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人类学读书报告(一)：实质论与形式论的争辩

「物」（thing）的理論：由《禮物》與「實質論、形式論」爭辯談起1.Mauss, M. 1990(1950). The Gift: The Form and Reason for Exchange in Archaic Societies.2.Polanyi, K. 1968(1958). “The economy as an instituted process,” In E. LeClair & N. Schneider (eds.)Economic Anthropology, pp.122-143.3.黃應貴，1974，〈Tiv與Siane經濟：經濟人類學的實質論派與形式論派之比較〉，《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35：145-162。

邱澎生（1998/03/12底稿；2004/08/05改寫報告於「近世中國的物質、消費與文化」期中研討會）以上三份著作，第二篇文章的作者K. Polanyi，開啟了1960年代經濟人類學的「實質論」與「形式論」爭辯；第三篇論文則分析此兩派作品背後所反映的不同目標、預設與取徑；而第一部部專書雖發表於兩派論爭之前，但卻相當程度影響了Polanyi對經濟過程的深刻反思。

我先分析Mauss作品，其次分析Polanyi 論文，並帶入黃應貴對兩派作品的討論，最後再試著由其中線索談談如何看待「物的理論」。

Mauss在《禮物》一書中，1經常流露出他對群體和個人關係的關懷，這裏包含了他對社會凝聚力（social solidarity）如何形成、群體義務／個人自由以及對群體慷慨／自私自利間緊張性如何調整等等問題的關注。

《禮物》是作者探究人類社會中「交換行為」與「契約行為」關鍵課題的一部份研究內容，Mauss針對古代社會普遍（而現代社會則有時偶然）發生的「契約性禮物」（contractual gifts）進行的考察，他以民族誌和語料學等資料對這種特殊的契約行為進行描述與分析，進而探究存於「契約性禮物」背後的「精神機制」（spiritual mechanisms）究係如何運作。

構成契約性禮物的「精神機制」為何？直接引用作者的話說，即是：那些「迫使受禮人必得回禮的法制力量與個人自利動機」（the rule of legality and self-interest compelling the gift to be obligatorily reciprocated），或也可說成是：「存於禮物之中那些迫使受禮人回禮的力量」（the power resides in the object to cause its recipient to pay it back）。

Mauss將其研究地區所盛行的彼此交換「契約性禮物」的過程，稱為是「報償」（法文原文為prestations and countre-prestations，英譯做total services and total counter-service）。

對此種兼具「契約」與「交換」性質行為的研究，1中譯本可見：牟斯著，汪珍宜、何翠萍譯，《禮物：舊社會中交換的形式與功能》（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89）。

原先只是做為Mauss全面考察「古代契約形式」（the archaic forms of contract）研究的一部份。

在研究當時Polynesians人的經濟與法制系統時，作者即發現古代社會中有一種特殊的「契約交換」行為，這種行為具有以下三個特徵：一是進行交換的主體，經常是群體（指氏族、部落、家庭）而非個人，群體才是彼此執行契約義務的法制實體（legal entities）。

二是交換的內容和方式甚廣，舉凡宴會、典禮、征戰、婦孺、節慶與市集，都可以是交換的內容或方式，在市場上交易財貨不過是其中的一部份。

三是這些交換行為在表面看來是出諸雙方自願的互贈禮品，但實際上卻帶有絕對的強制性，若有任何一方不執行約定，即會引發隱然對峙甚或是公開衝突（頁5）。

具有上述三項特徵的交換行為，作者即稱之為「報償」。

用涂爾幹式的學術語言，報償其實即是一種「整體社會事實」（total social facts），故Mauss有時也稱其為「報償系統」或是「報償制度」。

這種系統或制度，基本上是一種禮尚往來的物品交換，但有些地區將其發展到極端，這便成為北美Rocky山脈一帶土著的「誇富宴」（potlatch）。

在誇富宴進行的過程中，表面上雖然是在交換禮物，但私底下卻充滿了互別苗頭與兩相敵視（rivalry and hostility）的情緒；宴會與爭鬥，經常只有一線之隔，宴會時常即以毀物鬥奢甚或是流血衝突收場。

作者要問的是：為何報償制度中的禮物具有迫使受禮人回禮的力量？作者提出了四個層面的觀察：母系財貨與父系財貨區分系統的影響、物品自身的法力、由契約性禮物轉換為人群道德規範的影響，以及對神祗犧牲儀式的影響。

在物品自身法力方面，作者強調了個人受觀念系統影響的重要性。

他以Samoa 和New Zealand的Maori人為例做說明：Maori人認為禮物中含有hau （a spiritual power，「法力」），在此觀念影響下，物品其實並非是沒有作用力的（not inactive）；一件流動中的物品，會因為hau的作用，最終還是會使物品自己「想要」回到自身源出的森林、樹叢、土壤以及最初擁有「他」的氏族去，因而物品總會藉由宴會、節慶、禮物以及其他等值或是更高價值的物品，再次回到當初物品流轉的起源處。

因此，物品（thing）不只是物品，他不只有「個體性」（individuality），也有「靈性」（soul），在契約交換中的禮物，在古代社會中的人群看來，其性質其實是一種「物性」與「靈性」的綜合。

在這個物品流轉過程中，由Maori人的hau觀點來看，現今的第一個送禮者，其實即是當初的最後一個收禮者，而贈送別人更高價值的物品，其實即是代了送禮人對受禮人的支配，因為日後受禮人對送禮人即有回禮的義務。

以這種對人（包括群體和個人）、物品以及hau三者間關係的觀察為基礎，作者特別指出：無論是一般性質的報償，或是極端報償形式的誇富宴，裏面都反映著參與者在群體觀念系統影響下的理性計算行為，因為送禮者清楚地知道，受禮可以增加自己群體對他者群體具有的權威和力量（頁11-13），這裏面所反映的，並不只是像Malinowski 之前所觀察到的人們藉贈送財物「展示」權力的情感作用而已。

在Mauss看來，「形式」（form）和「理性」（reason）之間，其實顯現著一種多重對應的函數關係。

在一個特定的文化區域內，一種社會系統，即具有一種具體對應的心智狀態（one social system, one precise state of mind）。

社會系統是外顯的「形式」，心智狀態則是內在的「理性」。

然而，form與reason之間的對應關係其實是多重的，隨不同文化區而有所差異。

表面上是交易物品的市場「形式」，但交換物品的雙方其實不一定都是依「賤買貴賣」的「理性」在操作，而可能是出諸於一種物品兼具靈性的「理性」。

所以，儘管「形式」（form）相同，但卻對應著不同的「理性」（reason）。

以經濟系統而論，盛行契約性禮物交換的古代社會，並非可用「自然經濟」來概括，因為其貿易活動與市場系統也很發達，有市場經濟的「形式」，但卻與起源於近代歐洲的「功利主義式經濟」有所差異（頁72），具有不同的觀念系統做為市場經濟運作的特殊「理性」在運作。

Mauss著重分析的，經常是形構人群行為的一種「意圖之外的結果」。

如救濟他人的慈善行為，其實其原始根源可能即是由禮物終須流轉以及向神祗犧牲祈求庇祐。

與其說Mauss要分析經濟行為，不如說他要分析經濟行為背後所反映的觀念系統，而且是那些有助於「社會分工」的觀念系統；用Mauss自己的話來說，他要回答的是：Durkheim曾問的「形構（人群或個人）經濟價值背後的宗教性因素」究竟為何的問題（頁72）。

Mauss不只是要分析經濟系統的形式，更重要的是，他還要探究出讓不同形式經濟系統得以運作的背後觀念或理性。

Mauss著作影響了Polanyi，然而，Polanyi著墨更多的是：不同類型的經濟行為如何運作？以及不同類型的經濟行為如何變遷？藉由比較文化區中經濟體系的不同運作機制，Polanyi試著擴大社會科學對經濟行為的分析架構。

1958年，Polanyi簡賅地將當時社會科學所流行的諸種界定「經濟」現象的論述，區分為「實質論」（substantive）與「形式論」（formative）兩類，2並謂兩類論述在本質上亳無共同之處（have nothing in common），因為前者要討論的是「事實」，而後者則只是在進行「邏輯推演」。

Polnayi將人類社會中經濟體系運作的機制，區分為互惠（reciprocity）、再分配（redistribution）和交易（exchange）三種原素，不同時空下的經濟體系，即是分別依三類不同機制原素而促成經濟行為。

「互惠、再分配、交易」等三種不同原素的組合方式有異，即構成了該地區當時的特殊經濟運作機制。

在「實質論者」看來，經濟行為其實是一個經濟行為被「制度形構的過程」（economy as instituted process），Polanyi 強調：社會科學家在分析經濟行為時，重要的是要能擺脫「形式論者」純然側重分析「交易」要素在經濟機制內關鍵性的限制，應該要擴展研究視野，同時觀察「互惠、再分配和交易」三要素如何共同形塑經濟機制，亦即：觀察經濟行為（用Polanyi的話說，其實應說成是「經濟過程」，economic process，指的是財貨流2 Max Weber其實更早即將經濟行為區分為「形式理性」與「實質理性」兩類，但Polanyi 並未明確交代他與Weber這個概念間的關連性（Cook, S. 1968. “The obsolete anti-market mentality,”p.226）。

轉運動的過程）究竟是如何崁入當時、當地的經濟制度裏。

「形式論者」對Polanyi為代表的「實質論者」做了諸種回應，3而回應的基本內容，主要在於強調「實質論者」對經濟學分析方式的認識不夠全面，經濟學的分析，其實不只是分析市場中的「交易」行為而已；而就算經濟學分析真的偏重於討論交易行為，那也只是出諸於學者對分析對象的選擇，這些學者先將「互惠、再分配」等「非經濟因素」假設為常數，集中心力去分析市場上的「交易」行為，這並不是只重邏輯分析而不管事實存在與否。

在「形式論者」看來，Polanyi 對經濟學分析只重logic不重fact的批評，其實是因為他自己未能弄清楚學術分析的性質本來即是要對社會現象進行抽象探究，這並不是經濟學所特有的特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