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流域史前文化变化过程的环境考古学观察

考古与文物 2009年第4期

黄河流域史前文化变化过程的

环境考古学观察

张宏彦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陕西 西安市 710069)

自然环境是人类及其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基础,当我们宏观地审视史前文化的发展过程时,离开了对相关人类文化生存环境的考察,就很难得出准确的认识。黄河流域是中国史前文化发生、发展、演化的最重要区域之一,向有中华文明的摇篮之称。环境考古学研究表明,距今1万年前后以来的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曾经有过多次气候暖湿和干凉变化,可概括为前仰韶升温期、仰韶最暖期和龙山降温期等几个主要阶段 。本文拟就黄河流域史前文化变化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作一宏观的考察,以期促进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

一、末次冰期与农业起源

史前农业的产生,既是旧石器文化长期发展的结果,也与环境气候的变化密切相关。旧石器时代的人类生活资源,主要来自于所处环境的动植物界,而气候变化会导致动植物的盛衰,影响到人类生存的生活资源的变化,进而引起人类文化的变化。一般说来,当一个地区的自然环境向好的方向发展时,较好的水热条件会使生态系统内的生物种群迅速繁荣起来,并最终形成与当时当地环境相适应的动植物群落,生态系统处于稳定而平衡的状态。这种状态可给人类及其文化提供充分的食物来源或较好的食物生产条件,人类群体及其文化必然兴盛。一旦由于环境气候的变化打破了原有的文化生态系统的平衡状态,就会造成人口相对过剩的危机,人类就迫切需要谋求新的经济形式,以维持生存和发展。黄河流域农业起源就是适应环境气候变化的典型例子。

研究表明,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发生了更新世以来影响最大、最为冷酷的一次冰期末次冰期。最近二万年来中国古环境变迁的研究表明,距今18000~15000年间,处于末次冰期的极盛期。在冰期期间,华北各地普遍分布耐干凉的披毛犀、野马、野驴、河套大角鹿和原始牛等草原性动物群,特别是喜冷的披毛犀,广布于长江以北地区。由于气候寒冷,植被稀疏,难以为一些动物提供足够的食物,迫使它们向南迁徙。在距今18000!年前后,北方型哺乳动物南侵到江南杭州、溧水一带,正是这次更新世最严酷的降温事件的反映∀。

在植物群落方面,陕西渭南北庄村的孢粉分析表明,距今18000!年的孢粉组合中,草本灌木花粉几乎达100%,反映了极端干冷的无林的草原环境。估计距今2~3万年前较现在的降温值为8 7~12 8#,极端干冷的时期甚至可达13#以上,渭水流域的气温降到了更新世以来的最低点∃。北京房山西坟村距今16500~15500年的孢粉组合中,草本花粉的比例较高,少量的针叶树中以冷杉、云杉及落叶树为主,反映了干冷的气候%。估计当时的降温值在12 6~13 6#之间,年均温度最高为-1~-2#,年降水量约在200毫升以下&。可知当时华北的植被已大面积草原化了。

近年来发掘的山西省吉县柿子滩遗址,正是一处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的代表性遗址。相关的环境考古学研究表明,在距今3 51~0 94万年期间,始终是草原环境,其中距今3 51~1 70万年期间属末次冰期,气候寒冷干燥,属荒漠草原环境;1 70~1 19万年期间属末次冰消期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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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以温和干燥的草原植被与温和半干燥的、生长有少量落叶阔叶树的草原植被多次交替为特征,细石器主要分布在这一时期。

环境气候的巨大变化,使各地居民原有的文化生态平衡状态遭到极大的破坏,人们或者被迫离开原居地迁往他乡,或者改变原有的经济模式、工具,以适应这种环境气候与植被变化。于是文化随之不断发生适应性变化,华北各地的石器普遍向小型化发展,并最终演化出典型细石器。在黑龙江呼玛十八站,河北阳原虎头梁,山西溯县峙峪、蒲县薛关、沁水下川,陕西大荔育红河,山东沂河和沭河流域等,均发现有典型细石器遗存,它们共同构成整个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主流。上述细石器遗存绝大多数分布在草原或以草原为主的环境中,说明细石器主要是适应草原或稀树草原环境而产生和发展的,反映的应是草原地带的采集和渔猎经济。

在这样一种自然环境和文化发展背景之下,传统的采集经济也随之发展到高级阶段食物的收集阶段。适应这种变化,获取资源的工具也随之发生变化,人们可能用嵌有细石刃的镰刀定期收集某些野生谷类植物,用石磨盘、磨棒加工这些野生谷物。在距今约24000~16000年前的山西沁水下川一带,不仅出土有大量细石器和石镞等,还发现了3件残缺的石磨盘,其中一件原器约为圆盘状,(中间由于多次旋转式研磨而下凹成圆坑)。∗这种石器的形态与使用痕迹与新石器时代同类器相似,其用途也应基本相同,应为加工野生谷物的器具。近年来,在陕西宜川龙王辿遗址也发现有细石器和石磨盘,还发现了1件磨制弧形刃石铲,其年代约距今2~1 5万年前后+。这些均应是种植农业出现之前的征兆。

在距今约1万年前后,末次冰期结束,气候处于冰后期之初的升温期。华北地区大部分地方的植被是以松、蒿、菊为主的疏林草原。人们在长期的采集过程中,逐渐对某些适合于驯化的植物如野生粟的生长习性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甚至还可能已知道怎样保存这些谷物以备不时之需。一旦这种野生谷物成为人们生活主要的食物来源、至少是某些时候的主要食物时,就可能开始思考如何进一步开发和利用这种资源。当人们开始有意识地通过种植或养殖来生产食物,原始农业就发生了。在河北徐水南庄头,、北京怀柔县转年−等遗址,出现了以陶器和磨盘、磨棒等为特征的新石器文化,虽然目前还没有找到直接的农业证据,但这些发现,为探索中国陶器和粟作农业的起源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

二、仰韶最暖期与文化的扩张

人类文化最基本的功能是满足人类生存的需要,而在诸多生存条件中,食物的获取或生产始终是居于首位的。然而,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人类从某种自然环境中获取的食物有其最高的限度,而这一限度又决定了生活于这一环境中的人口最高容量.。如果人口的增长超出了最高容量,就会出现人口相对过剩而发生文化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必须做出适应性的选择扩张生存空间。即一些强势文化呈现出不断向外扩张其领地的势头,表现为文化空间分布范围的不断扩大和文化因素的扩散。就黄河流域的史前时期而言,人类文化的分布、扩张与环境气候的关系十分密切,在气候较湿热的时候,人们一般向较为凉爽的西、北方高海拔和高纬度地区移动;气候较干冷的时候,则向较暖湿的东、南方向迁徙。

距今7000~8000年前的前仰韶时期,气温进一步上升,植被是以松、栎、蒿为主的针阔叶混交疏林草原,估计年均温接近于现代或稍低。这一时期老官台文化、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后李文化等定居的农业文化已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基于当时的技术和环境条件,诸文化的空间分布聚落和人口规模均受到一定的限制。以老官台文化为例,主要分布在渭水流域、汉水及丹江上游,共发现遗址40余处 ;遗址的面积一般较小,多在1~2万平方米之内;文化堆积较薄,厚度多在1米以下。

距今7000~5000年间的仰韶文化时期是全新世以来的最暖期。研究表明,这一时期是我国全新世气候最适宜期,气候温暖湿润,植物生长空前繁茂;华北平原是湖沼大发展时期,当时中纬度地区陆地上的温度比现代高2~3#以上,我国东部平均气温比现代高2 5# 。温暖期的到来,使得各地史前文化均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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