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特征与经验

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特征与经验论文作者张宇本文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经历了一个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在内的渐进式改革过程；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根本特征和基本经验在于，它是在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宪法制度基础上进行的市场化，因而，必然要在自发与自觉、局部与整体、改革与发展、体制内与体制外、公有制与市场机制、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求平衡，在稳定与发展中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这一改革模式是中国特殊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历史文化传统及特殊的改革路线的产物，具有中国特色，但在这种改革方式中也包含着一定的普遍性的意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改革从“摸着石头过河”开始，逐步形成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渐进式改革道路，它的丰富性、独创性和深刻的历史意义引起了人们日益广泛的关注。

虽然中国改革的成功已经得到了举世公认，但是对于如何解释中国改革成功的原因和未来的走向问题，国内外经济学家却众说纷纭，认识相距甚远。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之际，对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特征和经验进行认真的总结，无疑将会对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产生积极的作用。

一、改革的性质与改革的方式迄今为止，国内外大多数经济学家对于中国渐进式改革和苏东激进式改革的分析都是围绕着过渡的方式而展开的，他们把改革定义为市场化，并在此基础上具体考察两种改革模式之间在过渡方式上的差别。

例如，把激进与渐进归结为一步到位还是分步前进、是整体推进还是单项突进、是政治体制改革先行还是经济体制改革先行、是存量改革还是增量改革，等等，并在此基础上说明改革的实质、特征、成功的原因和未来的走向。

这些看法虽然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过渡经济的某些重要特点，但似乎都难以真正揭示经济转型的本质特征和内在逻辑，它们都回避了一个根本的问题，即改革的性质和目标问题。

改革的方式是内生于改革目标的，离开了改革的目标与过程，改革的成本、收益和路线的选择也就失去了意义。

社会制度的变迁绝不像有的经济学家认为的那样，是在明确的目标和约束条件下寻求成本最小的改革路径问题，相反，它是在无数复杂的主客观条件的作用下不同利益集团相互作用的整体的和动态的过程。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主要特征在于：第一，它是与工业化和现代化联系在一起的，面临着工业化与市场化双重转型。

第二，它是以社会主义宪法制度为基础并与这种宪法制度的逐步改革结合在一起的，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三，市场经济的目标是在不断的实践和探索中逐步确立的，新体制的建立是通过不断试验逐步完成的。

第四，中国共产党在改革过程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它是市场化和现代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具有的这种特殊性质，决定了它在改革方式的选择上必然强调连续性、稳定性和渐进性，必然要在改革中寻求传统与现代、计划与市场、自由与秩序、稳定与变革、局部与整体、改革与发展、国有与非国有的结合，归根结底，要在工业化、市场化与社会主义宪法制度之间的平衡与协调、稳定与发展中实现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

而苏东激进式改革则是对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根本否定，是在彻底推倒原有的宪法制度的基础上引入西方资本主义的宪法制度，因而，它的方式必然是激进的、全面的、整体的、革命性的。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与新的私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间必然会出现制度的断层，从而也就无法避免经济和政治秩序的混乱和生产的停滞与下降。

这才是中国渐进式改革与苏东激进式改革的真正差别，只有理解这一点，才能真正把握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在逻辑。

二、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的兼容性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否实现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的兼容，从根本上决定着改革的方向和前途。

在苏东发生剧变之后，东欧的新自由主义者和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市场社会主义的试验已经失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水火不容的，资本主义是市场化改革的必然结果，这一点构成了激进式改革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根据。

但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证明，公有制与市场机制并不是完全对立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可以统一起来的。

不仅公有制经济中的乡镇经济、社团经济、合作经济和各种形式的非国有经济可以直接与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即使是在国有经济内部各企业之间也存在着财产关系和经营权益上的明显差别，因而也需要通过市场机制发生联系，受市场机制的调节。

经过20年的改革，中国绝大部分国有企业已经取消了指令性计划，企业成为独立的经营主体，具有了明确的经济利益，预算约束硬度也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企业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从而有了明显的改善，整个国有经济在改革中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在国民经济的许多关键性部门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但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也证明，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的兼容是一个复杂的、长期的任务，绝不可能一蹴而就。

虽然改革以来国有企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从总体上看，国有企业面临的问题仍然是比较严重的，资产负债率过高、社会负担过重、产品结构落后、技术创新不足、经营管理不善、行为短期化、资本结构僵化等问题还比较普遍，国有企业的市场化目标并没有完全达到。

从更深层的意义上看，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既有内在的统一性，又存在着内在的矛盾性。

社会主义经济具有自己特殊的目标和制度规定性，如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以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公平、在更大的程度上和更广的范围内实现社会自觉的有计划的发展等。

这些目标的实现既不能脱离开市场机制，又不能完全依赖于市场机制。

脱离开市场机制，不仅不能使社会主义经济获得应有的效率，而且也无法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而完全依赖于市场机制，把公有制的关系完全建立在自发的市场交易的基础上，则会使公有制、劳动的平等、社会的理性和社会主义的民主失去存在的基础。

因此，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一种有条件的结合，这种结合不是使社会主义完全服从于市场经济，或者使市场经济完全失去自己的特点，而是把社会主义的目标与市场机制的作用结合起来。

因此，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要突破传统的计划经济思想的束缚，又必须超越自由主义思想的局限；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又要通过广泛的社会调节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更好地实现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社会整体的、长远的利益，使社会主义的目标与市场机制的长处充分结合起来。

三、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制度经济学家们把制度变迁分为两种类型，即强制性变迁和诱致性变迁。

诱致性变迁是指一群人在响应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发性变迁，或者说是自下而上；强制性变迁指的是由政府法令引起的变迁，或者说是自上而下。

人们很早就注意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特征和成功之处，并不在于单纯的强制性，而在于强制性与诱致性的结合，在自上而下强制推进改革的同时，充分发挥了自发性改革和基层单位的主动性与创造性，表现在：改革的发动虽然是自上而下的，但这不过是对社会生活中早已存在的改革要求的一种承认；改革是在统一领导下进行的，但各具体部门、地区和单位的改革措施、内容和步骤却各种各样；改革中提倡大胆创新、大胆试验，有意识地允许、特许或默许局部的“犯规”或“越轨”行为，并在实践证明是合理的情况下加以普遍推广；个人、企业和其他基层单位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在制度创新中发挥了空前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完美的设计、精确的计算和全面的规划，往往还没有形成就被实践抛到了后面，“摸着石头过河”却具有更大的指导意义。

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经验使保守主义观点开始流行起来，按照保守主义的观点，人的知识是有局限性的，而且是以分散的、不完整的形式为许多个人所掌握，因而，只有自发的诱致性变迁才能获得比较准确的信息和知识，防止改革出现大的失误，而大规模的以理性设计为基础的整体变革却可能由于信息不足、不确定性和风险过大而陷入困境，变革的速度越快，规模越大，未意料到和极不希望出现的后果也就越多，并导致本来可以避免的严重错误或历史性灾难。

保守主义的这种理论值得人们重视，但事实是，中国改革的成功并不完全是自发秩序的产物，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而进行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党和政府的政策和法令主导着改革的方向和路径，政府的调节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国经济持续迅速发展的事实和中国渐进式改革成功的经验证明：虽然社会是复杂的，但并不是完全不可知的；社会的进化是有序的，但不是不可以干预的；以高度社会化生产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是一种有组织的、有调节的市场经济，如果没有政府的强制性推动及自上而下的协调和组织，现代市场经济的形成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对于落后国家来说，政府的作用更是不可低估的；自觉性和自发性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可以统一起来的，对于自发秩序的完全否定或过分崇拜，都不符合人类文明进步的事实。

四、局部推进与整体协调国外的许多学者把渐进式改革与激进式改革的差别概括为部分改革与整体改革的差别。

赞成激进式改革的学者们认为，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整体，其要素不可能一个一个分步引入，只有在它的核心内容，如自由企业、自由价格、竞争的市场环境及宏观调控等条件同时具备时才能起作用，部分改革只能导致部分成功，只有全面的、整体性的改革才能完成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

因而，他们主张一揽子改革，一步到位。

这种理论同时假定，市场化改革存在着一个最大速度，这种最大速度决定了改革的可能性边界，改革的速度愈接近这一边界，改革效率愈高，否则就是无效率的，因而主张尽快减少管制，推进经济自由化。

但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经验证明，这种理论是不能成立的。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虽然也是在政府的整体协调下进行的，但这种整体协调是通过分领域、分部门、分地区、分企业等一个个局部性的变化实现的，不同部分之间在改革的进度上存在很大的差别，从而形成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地、从非国有经济到国有经济、从增量到存量，最后实现经济体制整体转换的独特道路。

这种从局部到整体的改革方式是符合经济体制变化的内在逻辑的。

由于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是不均衡的，改革的主客观条件也不一样，因而整体均衡推进的改革战略必然会面临巨大障碍，付出巨大的成本。

相反，先从那些改革成本较低、收益较高的部门开始改革，阻力小而收益大，很容易取得实际效果。

例如，中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承包制改革入手，绕开了传统计划经济的核心部门，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提高了农业产值，获得了巨大成功；企业改革首先从扩权让利入手，在阻力很小的情况下引入了市场机制，解决了企业动力不足的问题，使各方面都获得了较大的收益。

同时，一些部门率先改革还可以产生连锁效应，为其他部门和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创造条件，推动其他部门改革的深入。

例如，农村改革的成功，为城市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充足的劳动力和良好的示范作用，从而推动了城市的改革；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竞争的市场环境，从而推动着国有经济的改革；沿海地区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方面先行一步，带动了内地的改革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