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传播学视野中的中国传统信息接受观

当代传播学视野中的中国传统信息接受观

邵培仁(2005-02-03)

【内容提要】语言是人类的标征，是人性的外化。由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信息接受概念以及对它的解释，我们可以分析和推知中国古代受众信息接受的状态、规律和特色，因为信息接受的话语就是接受主体的“自画像”。本文通过对若干信息接受概念的考证、辨析和梳理，结合相关资料和当代科研成果加以分析和论证，发现“观”、“味”、“知”是三个具有中国特点的接受概念，其意蕴反映了中国古代受众的特殊接受状态；体现了古老智慧的精髓。文章还揭示了中国古代受众信息接受的五大特色：（1）虔诚性与严肃性；（2）咀嚼性与反复性；（3）细致性与深入性；（4）层次性与递进性；（5）联系性与窥探性。

【关键词】中国传播学；古代受众；信息接受；接受特点

“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1] 语言为人类所独创，亦为人类所独解和独享。语言是信息传播的要素和符码，又是人类的标志和特征，同时还是人类认识世界、反映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精神武器。因此，我们就准备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信息接受的语言描述出发，运用发生学、符号学和传播、接受理论及其方法，探索中国信息接受概念产生与演变的情形，进而在很大程度上导引并推论出中国古代受众的信息接受状态和特色，从而向世界展示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的又一珍藏。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用于描述和反映信息接受活动的概念或词汇有很多。从视觉描述的有：“见”、“看”、“视”、“观”、“睹”等；从听觉描述的有：“听”、“闻”；从味觉描述的有：“品”、“尝”、“味”、“咀嚼”等。但是，从信息接受概念或词汇产生时间、使用频率和认同程度等各方面综合考察，我们发现，“观”、“味”、“知”三个概念最能反映和揭示出中国古代受众原始的和一贯的信息接受的精神状态、操作特色；体现了古老的东方智慧在传播、认识、接受领域内的回响，而且可以结合现代的最新科研成果对中国古代受众的接受特色加以初步认定。

观：细致而优雅的信息接受

“观”，就是“看”。“观听不参，则诚不闻”[2] 。但是，“看”又不等于“观”。“看”，往往是粗略的、不专注的；“观”，大多是细致的、认真的。“看”，不全指信息接受，也指访问、看待、照看、守护等；“观”，大多指信息接受，“观风”、“观光”、“观赏”、“观瞻”等词汇乍看似与接受无关，细想也是指对外界讯息的接受。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人们多用“观”来描述眼睛对外界讯息的接受，而较少用“看”。

同是描述对文字讯息的接受，在古人看来，“观书”也不用于“读书”。观书是静态的；读书是动态的。观书默不作声，静静扫描，只受不传，其任务明确；读书字字有声，朗朗在口，既受且传，有点职责不明。观书乃以目视之，为单通道接受信息，表现平稳；读书为耳目并用，是双通道接受信息，较为忙乱。观书显得优雅，似乎是已达成熟的标志；读书显得灵动，更像是正在成长的特征。因此，古代的文人雅士多言“观书”而寡言“读书”。

在古代文化典籍中，“观”不论是指观书、赏文，还是指观人、观景，人们都强调要从统一的整体的角度观察和审视事物或对象的多样性和矛盾性。《周易·系辞上》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观其会通”，就是“异而知其类，睽而知其通。”（王弼注）从统一和整体的视角接受讯息，就不会被其繁多与杂乱所困扰和迷惑。只有运用这一准则，人们在接受信息时才能够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得其神韵，获取真知，也才能够“观晋人字画，可见晋人之风猷；观唐人书踪，可见唐人的典则。”[3] 程颐也告诫人们：“凡观书，不可以相类泥其义，不尔，则字字相梗，当观其文势上下之意。如充实之谓美与诗之美不同。”[4]

“观”也要从讯息文本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可以预先带有陈见，也不可以穿凿附会、“以己度人”、“以心度心、以情度情”[5] 。尽管讯息文本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但观者对它的解释并不是无止境的，而是有限度的。这一限度之外的任何解释都将与讯息文本的含义不符。朱熹认为：“看文字先有意见，恐只是私意。谓如粗厉者观书，必以勇果强毅为主；柔善者观书，必以慈祥宽厚为主，书中何所不有。”

[6] 南宋词人刘克庄主张以平易观诗，反对穿凿附会：“先贤平易以观诗，不晓尖新与崛奇。若以后儒穿凿说，古人字字总堪疑。”[7] 读者阅读时，围绕书中含义“轴”所作的摆动总有一定的摆幅，超出文本客观内容和价值方向的信息接受是不允许的。

对于优秀的作品，接受者不仅要“统观”、“实察”，而且要“博观”、“久观”、“善观”。所谓“博观”，就是要在较大范围内寻觅、扫描，多读各种好的作品。只有“博观”，才有比较，才能提高观赏品味，才能对作品作出比较客观、全面的评价。对此，刘勰写道：“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阅乔岳以形培謱，酌沧波以喻畎浍。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8]

提高观赏水平，除了“博观”，还需“久观”。“久观”就是“久久把玩”、反复观之，从而由微知著、由浅入深、由“不甚好之”到“好之尤笃”。欧阳修对此深有体会，他说“余始得李邕书，不甚好之。然疑邕有书名，自必有深趣。及看之久，遂谓他书少及者。得之最晚，好之尤笃。譬犹结交，其始也难，则其合也必久”[9] 。一观再观，反复把玩，既可体味“深趣”，又可形成“深爱”。反过来，深爱的对象又会对观者产生一种强大吸引力，使观者沉醉其中。据说，欧阳询曾在途中见到索靖写的一块古碑，他先是“驻马观之”，走了几步之后又返回“下马观之”，站累了，又铺开毡子坐而观之，最后，他干脆在碑旁边住了三天三夜，日夜观赏，然后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古碑[10]。这种对优秀作品的痴迷和“观”法，堪称中国之最。

“善观”也可以提高观赏水平。“善观”就是对观照对象灵活地从多层面、多角度加以观赏、审视。刘勰写道：“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11] 。这就是说，观文读书既要看组织结构、文辞使用、继承革新，也要看驭奇执正的手法、用典举事的技巧和声律节奏的把握。

“善观”还可以“知人”、“识人”。古人认为：“事之至难，莫如知人；事之至大，亦莫为知人。”[12] 因此，“知人者智，自知者明”[13] 。“善观”可以解决“知人”的难题。诸葛亮认为，“知人之道”有“七观”，吕坤认为有“五观”，而更早的《淮南子》一书则提出了“九观”说，书中写道：“故论人之道：贵则观其所举，富则观其所施，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贫则观其所不取。视其更难，以知其勇；动以喜乐，以观其守；委以财货，以论其仁；振以恐惧，以知其节：则人情备矣。”[14] 可见，“观”，的确是一个很“中国化”的信息接受概念。物（事物）、言、意在“观”中是溶为一体的，体现了一种整体、综合的全面接受观，极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