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天赋使命_中的美国外交价值观_黄朔

Vol.33No.2

Feb.2012

第33卷第2期2012年2月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Chifeng University （Soc.Sci ）一、使命观激发的责任感

“天赋使命”在美国有着深刻的内涵和历史渊源，它构成了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和世界观。美国外交政策的思想逻辑都受到这种“使命感”的激发。作为“上帝选民”的美国人，有义务也有责任把他们的自由信仰和政治制度带给世界其他地方，使世界共享和平。美国受上帝委托，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类自身的命运负有一种特殊的责任和使命。美国外交在文化上遵循的一套价值规范便是：美国代表的民主政治是世界人民共同向往的最高理想，是世界和平的重要保证，传播这种价值是美国人的使命。

关于“天赋使命”这一概念最早是来自欧洲宗教改革时期加尔文教派的“上帝选民”和“上帝弃民”的新教教义。加尔文教的教义认为，新教徒是“上帝的选民”，而来到北美的移民多半便是在宗教迫害中远走异乡的新教徒，因而来到美洲大陆的他们便要履行上帝赋予他们的使命———承担按上帝规定的信条改变世界、复兴人类的责任和任务。

《常识》的作者潘恩就是远走他乡的第一批新教徒之一。潘恩把美洲看做是上帝挑选的逃亡地，他引用清教徒关于至福千年的理想，说只有受到上天祝福的上帝的选民才能在全球精神再生中起到特殊的领导作用。美洲人民正是这种上帝的选民，美洲人在为自己尽责的时候，也就为世界尽了责任[1]。潘恩的《常识》向美洲人民展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独立机会，创造一个信仰自由的“新世界”，将激励人们摆脱欧洲那腐朽、堕落的“旧世界”，而美洲大陆正是上帝赐予的一块福地。

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和美国政治制度的建立，为“使命”观填入了现实成分：美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是北美殖民地的胜利，更是一场对世界封建传统的革命。这使美国人对自身的“例外性”认识具体化了。“‘例外论’主要说明美国的发展与众不同，但更重要的是体现美国优于他国而为世界树立一个楷模的观念，也就是美国以其独特的经历成为人类未来发展的‘指路星辰’。”[2]美国人坚信，他们的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等价值观和美国的民主制度将为全世界其他国家做出良好的榜样。

美国文化中的这些价值趋向对美利坚民族思想的形成造成了深远影响，在思想意识上成为美国政治文化的“灵魂”。虽然早期移民还没有把自己享有的自由推及给世界其他地区的观念，但新大陆成为追求自由者躲避旧大陆迫害的理想之所已是多数移民的潜在意识。当美国的价值观反映在外交领域当中，出现的是让人们匪夷所思的矛盾态度：一是美国在国内使民主更趋于完美，为其他人民做榜样，来证明美国价值观的优越；二是美国的价值观使美国人认为有义务向全世界推广这些价值[3]。表现则是美国的外交路线上的孤立主义与扩张主义。

二、孤立与扩张并存的外交路线

孤立与扩张一直是美国在二战以前的主要外交手段。孤立即是与欧洲保持中立，不参与欧洲国家之间的纠纷，避免美国卷入欧洲战争。扩张则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含义和范围，美国建国以后的“西进运动”可以算最早扩张思想的实践，随着国家国力的壮大，美国把眼光更多地投放在了美洲其他

试析“天赋使命”中的美国外交价值观

黄

朔

（贵州大学

人文学院，贵州贵阳

550003）

摘要：不论是建国初奉行孤立主义路线，还是两次世界大战中走出孤立主义，积极参与欧洲事务，美

国意识形态中的“天赋使命”观都左右着外交理念和政策的形成与发展。文化价值对美国外交路线的制定发挥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天赋使命；孤立与扩张；外交政策中图分类号：D819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２５９６（２０１２）０２－００８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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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以及亚洲地区，希望借此拓展在海外的利益链。从逻辑上看，似乎美国的外交政策中的扩张与孤立是个伪命题，二者截然相反，不存在共通性，但实践过程其实都是基于一个共通的思想意识——

—实现美国的“使命”。

孤立主义情绪的产生一方面可以说是符合当时美国的国际环境的，建国伊始用把国家孤立起来的办法来抵御外部的威胁，特别欧洲国家对美国独立的仇视心理，对欧洲的政治孤立是有利于国家长期利益的。另一方面，孤立主义也来自于美国民族意识。美国人认为，美国承担着拯救世界的使命，代表着人类的希望和前进的方向，是“新世界”。美国之外的世界，则是落后、专制、极端保守和道德沦丧的同义语，是“旧世界”。在“新世界”还没有得到完善以前，美国必须远离“旧世界”，以使自己的先进性、纯洁性免受它的玷污。在美国人看来，孤立于欧洲之外，不仅是保全其先进性、纯洁性所要求的，而且是实现拯救“使命”的必要手段。

同样，扩张的思想意识也是滥觞于对“天赋使命观”的理解。独立之初，美国在对欧洲列强采取孤立政策后，则开始了在北美大陆扩张领土，承担起了救世的“使命”。北美大陆是上帝赐给美国的礼物，美国统治整个大陆是它的“天定命运”，它只是上帝实现其意志的工具。在这一思想的驱使下，美国在北美开始了“西进运动”等的领土扩张，通过战争和赎买的方式把西班牙、法国的大片殖民地变成了自己的领土，夺取了佛罗里达和路易斯安那等地。美国要采取各种手段，使那些还处在不文明和野蛮阶段的国家走上美国引以为豪的民主自由道路，为世界建立政治秩序、实现法制，而这是符合世界文明利益的善举，是道德高尚者的行为。

回过头看，孤立主义与扩张主义这两种情绪都植根于美国的传统价值观当中，但反映在外交上的又是两种矛盾的状态。孤立为的是保持自身的“纯洁”，鄙视欧洲的落后愚昧，独善其身式的坚持自己的道德标准；扩张为的是履行自身的“使命”，传播他们的民主与社会制度等价值观，弥赛亚式地神化自己对世界的作用。这需要的是一种心理动因的趋势将二者紧密联系起来。这是美国外交所让人费解和观念意识在外界人看来相抵触的谜题。

杰佛逊以商业和农业立国，鼓吹吞并古巴和佛罗里达，控制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的贸易。他预言美国在未来必将统治整个北美大陆[4]。华盛顿在告别演说中劝解道：“我国独处一方，远离他国，这种地理位置允许并促使我们奉行一条不同的路线。”同时，国父们考虑的又不只是防止美国卷入欧洲政治和战争的纠纷，相反，美国应该寻求更多地区性的利益。“成为欧洲各国在美洲的仲裁者，并且能够依据我们的利益来左右欧洲各国在美洲竞争的胜负。”汉密尔顿这样说道，“我们的地位要求我们，我们的利益也促使我们要在美洲事务体系上力争上游。”[5]自由的命运同美国的使命纠缠在一起，潘恩坚持认为理应如此。“上天对这块受恩爱的土地给以无数的赐福，并选择你们来做自由的卫士，为人类的利益永保自由。”[6]

美国早期外交路线围绕着孤立与扩张展开。1793年英法交战，美国置身世外。法国大革命在美国人看来尽管是欧洲解放的开始，但直到拿破仑1815年被击败，美国始终与欧洲的战争保持距离。19世纪20年代，对希腊民族解放运动美国的态度也只是：“美国不去国外推翻妖魔。她对所有国家的自由和独立表示衷心祝愿。”[7]进入19世纪，美国把孤立的范围从本土扩大到了整个拉美地区。在“天赋使命”观的激励下，延伸出的是一系列的扩张主义思想。1823年，门罗总统宣布了“门罗主义”外交政策，声称“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禁止欧洲国家干涉美洲事务；同时也宣布美国对欧洲不感兴趣，美国不愿意和欧洲产生联系。到19世纪末，对欧洲的孤立主义政策已成为美国基本的外交政策。1854年美国迫使夏威夷签订“合并”条约。1858年6月，借助英法的力量，与清政府缔结《天津条约》，而后要求对中国实行“门户开放”。1889年底，与德国瓜分南太平洋上的萨摩亚群岛，进一步扩大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势力。到1898年，美国又先后发动了美西战争，占领了菲律宾、古巴和波多黎各等地区。

实际上，孤立主义在美国历史上有其特定的含义。在美国历史上，孤立主义只是针对于欧洲，带有一定的可变性和阶段性，更多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实质上并不与在外交上要追求国家利益的扩张主义相冲突，即便运用于外交上，也只是实现外部利益的重要手段。目的只是想避开欧洲纷繁复杂的事物领域，使欧洲不影响到美国的外交政策路线，为扩张打开方便之门。孤立与扩张，二者都是“天赋使命”观念的反映，都是实现这一“使命”的方式。在具体外交决策上，如何选择，则是根据当时的国际环境决定。当美国面对对手，感到国力不足、缺乏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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