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地理学与本土经验

在历史学科里有历史地理，语言学有语言地理（方言研究），军事学有军事地理，经济学有经济地理等，中国当代文学，同样有必要建立一门中国当代文学地理研究方向。这不是牵强附会或简单的比附心理，只是因为当代文学学科的发展如期而至地到了这样的时刻。
但是，必须承认，对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更多的是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这一情况与古代的社会形态，以及古代文学的生产、交流、传播方式等有关。比如，古代的文人群体、文学流派的产生与传承等，大多以地域为基础。如“三苏”、“常州词派”、“桐城派”、“苏州作家群”等。梁启超以唐朝为界，认为唐以前地理是重要的因素，甚至起着决定性作用。但唐代以后，“交通益盛，文人墨客，大率足迹走天下，其界亦浸微矣”。唐以后尚且如此，进入现代以后，作家群体、文学流派基本上是以媒体为基础的。比如“新青年派”、“新月派”、“学衡派”、“甲寅派”、“现代评论派”、“语丝派”等。用地域表达流派的方法虽然仍还存在，比如“京派”、“海派”等，但已逐渐式微也是不争的事实。
1986年，金克木发表《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一文。他认为：“地理不只是指地区，而是兼指自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文艺也要包括作者、作品、风格、主题、读者（如作序跋者、评点者、收藏者等）、传播者（如说话人、刻书人、演员等）。”他进一步提出：“不妨设想这种地域学研究可能有的四个方面：一是分布，二是轨迹，三是定点，四是播散。还可以有其他研究。”
在许多学者共同关注和呼吁下，2011年11月，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广州大学中文系在南昌联合举行了“中国首届文学地理学暨宋代文学地理研讨会”，首次明确界定文学地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其研究对象、研究任务及研究意义。来自全国各社会科学院和高等院校的60余名专家学者联名倡议成立“中国文学地理学学会”。这次会议标志着文学地理学作为新兴学科得到学术界的正式认同，也标志着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设从此进入一个新的、自觉的阶段。
文学与地域的关系，即便进入现代仍然非常重要。比如沈从文与楚地，老舍与北京，赵树理与三晋，张爱玲与上海，柳青、路遥、贾平凹、陈忠实与陕秦，萧红、萧军、端木蕻良与东北等。但是，当代文学研究文学与地域关系的时候，还多限于风土人情、地貌风物、方言俚语等表面性的特征。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也曾注意到俄罗斯地理环境与俄罗斯的人文关系。他说：辽阔的俄罗斯空间是俄罗斯历史的地理动因，“这些空间本身就是俄罗斯命运的内在的、精神的事实。这是俄罗斯灵魂的地理学。”在这一点上应该说，我们研究的意识里还远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地域与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有着最为重要也最为密切的关系，因此也应该是文学与地域关系研究的出发点和关注的目标。
当代文学地理学与本土经验
文学与地域的关系，应该说从《诗经》就已经存在，比如其中的十五国风。古代文学的经典文献也多有对文学与地域关系的看法。但是系统的文学地域性研究，大概始于清代。普遍的看法是始于1905年刘师培发表的《南北文学不同论》。他从多个方面论述了南北文学的差异，并揭示了地域因素对文学的影响。后来梁启超率先提出了“文学地理”这一概念，与今天的“文学地域性”有通约关系。1923年，周作人在《地方与文艺》中说：“风土与住民有密切的关系，大家都是知道的，所以各国文学各有特色，就是一国之中也可以因了地域显出一种不同的风格，譬如法国的南方普洛凡斯的文人作品，与北法兰西便有不同，在中国这样大的国土当然更是如此。”当然，周作人强调地方与文艺的关系，更重要的是要改变他认为那一时代的文风，即“喜欢凌空的生活，生活在美丽而空虚的理论里”，他希望作家“跳到地面上来，把土气息泥滋味透过了他的脉搏，表现在文字上”。
后来新文学的研究，由于百年中国特殊的历史语境，更多地是消长起伏于启蒙、救亡或“双重变奏”的描述中。而关于现代文学的作家以南方为主、当代文学的作家以北方为主等看法的提出，背后隐含的是革命历史叙事与作家群体关系的变化，其诉求是文学话语领导权的更替，大概与今天谈论的话题不是一回事。后来被文学史家概括出的“山药蛋派”、“荷花淀派”虽然与“流派”无关，但却与现在讨论的问题有相关性。
1949年以后，学界鲜有“流派”说，这与具体的历史语境有关。当代文学界关于文学与地域关系研究的再度兴起，是“寻根文学”的出现。一时间里，“吴越文化”、“巴蜀文化”、“商州文化”、“楚文化”、“中原文化”、“葛川江文化”、“齐鲁文化”、“东北文化”等逐一被提出，各种文化都旗帜鲜明，但似乎又面目不清。这一情况与“寻根文学”时代的文学诉求有关——经受过西方“现代派文学”洗礼的中国文学界意识到，中国文学如果一味跟随西方文学是没有出路的，中国文学如果要走向世界，必须书写中国经验，必须让中国本土文化元素成为主流。“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的口号，在那一时代显得格外激动人心。但事实上，中国文学被西方文学认同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承认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莫言的获奖与他取得的成就有关，同时与西方社会冷战思维的终结大有关系。
莫言获得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他小说的基本生活元素来自于他的高密东北乡，他的语言和其他文化元素与他的家乡有不能分割的关系。但是，他受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深刻影响也是基本事实。后来莫言在论及城市与乡村关系时也表示：“对城市文学的定义应该更宽泛。现在很难说一部作品究竟是城市文学还是乡村文学，比如我最新的长篇小说《蛙》，前半部分的故事尽管发生在农村，但小说的结尾部分所描写的场景已经是城市的气象。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感受特别明显，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是恨不能把所有城市变成农村，现在的中国是恨不能把所有农村变为城市，所有农民都想变成市民。我想说的是，一个农民工眼里也可以看到上海美丽的夜色，同时也能看到城市的角角落落，他把他看到的一切写下来，如果达到文学的标准，同样属于城市文学的范畴，不能因为写作者出身农村，就不算是城市文学。好的文学是不分城市还是乡村的，也应该是不分城市作家还是乡村作家的。”因此，在强调文学与地域关系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时代条件的因素。
法国思想家丹纳在《英国文学史》中最早提出了文学发展的“种族、环境、时代”的三动因说。在《艺术哲学》中又作了更具体、透彻的解释。丹纳的三动因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后来的学者在他的基础上不断地产生新说。这一元理论在今天仍有其不可取代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尤其是在强势文化试图覆盖全球，文化同质化的速度不断加剧的今天，地方性经验、少数民族文化、弱势地区文化等，正在受到现代文明的不断蚕食。而那些濒于消失的文化经验，在这样的时代显得尤其重要。因为往往有这样一种情形：弱势文化地区为了突显他们的“现代”，便有意遮蔽起自己的原有文化而对表达“现代”的文化符号更有热情。
同时，我们还不时听到关于“祛地域性”的呼吁。这一呼吁认为，对地域性的强调将使文学作品不断地趋于“趋同化”或同质化，而过去那些曾经以地域性特色闻名的作家群体的创作，地域性特色正在淡化和消失。但是，对地域文化，特别是那些边缘性的地域文化，强调它们的重要性是极其必要的。这是在全球化时代实现文化多样性、丰富性的前提。而对于文学来说尤其如此。
美国人类学家阿尔君·阿帕杜莱在转述一位学者的一次亚洲之行时说，这位学者“描述的菲律宾人对美国流行音乐不可思议的爱好和共鸣，就是那种‘超现实的’全球文化的一幅活生生的写照，因为在菲律宾演唱美国流行歌曲之普及，演唱风格之惟妙惟肖，较诸今日的美国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似乎整个国家都会模仿肯尼·罗杰斯和莱侬姐妹，就好像它是一个巨大的亚洲莫顿合唱团。然而，要想描述这样的情境，美国化（Americannization）无疑是一个苍白的字眼，因为菲律宾人唱美国歌（大多数是旧歌）固然又多又好，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他们的生活在其他方面和产生这些歌曲的那个相关世界并非处于完全的共时状态。”时至今日，这一状况在文化落后地区不仅难以改变，而且有可能愈演愈烈。
值得注意的是，在强调文学与地域关系的同时，必须意识到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的变化。或者说，全球化语境和传媒的发达，使地域文化的封闭性成为不可能。各种文化的交汇、交融以及冲突、矛盾成为今天文化环境最重要的特征。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作家的创作，在继承自己民族文学传统的同时，也会受到时代精神的影响或左右；对其他民族优秀文学的学习、借鉴业已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