城乡基础设施。政府规模的5个指标反映了政府工作人员、政府消费的相对规模，直接体现了政府效率。居民经济福利的7个指标主要反映居民的经济生活水平，这是衡量政府效率的外溢指标，因为提高政府效率的归宿是改善居民生活福利。

二、测度省级地方政府效率的方法及结果

采用标准离差法（SDM），并给以公共服务、公共物品、政府规模、经济福利四个因素不同的权重，（权数的确定主要参考指标数量及指标与政府效率的相关性），就能把众多不同指标简便地转换成可以相互比较的标准化值（STD），进而按照同类指标的标准化值计算指标体系中的子因素及因素的标准化值，再加权计算我国省级地方政府效率的标准化值，并以此进行政府效率的指标、子因素、因素以及政府效率综合排名，能够比较科学地测度各省级地方政府效率的相对水平。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设计的测度指标体系中的产品优等品率等10项指标由于数据不全，暂不计算其标准化值，不列入省级政府效率排名，只作为测度政府效率的参考指标。

根据设计的指标体系及测度方法，经过精确计算，本文得出了2002年全国31个省级地方政府效率测度的标准化值及排名（见表2）。

表2 2002年中国省级地方政府效率、测度因素的标准化值（STD）及排名

注：表2政府效率的标准化值计算中，因素A、B、C、D占的权重分别是0.4、0.3、0. 2和0.1

三、中国省级地方政府效率测度结果的简要分析

首先，不难看出我国省级地方政府效率测度结果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测度政府效率的各个子因素的标准化值，我们看出：

（1）在公共服务方面，北京、天津、上海（科教文卫服务），贵州、海南、青海（公共安全服务，仅指三种安全事故），青海、宁夏、新疆（气象服务），宁夏、上海、青海（社会保障服务）名列前茅。与此相反，重庆、山东、江西（科教文卫服务），上海、浙江、宁夏（公共安全服务，仅指三种安全事故），贵州、安徽、湖南（气象服务），西藏、广西、重庆（社会保障服务）位居最后；

（2）在公共物品方面，江苏、湖北、内蒙古（社会基础设施），西藏、北京、浙江（城市基本设施）表现非凡；而贵州、宁夏、江西（社会基础设施），甘肃、四川、陕西（城市基本设施）稍逊一筹；

（3）在政府规模方面，江苏、上海、安徽技压群芳，而西藏、新疆、宁夏、北京则排名靠后；

（4）在居民经济福利方面，上海、北京、浙江分享前三名，而贵州、西藏、青海则相对滞后。

第二，根据政府效率的标准化值，北京、江苏、上海、浙江四省（市）地方政府效率居全国前列；而西藏、贵州、广西等政府效率排名靠后。

测度结果表明，政府效率较高的政府辖区主要是我国改革开放较早、市场发育较好、经济发展水平及居民福利较高的地区，它们大多是东中部沿海、沿江地区。与此相对，政府效率较低的辖区往往是改革开放较晚、经济发展及人民生活水平欠佳的地区，它们多数是中西部内陆地区。换言之，政府效率的测度结果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府效率水平与各地经济发展状况之间的相关性，基本符合我国当前各省级政府辖区的社会经济现实和人民生活实际。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本文对我国省级地方政府效率的测度结果是科学客观的。

当然，本文对政府效率的测度也存在局限性。首先，测度指标数量有限；其次，部分测度指标或子因素含义不够全面；第三，测度偏重定量硬指标，缺乏定性软指标；第四，测度指标、子因素、因素在政府效率中的权重有待进一步研究；第五，测度选用的数据来自2001年，全是时点指标数据，难以反映地方政府效率动态变化及发展趋势。因此，测度结果仅供广大读者和社会各界参考，对中国省级政府效率的测度与研究有待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