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后我国主动撤军前因后果

试析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后我国主动撤军的前因后果摘要：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后，中国主动撤回到战争开始以前的实际控制线后20公里以内。

究其原因，主要是缘于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的形势；西藏地区后勤极端困难和中国政府一贯的”和为贵”的诚意。

关键词：中印边境主动撤军原因1962年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国在军事上取得了绝对优势和胜利。

但是，胜利后的中国政府却作出”单方面宣布停火，立刻撤军，不仅退回到战争开始以前的实际控制线，而且还从’麦线’继续后撤了20公里，与印军脱离接触”的决定。

尽管早在战前，党中央和毛泽东就已经说明了我国的作战意图，多次表示，只要保持边界稳定，中国愿意将部队撤至实际控制线甚至”麦线”以内，但是，近年来国际国内仍有不少人对我国政府及时撤军的决策不甚理解，褒贬不一。

我以为，我国政府当时之所以作出从边界一带主动撤军的战略决策，是基于以下几个因素考虑，无疑是英明、正确之举。

一、”内忧外患”，形势严峻众所周知，新中国诞生于二战后的冷战岁月。

不久，美帝国主义便在我国东北部边界一带燃起战火，襁褓中的新中国被迫进行”抗美援朝”，并取得了伟大胜利。

不久，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恶化，中苏边境一带也不断出现紧张局势。

中国面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两面夹击”的严峻形势。

因此，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印度在中印边界不断制造事端，频频向我边防部队发动进攻之时，正是美国对我发动冷战最激烈以及中苏关系破裂、两国矛盾扩大时期，美苏在政治和军事上都对印度给予支持。

此时，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也”趁火打劫”，不断叫嚣”反攻大陆”，美、蒋联手不断派飞机对我东南边境及内地进行侵袭、骚扰和破坏。

应该说，中国当时四面受敌，国际及周边形势异常严峻。

与此同时，我国国内形势也不乐观。

1958年的”大跃进”、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遏制、封锁和苏联的背信弃义以及严重的自然灾害等”天灾人祸”，使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不少地区出现饥荒。

印度入侵、蚕食我国领土时，我国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

因此，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中国在有效教训了印度之后及时撤军，适时调整我国的外交战略，有助于我国在经济建设和外交、国防建设等多方面，取得更大成就。

以后的实践证明：中国及时从中印边界一带撤军，既保证了我国西南边境线的长期相对稳定，又使中国人民的精力集中到了国家的经济恢复和外交、国防等建设事业上，从而使我国逐步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封锁局面，改善了我国的国际处境，并相应地增强了我国的经济实力、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声望。

二、”易攻难守”，后勤困难我国与印度的边界线相对漫长。

在中印边界中国一侧，地形以高山和丛林为主，地势险峻，气候恶劣，交通不便，而且一年中有半年时间为冰封期。

中印边界地区我方一侧的恶劣环境和条件，给我军造成了后勤保障上的困难，这些困难和条件又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克服和改造。

当时，对印反击战的后勤保障主要靠老乡支前和牦牛运输。

据有关资料显示，一次战役，即需支前牦牛三万多头。

其它所有物资以及伤员烈士等，都要依靠老乡手拉肩扛。

那时，家家户户全出动，就连十二三岁的孩子也加入了”支前大队”。

因此说，没有边境一带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要打败印度是无法想象的。

但是，这种靠牦牛和人民群众双肩维系的后勤支援不可能长久。

西藏纬度低，降水量相对较多，尤其是与印度接壤的喜马拉雅山脉，常常受印度洋暖流影响，气候无常，雨雪集中。

夏天的雨水常常造成山洪、泥石流、山体塌方，阻断公路。

至今从四川进西藏的川藏公路，每年夏天的绝大部分时间都不能通车，从云南进西藏的公路有一段80多公里的塌方区，严重时可同时出现上百处塌方。

密布在西藏高原上那些数不清的大小河流更让人提心吊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把车陷入其中。

每年从夏季一直延续到十月，西藏的雨季才算过去。

但一到冬季，西藏地区道路上的积雪则达几米深，人畜皆不能通行，因此即使依靠汽车从上千公里外的我国内地运送作战物资，也将是个沉重的负担。

就是目前，该地区的运输线也随时可能被冬雪夏雨而切断。

当年的情况，只会比现在更遭。

当年，我军之所以选择10月下旬教训印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正是为了躲过雨季，以使运输作战物资的道路条件更有保障。

但一进入11月，西藏便开始面临大雪封山的威胁，加上天寒地冻，道路冰雪，行车困难又开始增加。

现代战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作战物资的大量消耗，犹如一部巨大的吞吐机器，必须在最短时间内有序地调动、运输和分配尽可能多的物资、给养和武器弹药。

而西藏高原上的运输问题，是中国军队后勤体系几乎无法解决的瓶颈。

中国如果不及时停止作战，即使开始阶段可以获得大胜，一旦大雪封山，运输线中断，其胜利果实将不能保持住。

而印度当时在军事实力上虽然不如中国，但从保证后勤的运输条件上，却比中国有利得多。

在印度一侧，地势开始渐趋平缓，自然条件对印军特别是对其炮兵作战，较为有利。

同时，印度背后是南亚平原，有条件修建良好的公路网，运输几乎畅通无阻。

因此，一旦战争变成长久对峙，双方在运输条件方面的差距就会产生越来越大的作用。

何况，应印度政府的要求，美国和英国已经开始将大批军火运抵印度，尼赫鲁还向英美要求提供15个轰炸机中队，以空中打击阻止中国军队。

当时急于遏止中国及共产主义势力的西方国家也在介入，而中国那时已经与苏联吵翻，得不到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援。

印度国内则掀起了空前的爱国主义浪潮，朝野一致，发誓要把战争进行到底。

毛泽东军事思想一向主张”不打无把握之仗”，当时的条件和形势没有给中国长久保持胜利的把握--关键就在西藏高原对后勤的制约。

从这一点上说，中国在1962年11月21日单方面停火和撤军，可以被视为一种非常高超的谋略或者说非常精确的算计。

三、巩固边防，代价高昂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边防是其基础之一。

然而，边防完全是实力的体现和竞赛。

由于西藏特殊的地理条件和恶劣的环境，即使是在和平条件下维持该地区基本的边防，也是非常艰难和昂贵的。

当年十八军进藏时，开始只有三个步兵师三万余人。

随着进军深入，运输补给线不断延长，后方机构迅速膨胀，相继成立了汽车部队、工兵部队、兵站系统、航空站和地勤站等，部队总人数扩到七万余人。

但真正进藏部队只有八千多人，其他人都是服务于后勤，相当于每进藏一个人，后方要有八个人支援。

解放初期，西藏地区物资奇缺，甚至连基本的生活物资也相当匮乏。

即便是做饭取暖的燃料，对西藏驻军都是个大问题。

因此士兵们经常被派出寻找可供燃烧的牛羊粪便，这在全世界军队中恐怕也属少见。

西藏高原面积虽大，能够种植粮食的地区却极少，生产的粮食仅够本地人吃。

如果中国军队就地购买粮食，立刻会引起粮价飞涨，市场紧张，以至扩展为社会不稳。

毛泽东主席曾专门就此问题指示我驻西藏部队，自己解决给养问题，不准在当地买粮。

后勤费用更是天文数字。

西藏没有石油，石油制品全部需要从中国内地运输。

在用油罐车运油的年代，由于运输距离长，每运抵西藏两车油，要消耗一辆相同油罐车运的油。

现代战争打的是后勤。

后勤系统出现问题，就会影响到部队的生存状态。

中国士兵比较能吃苦，所需物资数量相对较少。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物资供应量也将成倍甚至数倍地增长。

而西藏的道路状况又使得运输损耗高得惊人。

如，一车玻璃从格尔木拉到拉萨只有15%完好率，一车水泥则有50%撒在路上。

至于不通公路的地区，运输费用就更加昂贵了。

在西藏墨脱县，我军驻有一个营，所需物资曾依靠雇佣老百姓翻山越岭背送。

仅此一项，一年所需费用即达1000万到2000万元人民币。

而一辆能在西藏使用的装甲车，其价值不过200万元左右。

但要配备一个装甲团，至少要一二百辆装甲车，因此仅在装甲车上的一项花费，即是几亿元。

现代化战争与对后勤的依赖性大大加强。

现代后勤必须是一部巨大的吞吐机器，能在最短的时间里有序地调动、运输和分配最多的物资、给养、武器弹药。

因此，尽管从军事上讲，青藏高原是中国的屏障，但从地理上看，它反过来又成为我军后勤保障体系的障碍。

运输是难以克服和解决的瓶颈。

当然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通车，这无疑极大地提高我们在西南方向上的后勤运输能力。

但是在当年的情况下，巩固边防特别是西藏地区的边防，其面临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

这也是当年中国主动撤军所考虑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四、展示诚意，廓清是非实际上，主动撤军是战前、战争期间以及战后，中国政府的一贯主张。

战前，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就曾表示过这种意向。

对印反击，是中国政府被迫无奈的选择。

当第一阶段自卫反击作战取得胜利后，我军正处于十分有利的态势时，中国政府本着和平解决边界争端的一贯立场，为了中印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缓和由印度当局造成的严重局势，即提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即停止战争，重开谈判，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并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甚至表示愿从”麦线”后撤20公里）。

可谓诚意切切，仁至义尽。

但是，尼赫鲁却拒不接受中国政府的好意，反而变本加厉。

在此情况下，我军重拳出击，以打促和，经过第二次打击，终于实现了边界安定的愿望，达到了毛泽东主席”起码保证边界一带几十年的安定”的目的。

此后，尼赫鲁在边境线上欲打打不过、欲和丢脸面，维持了相对长时期的和平局面。

这种和平局面，当然是打击的结果，但中国政府所表现的和平诚意，无疑也是其促成因素之一。

参考文献：[1]中印边界百年争端的是非恩怨，刘炳锋，2002年1月12日，强国论坛[2]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再辨析，房功利，《理论学刊》，2004年第3期作者简介：程鲜彩（1974--），女，河南汝阳人，硕士，防空兵指挥学院马列教研室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