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关系

试论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关系作者：摘要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这两个概念，一直是教育界的热门话题。

一般舆论倾向是提倡素质教育，反对应试教育。

但在具体实践中，出于对学生升学深造的迫切需求，一些家庭和学校又往往看重应试教育，忽视素质教育，谁能让学生考高分，就算谁教学有方。

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被人为地片面化和矛盾化了。

其实，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就像一对孪生儿一样共存于一个母体之中，他们是教育教学过程中同一个目的的两个侧面。

就是说，素质教育是教育教学的根本目的，应试能力是素质教育在特定条件下的具体体现。

怎样摆正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的关系呢？一要正确认识素质教育的本质和他在人类生存发展中的作用，二要全面了解应试教育产生和存在的历史条件。

一、素质教育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素质教育是指人类自身素养和参与社会活动能力的培养过程。

它产生于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生产劳动实践，又反过来服务于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生产劳动实践。

其主要内容包括人的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劳动生存能力、观察思维和开拓创新能力、思想品格素养和社会交际能力等等。

从根本上讲，自人类社会形成以来，素质教育就贯穿于人的生命的全过程中。

人类靠素质教育传播知识、经验和技能；靠素质教育培养人的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和开拓创新能力；靠素质教育推动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不断进步。

总之，人类社会发展的每一步都离不开素质教育。

从范围上讲，素质教育分家庭、学校和社会三个类型。

确切地说，人类的素质教育是自家庭开始的。

从婴儿呱呱坠地，直至学话、学步、入学和后来的步入社会，有意无意的素质教育无处不在。

其中在各种类型的素质教育中，学校教育至关重要。

因为学生时期是一个人发育身体和开发智力的最佳时期，学生在学校中可受到最为全面、最为系统的知识、技能教育，较之家庭和社会教育更能影响一个人一生的事业和成就。

从内容上讲，素质教育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阶级性。

不同社会形态和不同时期，人类进行素质教育的内容和形式也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

就中国来说，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出现学校以来的数千年中，素质教育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春秋时期孔夫子开私学之先河，提倡“有教无类”和“因材施教”，教育内容以“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为主，这大约就是那个时代的素质教育。

在之后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中，虽然历经变革，但教育内容不外乎以“学而优则仕”的封建教育为主。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是当时的社会时尚和众多学子的基本心态。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经济、政治和科学文化事业的不断发展，教育事业成了党和国家科教兴国战略的百年大计，其中素质教育更成为教育事业的核心和精髓。

开展以开拓创新为主体，以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为目的的现代化素质教育成了家庭、学校、社会和舆论界讨论的重要课题。

事实上，在当今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世界发展格局中，政治形势千变万化，科学技术水平日新月异。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在这竞争激烈、优胜劣汰的国际环境中求得生存和发展，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努力提高全民族的综合素质，不断增强劳动者的开拓创新能力。

因为从根本上讲，开拓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明进步和生存发展的灵魂。

因此，以开拓创新为主要内容的素质教育也就成了现代教育事业的首要任务。

二、应试教育是素质教育的派生物原始社会的素质教育是同生产劳动结合在一起的。

在生产劳动中传授制造和使用工具以及其他劳动生产经验，是原始社会的主要教育内容。

如传说中燧人氏教民钻木取火、伏羲氏教民结网捕鱼、神农氏教民耕作等等。

在这些故事传说的神秘外衣中，我们依稀可以看到当时人类原始的素质教育情景。

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特别是随着阶级社会的出现，人类教育的平等性转变为阶级性。

于是，教育除了为生产劳动服务外，打上了深深的阶级的烙印，并逐渐成为一项专门的社会功能。

为统治阶级培养“高素质”的统治人才，成了当时的首要任务。

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早期，受教育者受当时选士制度的影响，往往接受的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实用教育，具有一定的“应试”倾向，但尚未形成定型的应试教育模式。

自隋唐开始，选士制度由两汉的“察举”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过渡到了科举制，开科取士成了统治阶级选拔官吏的重要渠道，科考成了众多学子荣身显贵的便捷途径，教育内容逐渐失去了社会性和实用性。

这样一来，读书人大多视应试科考为升官发财的敲门砖，在“四书五经”中孜孜钻求，甚至白头终老。

封建的科举制度使应试教育真正从素质教育中派生出来了。

回顾我国的教育发展史，科举制度从隋唐经宋、元、明、清先后延续了1300多年。

其中明清两代以“八股文”的办法，把应试教育极为消极的一面，即把应试教育的片面性和腐朽性发展到了顶峰。

这种片面性和腐朽性共存的应试教育，造就了一批又一批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食古不化、不学无术的书呆子，严重滞碍了中国社会文明的正常发展。

新中国建立后，党和国家十分重视教育事业，多次对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进行重大改革：摆正了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的关系，完善和健全了人才选拔机制；逐渐摆脱了封建文化和封建教育制度对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影响和干扰，促进了全民教育事业的健康飞速发展，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及祖国的日益繁荣昌盛培养了大批的高素质建设人才。

近年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深入，以开拓创新为核心的素质教育成了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和主流。

从家庭、学校到社会，人人谈素质教育，人人关注素质教育。

素质教育成了社会化理念和各级各类学校探讨的首要课题，而应试教育则成为舆论否定和批判的对象。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应试教育应该是素质教育的一项基本内容，他们之间矛盾和对立的关系只是一种表象，是完全可以理解和摆正的。

三、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的统一性前面谈到，应试教育形成于封建社会的选士制度，并且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而逐渐变得片面和腐朽。

当然，这并不是说应试教育本身是片面的、腐朽的和不可取的，而只能说，不同的社会形态和历史时期使应试教育的内容和形式产生了本质上的差异，问题并不在于应试教育的本身。

事实上，在人类社会，尤其是在当今社会，作为一项社会功能的应试教育本身还是不可缺少的，关键是看考试制度是否合理，应试导向是否正确。

在封建社会，尤其是在封建社会晚期，随着封建社会制度的日益腐朽和“八股文”取士应试导向的确立，“学而优则仕”、“半部论语治天下”成了一成不变的信条，“四书五经”成了读书人终身探讨“微言大义”的不竭源泉。

那时的教育内容受封建科考制度的影响，几乎全部是脱离社会、脱离现实、禁锢思想、束缚创新精神的说教。

封建的科考制度摧残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才，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当然，这种腐朽的封建科考制度早已随着封建社会的灭亡，尤其是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而不复存在了。

现在，有些人一提到素质教育就要抨击应试教育，人为地把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放到对立面上去，好像搞素质教育就不能管学生有没有应试能力。

试问，在学校招生和社会人才招聘时，没有应试能力怎么把自己的素质高低体现出来？当然，这种在口头上大喊素质教的人或许是在追求时髦，而更多的是有些人喊的是素质教育，行的是应试教育。

这些人片面追求升学率，不管学生是否在“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全面发展，能把学生送进高一级学府就万事大吉，就算会搞教育。

更有甚者，有些学校使劲压缩“德、体、美、劳”课程，或者干脆连根砍去，就剩下为智育而智育了。

这些人把应试教育的片面性发展到了极致。

素质教育最根本的要求是让学生在“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全面发展，它是一项综合工程，需要全社会来共同完成。

而应试教育则是素质教育的派生品和附属物，应该包含在素质教育的范畴之中。

不同的社会形态和历史时期的用人观和选取人才的导向决定应试教育的内容和和方向。

在当今社会，学历的高低仍然是衡量和选取人才的最省力、最简单的办法，学历越高越会被社会认可。

怎样取得高学历？只有从小学一路考上去。

一个人只要踏入学校、踏入社会，就要做好面对各种考试的心理准备。

如今，在学校有周考、月考、期中考、期末考和抽考、单元考、竞赛考等，式样繁多；踏入社会后又会有求职考、职称考、晋级考等，更是五花八门。

一个人从小学到退休，要和考试相伴大半生。

说实在话，到目前为止，在激烈竞争的各种社会活动中，还真找不出比考试更为公平、公正的选取人才的办法。

考试制度在目前的不可替代性，成为应试教育的存在背景，因此，应试能力也就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素质教育不可分割的的一部分，所以，应试教育也就和素质教育一起共存于“教育”这个统一体中。

其中，应试能力作为素质教育的一部分，又可反过来帮助体现素质教育的成果，存在着明显的辩证关系。

四、摆正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在教育教学中的关系韩愈曾把高素质人才比作“千里马”，同时认为“千里马”必须遇到伯乐才能被发现。

其实“千里马”除了等待伯乐前来发现外，大可嘶鸣自荐，而选拔人才的考试就是为“千里马”提供了嘶鸣自荐的机会。

目前，虽然我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教育事业不断发展，但高中和大学的学生容纳量还远远满足不了社会需求。

因此，除一部分学生升入高一级学校深造外，每年都要有一批初高中生失去升学机会踏入社会就业。

对踏入社会就业的初高中生来说，社会生活能力的高低主要看接受素质教育的质量；而对升级学生的选拔靠什么什么呢？最公平公正的办法当然是考试。

这里面素质教育要教会学生的是知识和技能，而应试教育要教会学生的则是把自己所会知识全部考出来的应试能力。

由此看来，应试教育暂时还是不能抛弃的，但我们要高度警惕有人拿应试教育代替素质教育，继续发展应试教育的片面性。

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的辩证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但在教学实践中许多人还是把它们本末倒置，潜心研究应试教育中的许多歪门邪道：对学校实行监狱化的封闭式管理者有之，私自废除法定节假日每月只让学生过一次双休日者有之，砍去体育、音乐等技能课只设文化课者有之，到同级学校或同级班中掏取高材生者有之，大打题海战术千方百计刺探考题者有之，教师贿赂监考人员或请高年级学生替本班学生考试者有之，在批改考卷时压低别班学生考分抬高本班学生考分者有之，吸引学生家长在节假日不让学生休息玩耍，去参加各种补习班者有之。

总之一句话，不择手段地用分数证明学校和教师的教学水平。

逐利的人往往会为人们所鄙视，但追名的人往往会为人们所认可。

谁不想教出高材生扬名教育界呢？教育系统里有句老话叫做“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儿分儿，学生的命根儿。

”现在，有些基层教育行政主管和业务主管不去认真研究教学规律和管理学校的方法，而是一味用教师所教班级学生的考分去衡量教师的工作能力、工作态度和教学质量。

谁的学生分数高谁就有机会获奖、评先或晋级，各种客观因素从不考虑，高分怎么得来的从不过问，更不管学生们的身体发育情况和综合素质，还美其名曰“量化考核”。

这就诱导了一部分教师大搞歪门邪道、不择手段地追求高分的不良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