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形象中的线条

书法形象中的线条

从欣赏角度看，书法形象中的线条、笔画之所以能传达出某种情感，给人以相应的情绪感染，是因为形式的鲜明强烈的直观性与情感之间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不同的形式常常可以给人以不同的心理感应。如线条中的水平线可以使人产生安定感，逐步变化的和谐的曲线能给人以温柔感，急剧变化的不规则的折线可能使人产生紧张感，直线中的粗直线能给人以强劲感，细直线能给人以锐利感，等等。

因而，书法作为一种线条造型艺术，也能通过线条的运动变化，以及白纸黑字的色彩效果等，引起观赏者相应的情绪体验，从心灵深处产生出一种情感震动，以致达到与作品传达出的情感相通同构，和谐共振的审美境界，获得极大的审美满足。汉字人人都会写，可堪称书法艺术家的人却凤毛麟角，这除了生活积累和情感体验等方面的原因之外，更重要的就是技巧问题。只有通过圆熟的技巧处理，才能自如地使书写的内容沉淀于结构形式中，相互熔融，取得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

因此，书法形象美与不美，成功与否，艺术技巧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历代书法家都非常注重对技艺的追求，例如：书圣王羲之曾“于山谷中，临学钟氏及张芝正书、草书二十余年，竹叶、树皮、山石之上有版木等，不知可数，至于素、纸、笺、彀、藤、柴，反复书之”（元?刘有定《衍极》注疏），故书艺大进，写出了“入木三分”的效果，为古今所推崇。又如赵孟积学功深，虞集对此赞曰：“书法甚难，有得于天资，有得于学力。天姿高而学力到，未有不精奥而神化者也。

赵松雪书，笔既流利，学亦渊深。观其书，得心应手，会意成文。楷法深得《洛神赋》而揽其标；行书诣《圣教序》而入其室。至于草书，饱《十七帖》而变其形。可谓书之兼学力天资，精奥神化而不可及矣。”元代柳贯也说：“犹记寒夕宿斋中，文敏谈余，试濡墨覆临颜、柳、徐、李诸帖。既成，命取真迹一一覆校，不惟转折向背，不无绝似，而精彩发越，有或过之。予问以何以能然，文敏曰：‘亦熟之而已’。”

（《柳待制文集》）有了对高度的技巧的掌握，书法家就拥有了高度的自由，即能够自由地运用美的规律“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达到“无法之法”的境界，写出妙造自然、巧夺天工的作品。书法讲究纸质和墨汁，讲究毛笔质地，它不仅是为了保存久远，更主要是它本身就是书法美的一部分，它与形式和技巧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书法家根据自己的书写内容和想表达的意蕴，选择合适的笔、墨、纸张，以及石料、铜器等，确定表现的方式，再通过对运笔轻重高低、疾徐变化的驾驭，对墨色浓淡枯润、黑刻。在书写技法上，它保留了隶书开张洞达的体势又参以篆书浑穆而简约的线条，同时吸取了北魏书写的峻利雄厚，写出了安详和穆的效果。

鲜明的风格美

风格是书法家艺术个性成熟的标志，古往今来流传千古的书法佳作都有鲜明的风格特点。清代书法评论家刘熙载曾说：“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

不同的书家，受时代风尚的影响，再加上各自生活经历、文化修养、性格倾向、审美趣味等等的不同，其书作所反映的情趣也就自然不同，当书法家的创作达到成熟时，他的作品就开始具有了独特的个性和鲜明的新颖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并且将不断地发展和完善。譬如唐朝张怀瓘在《书议》中载：王献之“年十五六时，尝白其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藁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且法既不定，事贵通变，然古法亦局而执’”。

这种强烈的创新意识使他们父子二人各自都以崭新的面貌行世，一个含蓄平和，一个开展奔放，被后世所敬重。再看唐代楷书名家：欧阳询险劲清朗，虞世南圆润秀雅，褚遂良书法空灵飞动，颜真卿端庄雄浑，柳公权严谨劲挺，可以说是千姿百态，风格各异。

试拿其一种稍作分析，例如颜书，就可以得知它反映了盛唐的风貌，亦反映了颜真卿的追求。初唐，由于太宗李世民对王羲之书法的喜爱和倡导，对当时的时代风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开宗立派的初唐书家虞、欧、褚，虽然各有新意，但还没有完全摆脱“王书”秀雅书风的影响。到了中唐时期，由于经济的发展，社会有了较大的变化，人们的审美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从华庄伟壮、大气磅礴的书风，为世所敬仰。体现了盛唐的气魄与力量，对后世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