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

这个学期在政治老师的要求下我读了《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我从未听说此书。带着好奇心粗略的品读了一遍。本书写作于20世纪30年代。当时，科学社会学还处在萌芽状态。据当时的一项调查，在美国的社会学学会，对该学科感兴趣的人少儿又少，以至于不能够单独列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默顿在他的导师乔治·萨顿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

在网上了解到默顿的思想背景有孔德的实证主义科学观和社会观，这是当时流行的观点。但他在写作论文时，还受到两种思想观点的影响。一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前苏联哲学史家赫森发表的“牛顿力学的社会和经济根源”对默顿有直接的影响；二是马克斯·韦伯的观点，正是在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探讨的背景下，默顿提出了著名的“默顿论点”，即清教主义对科学的促进作用。

1938年，默顿在科学史著名的杂志《伊希斯》（Isis）上发表的《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和社会》，就是试图用清教伦理和当时英格兰工业发展的需要，解释英格兰的科学为什么在17世纪特别的突飞猛进，默顿致力于科学的历史——文化动力学探索，侧重于从社会学功能分析的角度探讨17世纪英国科学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遂成为科学社会学的代表之作。这篇论文就是在读完这部代表之作有感而写。

默顿指出十七世纪的工匠传统和培根(F.Bacon)所提倡的实验科学有力地推动了近代科学的实质性变革并使科学更具实用价值。同时提出的有关清教主义促进英国近代科学制度化的观点，即所谓“默顿命题”，一直是科学史界与科学社会学领域最具争议的论题之一。本书既是科学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奠基之作，也是科技史外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十七世纪的英格兰是世界科学与工业之都，当时在那里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历史转折性事件。作者在本书中对当时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进行了精辟的定性定量分析，涉及公众对科学技术的职业兴趣；清教伦理、文化价值与科学技术的关系；科学研究的动力，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科学文学及技术等许多问题。作者在本书中勾勒出了科学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基本轮廓，提出了它的基本命题。

第一部分（1）

本章是全书的导言。默顿提出，在不同的时期，人们的注意力总是被引向特定的领域。而在过去的三个世纪中，兴趣的中心看起来转向了科学与技术。所以，默顿就提出了全书以之为线索的两个问题：从某一人类活动领域（文学、艺术）到另一领域（科学与技术）的兴趣转移涉及到哪些社会过程？什么样的社会学因素影响着一门科学向另一门科学、从一个技术领域向另一个领域的转移？最后，默顿说明了选择17世纪的英格兰作为研究内容的原因，它提供了着十分丰富的材料；“这个天才的世纪提供了一个充分的基础，在此之上可以研究一些社会学因素，它们在大尺度上说明了科学的令人注目的发展，说明了兴趣被引向某些特定的探究领域的原因”

第二部分（2，3）

在第二章默顿试图说明在17世纪的英格兰的一般职业兴趣的分布情况。它的资料来源是《国民传记辞典》。在研究方法上，默顿面临着一个有待说明的假设：《辞典》所提到的对某一职业感兴趣的人数的起伏情况，与17世纪的真实情况之间，存在着某种近似的对应。

然而，《辞典》的编选体现了编纂者们的个人意见（这种个人意见是取决于时代的意见的）。所以默顿指出，必须“把对起伏情况的比较限定在领域之内，而不试图对不同领域的相对重要性加以比较”，才是符合我们的研究的。

默顿考察了几个方面。如文学艺术方面，对诗歌的兴趣降低，而对散文的兴趣提高。这表明人们开始注重现实地工作，而不是逃逸在浪漫主义的翱翔中。在教育学方面，有一句著名的格言：“不要学习任何东西，除非它能帮助谋利。”在宗教方面，教士们也开始传播那些流行于其他文化领域的相同的功利学说。在我们关心的科学方面，对它的兴趣有很大的增加，科学变得时髦起来，获得更高的评价。

进一步考察科学内部的兴趣的转移。首先作者区分了，对科学的兴趣和科学出产率，并在两者之间建立一种联系。然后，它开始考察各门科学之间的兴趣转移。当作者把科学分为无机界科学和有机界科学，他发现，对前者的兴趣知道80年代末一直比后者要高，但80年代后期，兴趣日益转向后一类科学。

第三部分（4，5，6）

这一部分是全文的核心部分，也是最为后人津津乐道的议题，即清教伦理对科学的发展有什么影响。在这里，默顿反对一切简单的因素决定论。他试图运用一种经验性的分析。当他看出了宗教与科学的相关性，他回过头去看韦伯的著作，才发现，韦伯也曾提及类似的议题；于是，继续探究这一题目便成了“一项命令”。

在默顿的初步判断中，他指出了两个原因。一是为了“颂扬上帝”，通过理性的考量，世界被认为是上帝的一个作品，那么物理学的研究就可以通过研究自然来认识上帝，这是一种赞美上帝的体现。第二个原因是“人类的安逸”。文化被导向了一种社会功利主义。根据加尔文教派的命定说，上帝拯救世人，但是你无法确定你是否是被救的。这种不确定性使人们疑惑，但是心理上的某种答案是必要的；因此，人们开始认为，上帝的遴选是靠“善行”，善行是一种现世的业绩。科学的多产可以带来很强的效用，这就是一种善行。当时，“对知识的评价仅仅根据知识的伦理价值即表现造物主的壮丽，或知识的实用价值即促进人类的福利。”

清教伦理是经过理性化了的宗教体系。与中世纪的理性相反，此时的理性是从属于经验论的。因此，人们特别强调实验的作用，用事实取代幻想，用主动的操作取代被动的默思。文化的主导是功利主义和经验论的。科学的精神正是符合经验论的理性主义的，而科学逐渐成为技术的婢女，技术所带来的实用效应加强了科学的合法性。接着，默顿谈及了在科学和清教中的暗含的假设的共同性，他们都接受这样的假设，即自然界构成一种可理解的秩序。鉴于这一假设，默顿为了证明他的观点的合理性，设计了一个“判决性实验”：先使新教伦理转化为行动，然后注意在何种程度上实际行动与预期的后果相吻合。然后在本书的第五章，通过数据的分析、对比，默顿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清教的不加掩饰的功利主义、对世俗的兴趣、有条不紊坚持不懈的行动、彻底的经验论和自由研究的权利乃至责任以及反传统主义，所有这一切的综合都是与科学中同样的价值观念相一致的。”

第四部分（7，8，9，10）

这一部分主要是对默顿提出的第二个问题的回答：什么样的社会学因素影响着一门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