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启蒙主义到存在主义——当代中国先锋文学思潮论

从启蒙主义到存在主义——当代中国先锋文学思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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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标题:从启蒙主义到存在主义——当代中国先锋文学思潮论

论文作者 张清华
论文关键词 ,论文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论文单位 京,点击次数 6,论文页数 132～146页1998年1998月论文网 /paper_101492551/ 本文认为，在当代中国文学变革过程中的一系列现象背后，存在着一个不断演变的先锋性文学思潮。它孕生于六七十年代，并在八十和九十年代经历了一个从启蒙主义到存在主义的演变过程。它在前期的艺术内涵与指向主要是现代性，后期则具有自我解构性。先锋文学思潮运变的基本逻辑是“唯新论”，基本特征是摹仿性与本土化、原则性与策略性、异端性与正统性、中心性与边缘性、启蒙性与现代性等的对立统一。“唯新”逻辑和从启蒙主义到存在主义的历程决定了先锋文学思潮的蜕变性，并导致了社会启蒙与个人话语，反抗中心与自我流放，不断变革与自我解构等一系列悖论，加之先锋本身的对效性与伪劣因素，致使先锋文学思潮存在着许多局限。


一、作为先锋文学思潮的　“启蒙主义”　与　“存在主义”
“先锋派”、“先锋文学”作为对当代中国诗歌运动和小说现象的某种指代，多年来已广为评论界所谈论。但总观已有论述，悉为对某个具体流派、群落和现象的指称，如在诗歌领域主要是指80年代后期以来具有实验倾向的青年诗歌群落，后来又有论者将之扩延为包括朦胧诗在内的当代诗歌中的创新一族；在小说领域，“先锋派”则基本上是指自1985年前后鹊起的马原等人，及其在之后崛起的苏童、余华、格非、孙甘露等新潮青年作家。在本文中，我则倾向于把他们及其相关的诸种创作现象和流向视为一个互相联系、互为呼应、互为转递变延的一个整体来考察，将其作为贯穿在中国当代文学整体的深刻历史变革过程中的一股不断求新求变的思潮来认识。在当代文学已走过了二十余年的变革历程并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的今天，在新旧世纪的交接点上，我以为认真地回顾、梳理、分析和评判这一思潮是不无意义的。
历史的巨变不是空穴来风，本文之所以把众多的新异现象视为一个整体，是基于对诞生在70年代历史深处、又在八十和九十年代形成了波澜壮阔之势的一场文学变革运动的整体性认识之上的，是基于对这一运动背后所潜隐着的在思想与艺术流向上的同一性与历史逻辑性的整体把握之上的。“先锋”在本文中不是一个固有和既成的静态模式，它是一个过程，一种在

历史的相对稳定状态中的变异与前趋的不稳定因素。在内涵特征上，它主要有两个层面，一是思想上的异质性，它表现在对既成的权力叙事和主题话语的某种叛逆性上；二是艺术上的前卫性，它表现在对已有文体规范和表达模式的破坏性和变异性上。而且这种变异还往往是以较为“激进’和集中的方式进行的的因为在文学演变的历史过程中，变革的因素是永远存在的，但“激变”却不常有，唯有一度时间中的激变，才构成“先锋”式的运动或现象。
以“先锋”指代某种文学现象显然与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某种比附不无关系。关于它的西语词源及含义，有论者已专门探讨过〔1〕，这里不再详述。但事实上这一词语也是中国当代文学运动中很自然地生长出的“本土性”的概念。“先锋”在欧美文学中虽几乎是现代派的同义语，但并不常用。在中国80年代后期文学评论中的频繁出现，也并不绝对地意味着对西方文学的某种比附。尤其在诗歌界的使用，则基本上是基于“先锋”这一词语的汉语语义和本土语境而言的。事实上，1981年徐敬亚在《崛起的诗群》中就相当自觉地使用了“先锋”一词来描述“朦胧诗”的特征，指出“他们的主题基调与目前整个文坛最先锋的艺术是基本吻合的”。这里“先锋”显然是当前文学的“前沿”或“开路者”之意。此后至迟在1984年，“先锋”一词作为一种方向和旗帜就已出现在诗歌中，骆一禾的一首诗就题名为《先锋》。这里“先锋”之意显然也不是出于对西方现代派诗歌的比附，而是对中国当代诗歌自身使命的体认。1988年前后，“先锋诗歌”一词开始较多地为创作界和评论者所使用，徐敬亚在他的《圭臬之死——朦胧诗后》一文中将北岛、顾城、江河、杨炼、舒婷、梁小斌称为“引发全局的六位先锋诗人”，朱大可在他的《燃烧的迷津——缅怀先锋诗歌运动》一文中亦将朦胧诗传统正式“追认”为“先锋诗歌”。后来，“第三代”的写作者也开始以“先锋诗人”自称。这样，“先锋诗歌”实际上便成了从朦胧诗到第三代的新潮诗歌的一个总称。在小说中，“先锋派”称谓的出现似稍晚，所指亦相对狭义，在特指马原之后的新潮实验小说时有比附于法国“新小说”的意思，但“先锋”一词实仍取其“前驱”、“探索”、“实验”之汉语语义。
那么，我们应在哪一种意义上确定“先锋”的性质？在以“前工业化”为基本特征的中国当代文化情境中，在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为主流构造的20世纪中国文学传统面前，“先锋”显然应具有相对确定的含义，也就是说，它的起点的定位应是现

代主义性质。正像几位青年诗人与理论家在一次对话中所说的，“中国诗歌所谓的先锋意义应该确立在现代主义的范围内来谈，这是我们关注先锋诗歌的原因。因为我们之所以关注先锋诗歌；是要通过它关注中国诗歌的现代化进程。”〔2〕对小说而言也同样如此。先锋的首要使命，就是要破除和改变由平板的机械唯物论与庸俗阶段论所决定的“现实主义”独掌天下的时代，正像法国的超现实主义者在抨击现实主义小说时不无偏激地指出的：“从圣·托马斯到安纳托尔。法朗士，现实主义的态度无不发挥于实证主义，我以为它对智力和伦理的任何升华莫不敌意相对。我厌恶它，因为它包孕着平庸、仇恨与低劣的自满自得。正是它，于今诞生着这等可笑的作品……”，〔3〕这种情形正好类似于七八十年代之交中国文学的基本背景。因此，基于这样的定位，所谓“当代中国先锋文学思潮”实际上也可以理解为“当代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但是这样一种理解又是不够的，尽管“现代主义”本身包含了丰富的多元可能性和历史发展性，但它毕竟又是一种侧重于审美方式、艺术风格或表现策略的定性，似未能从内部的思维性质上涵盖当代中国的先锋文学思潮与运动的精神特质与历史脉动。在审视和把握这种精神特质和历史脉动时，我意识到“从启蒙主义到存在主义”也许是一种最切近其本质和最富历史感的定性和逻辑描述。
还须留意的是，我在使用“启蒙主义”这个概念的时候，并不是套用西方作为历史与哲学范畴的启蒙主义思想的概念，而是从当代中国的文化环境与80年代以来的文化实践出发的，它是一个“功能”范畴，一个文化实践的范畴，一个背景和一种文化语境。事实上，从功能的范畴看，启蒙主义在西方也不仅限于18世纪的法国，它是整个近代工业一一资本主义文明确立过程中人类进步文化从萌生到确立的过程，从文艺复兴时期对抗神学蒙昧的人文主义，到法国大革命时期全面设计近代社会以人的基本权利与社会公正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的启蒙主义运动，再到19世纪对资本主义文明所带来的异化后果与灾难悖论的激烈批判的各种思潮，包括在这一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文学思潮与现象，贯穿其中的一种最基本的文化精神及其起到的主要文化功用，在本质上都是启蒙主义的。如勃兰兑斯就曾认为，浪漫派“在方向上和十八世纪的的主要思潮相一致”〔4〕。在当代中国，启蒙主义的概念又有了更新的含义，由于当代中国在封闭多年之后与世界现代文化的差距，那些具有当代特征的文化与文学思潮在中国也被赋予了某种启蒙主义的

性质。换言之，最终能够在当代中国完成启蒙主义任务的，已不是那些近代意义上的文化与文学思潮，而是具有更新意义的现代性的和现代主义的文化与文学思潮，所以“启蒙主义语境中的现代主义选择”便成为80年代文学的一个基本的文化策略〔5〕。同样，我在这里所使用的“存在主义”一词，也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19世纪后期以来的存在主义哲学，它在这里的相对性是显而易见的，即它完全是与启蒙主义以人文理性为核心、勇于担负社会正义和责任相对而言的以个人精神为核心的价值取向，它是个体的自觉，“关于个人、关于自己存在的哲学”〔6〕，它不再倾向于社会、公众、理想、真理（社会道义上的）等等绝对的价值，“群众乃是虚妄”，“为真理作判断的公众集会已不复存在”〔7〕。从写作的方式上看，它更多的是强调关注个人内心、个体生命体验、个体生存状况，“去尊重每一个人——确确实实的每一个人”〔8〕，“以个人的范畴标明我的文学作品之始”〔9〕。在风格上则由于其虚无和幻灭的价值观而近乎于荒诞和反讽，这与启蒙主题文学的崇高、悲剧和庄严的风格也形成了鲜明对照。不难见出，以“个人化”的生存状态取代“公众”的精神理想，以个体叙事取代群体性“宏伟叙事”，也正是90年代文学相对于80年代文学的最明显的逻辑转折。
二、从启蒙主义到存在主义：当代先锋文学思潮的演变轨迹
1972年秋，插队白洋淀的多多等四位青年诗人，在圆明园搞了一次野炊活动，在大水法残迹前合影一张，“戏题曰：四个存在主义者”。这大概是“存在主义”第一次在当代中国文学中的“登台亮相”、这一登台亮相无可争议地称得上是一种“先锋文学”姿态。但是，从总体上看，在这一历史区间内，先锋写作的基本立场却并未抵达存在主义，而显然是启蒙主义的。只是由于在这一时期极少数的突进者与整个时代和社会之间的游离和叛逆的关系，才使得他们的写作显得特别孤独和具有“个人化”的“存在主义者”色彩。
事实上，具有启蒙主义主题性质的文学创作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间，早在60年代，黄翔、哑默、食指等人就写出了他们的第一批作品。黄翔写于1962年的一首《独唱》，是迄今为止人们发现的当代最早的以个人化的方式反抗社会的作品，他写于1968年的《野兽》和1969年的长诗《火炬之歌》等作品，更加明确地表达了对血腥暴力和专制迷信的深刻思索与批判的主题，作品中贯穿了驱除黑暗，重新唤起人们的理性、良知、人性和判断力的强烈愿望与悲愤激情。哑默和食指也分别在1965年

和1968年写下了最早的批判和思索主题的作品。之后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前期，白洋淀地区又涌现出以芒克、多多、根子、方含、林莽、宋海泉、白青、潘青萍、陶雒诵、戎雪兰等插队知青为主要成员的一个远离时代主流政治的充满异端思想的“白洋淀诗歌群落”。它的“外围”又吸引了一批虽未在白洋淀插队，但却与他们交往密切、常来此间“以诗会友、交流思想”的青年人，如北岛、江河、严力、彭刚、史保嘉、甘铁生、郑义、陈凯歌，他们也是“广义的”“白洋淀诗群”的成员。
上述诗歌群落不但标志着中国当代启蒙主义文学思想的诞生，同时也可以视为整个先锋文学思潮的真正发端。从这个意义上，以往人们仅将出现在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朦胧诗”作为当代新型文学发展流向的起点是不够的。朦胧诗是前者的承袭者，它与前者的不同在于对社会现实介入和作用的程度，前者存在于较小的圈子内，基本上是个人精神空间的产物，而朦胧诗则由于它处于“拨乱反正”的政治变革时代而得以参予社会并获得了“公开发表”的机会。
从“白洋淀诗群”的诞生到80年代中期的“寻根文学思潮热”，推动当代文学与文化变革的先锋文学思潮的性质基本上是启蒙主义的，它依次推动并孕生了下列文学现象：70年代末的“今天派”；1980年以后被命名的“朦胧诗”；1979年到1980年前后形成的“意识流小说”；1982年到1984年期间形成的“文化诗歌运动”；继而在1984年，四川成立了以石光华、黎正光、王川平、宋渠、宋炜等为主要成员的“整体主义”诗派，与之呼应的有欧阳江河、廖亦武、牛波、海子等；另外还有1984年到1986年的“寻根一新潮小说运动”。“寻根小说”的问世大致以1984年的两篇影响最大的小说一说阿城的《棋王》和张承志的《北方的河》为标志，其理论自觉是以1984年底的“杭州会议”和1985年韩少功等人的几篇宣言式的文章为标志。“新潮小说”的问世大致以1984年马原的一篇《拉萨河女神》为标志，它体现了当代小说在几年前“意识流”探索基础上的一次质的飞跃。新潮小说的主要流向大致有三种，一是以马原和扎西达娃为代表的描写西藏宗教风俗的一支，具有强烈的“魔幻派”和“超现实主义”倾向；二是以莫言为代表的表现传统民间文化和农业自然的一支，同样表现出鲜明的魔幻意味，但更加突出了感觉和潜意识的作用。三是被称为“荒诞派”的一支，以徐星、刘索拉、陈染等人为代表，他们的作品不但最先通过“荒诞”而揭示了“存在”的状况，而且从内容和风格气质上也显示了对传统价值的全面挑战。“新潮小

说”有两点特别应值得注意，一是它与“先锋小说”的概念已相当接近，人们通常指称的“先锋小说”是第一批作家如马原、莫言、残雪等，就是随着“新潮小说”出场和成名的；二是种种迹象表明，“新潮小说”已显示出先锋文学思潮从启蒙主义主题向存在主义主题过渡的趋向。此外，新潮小说同寻根小说的部分交叉也是明显的，如韩少功的“湘西系列”，王安忆的《小鲍庄》等都带有新潮小说的超现实特征，而马原和扎西达娃的西藏系列小说也同样具有浓郁的文化寻根意味。这都清楚地表明了先锋文学在80年代中期的过渡与转折迹象。记录了这种转折轨迹的还有从80年代初期一直持续到后期的“现代主义戏剧”的实验热潮。
总体上看，上述文学现象都在各自不同的时间阶段上构成了当代文学变革进程中最关键的因素。从内容层面上，它们一直高举启蒙主义的旗帜，不断为当代文学乃至社会注入摆脱极左愚昧的精神禁锢的思想力量。而且从纵向发展过程来看，它们还体现了从社会启蒙到文化启蒙，从当代思考到历史探寻的深化过程。从美学选择与艺术追求上看，它们则体现出不断向现代主义迈进的趋向，促使当代文学逐步突破了庸俗现实主义和虚假浪漫主义的框子。从抒情或叙事方式来看，它们一直是以叛逆和对抗的姿态寻求自己的独立方式，从早期以个人性的抒情或叙事对抗庸俗化了的群体性抒情或叙事，逐渐过渡到以正义与民主的（公众性的）宏伟抒情与叙事对抗极左文化及其惯性所支配的政治性宏伟抒情与叙事，再到以民间、历史和心灵为时空载体的文化性抒情与叙事超越以当代生活表象为载体的社会性抒情与叙事。当代文学的每一重大突进，都与它们的推动和引领有着根本和直接的因果关系。
80年代中期，先锋文学思潮的发展进入了一个转折期和复合期。尽管启蒙主义的文化语境尚未彻底瓦解崩溃，但存在主义已迅速溜出书斋而伴随商业物质主义价值观念的发育堂而皇之地进入社会，成为一种颇为时髦和激进的文化精神，“个人”开始“从群众中回家”〔10〕，个人性的境遇与价值开始代替启蒙主义的“社会正义”与“公众真理”而成为人们思考问题的新的基点。因此，用个人性的价值和私人性的叙事实现对原有公众准则和宏伟叙事的背叛和超越，便不可避免地成为新的先锋文学精神。
但这样一个过程是逐渐完成的。在相当长的时间，存在主义和启蒙主义是共存的，而且在80年代相对庄严的语境中，存在主义思想的传播本身也表现为某种“启蒙”的功用，如新潮小说、第三代诗、非非主义等。但是，这些

派别也都有一个明显的立场的转化，即都已不再是以原来的社会学立场理解文化问题了，结构主义文化学和结构主义语言学分别构成了“整体主义”、“新传统主义”、“女性主义”和“非非”诗派的方法论。如“新传统主义”者声称，他们“除了屈服于自己的内心情感”，“不屈服于任何外在的压力”，“我们只有向前扑倒在自己这个传统里”〔11〕。历史和传统的当代化、个人化、心灵化和隐喻化，不但呈现出结构主义历史方法论的特征，而且也隐示出存在主义的思想内核。在另一个游离者海子那里，海德格尔的哲学与诗学思想已得到了很生动和贴切的回应，大地和女神，构成了海子形而上的生命体验世界的二维空间——存在的归所（大地）和引导认知的凭借与方向（女神，神性体验与思维）。至此，存在主义的两个端子，个体生命体验的视角与个体的价值判断，以及诗性的存在追问与言说，都已露出端倪。
存在主义与结构主义分别成为文学的两个内在与外在的原则性方法，在1987年出现的“先锋小说”思潮之后，表现得日益明显。在先锋小说中，存在着两个共在的分支。一是“新历史主义”的一支，苏童、格非等人的“家族历史小说”、过去年代的“妇女生活”小说，叶兆言的“夜泊秦淮”等历史风情小说，以及晚近的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丰乳肥臀》等长篇，都是这一新的历史观念与思潮的产物。在这一观念的外围，更是出现了大量的“新历史小说”文本。归根结底，“新历史主义”不再像寻根小说那样将匡时救世、“重铸民族精神”作为自己不能承受之重的使命，而将历史变成了纯粹审美的对象，变成了作家人性体验与文化探险的想象空间。“先锋小说”的另一支是面对当下生存情状的寻索者，其基本的写作立场来源于存在主义哲学的启示，从80年代中期的残雪到稍后的马原，以及跨越八九十年代的余华、格非、孙甘露等，基本上都是以“寓言”的形式写人的生存状态，有些作品从叙事角度看，除了隐喻式超现实叙述的特点之外，较多地受到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影响和启示，所谓马原式的“叙事圈套”和格非式的“叙事迷宫”都是典范的例证。
1993年后，是当代文学思潮与运动整体停滞、瓦解和调整的时期。先锋写作出现了两个明显的转向，一是更加偏执的“边缘化”运动——标举私人性话语与个人化写作；二是更加激进的解构主义策略，拆除此前的庄严叙事，以此来构成他们自己——已被命名为“新生代”或“晚生代”的新的先锋内涵。边缘化运动一直是先锋思潮的既定走向和策略，而在90年代，它所

对抗的已不再是旧式的主流叙事，而是启蒙作家的宏大叙事和先锋小说作家的寓言性的深度叙事。以韩东、朱文、鲁羊等人为代表的新生代小说家，基本上都放弃了先锋作家对历史和存在的深度勘探与寓言讲述，放弃了他们的忧患、悲剧与绝望的风格，而代之以当下生存喜剧与欲望的书写，他们以某种刻意“削平深度”的姿态讲述个体生存状况。与他们相近邻的90年代以来不断获得理论启示和话语自觉的“女性主义写作”，如陈染、林白等人的作品，也是以“私人化”的生活经验为叙述对象。从一定意义上说，尽管新生代作家和女性主义作家们不再强调在文本中的社会和文化的深度寓意，但仍具有人性的深度，是一种更为具体和个案的存在勘探。
解构主义的写作立场有显在和潜隐的两个层面，对多数新生代小说家来说，他们的解构主要表现在文本的意义层面，即前文所述的对原有启蒙宏伟主题叙事和存在寓言的深度叙事的拆解，其主要表现是叙事的碎片化、意义的空心化和深度的取消，这种解构是内在的，在文本表层和叙述话语中并不明显，而另一种显在的解构主义写作是在表层话语中直接表达其反讽、戏仿和嘲弄的姿态。
1995年以来，“现实主义的复兴”成为新的热点，它是先锋文学思潮整体衰微和停滞的一个结果和反证。它与几年前的“新写实”思潮虽然不无联系，但在叙事态度与艺术风格上却更靠近传统现实主义。它表明，一场历时已久的文学的精神高蹈运动已开始真正回到现实地面，一些先锋小说家也开始不由自主地向它靠拢。
然而，，对曾经波澜壮阔但至今却即将终结的先锋文学运动的怀念并未消失。尽管“笙执饕濉闭呙窃谂γ杌孀乓环獯场⒉鸪疃取⒈髌楦小⒎胖鹄硐氲奈幕?构的图景，但根深蒂固的启蒙情结仍未完全消失，它仍通过各种途径与形式证明自己的存在和转向。只是在变化了的语境中，以原来的一维进化论为价值指归的激进主义已经不再具有唯一的合理性，而力倡对当下文化情境的批判；重建“人文精神”的，呼声则愈益高涨，甚至重倡“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潮也不断在文学界掀起新的冲击波。从某种意义上说“保守”反而具有了“激进”和“先锋”的形式与性质，这是很令人惊奇和困惑的。种种迹象表明，当代文学已经步入了一个更加复杂、矛盾和具有相对主义的困惑时代，先锋思潮也必然面临着瓦解、分化、偏转型和停顿。
三、当代中国先锋文学思潮的基本特征
探讨当代先锋文学思潮的基本特征，显然应当在其“现代性”范围内来考虑。正是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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