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鲁迅杂文(一)

重读鲁迅杂文(一)

【摘要题】鲁迅研究

【正文】

一重读《门外文谈》

用漫谈的笔调，讲高深的学问。鲁迅的这一篇《门外文谈》可称杰作。它从文字的起源谈到汉字的改革，从文学的发展谈到文艺的大众化，涉及广阔的方面。读者可以在很轻松的阅读中，获得许多这方面的知识。

鲁迅早年留学日本的时候，曾经跟小学大师章太炎学过《说文解字》。文字学也可以说是他的本行，难怪谈起来如数家珍，真正做到深入浅出了。

这一篇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强调地提出了汉字改革问题。汉字从远古发展到现代，“成了不象形的象形字，不十分谐声的谐声字”。为了让劳苦大众容易得到学习文化的条件，鲁迅在好些文章里都提出了方块字必须改革的主张。例如，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一文（见《二心集》）中说：

我们的劳苦大众历来只被最剧烈的压迫和榨取，连识字教育的布施也得不到，惟有默默地身受着宰割和灭亡。繁难的象形字，又使他们不能有自修的机会。

在《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一文（见《二心集》）中说：

中国的象形——现在是早已变得连形也不象了——的方块字，使工农虽是读书十年，也还不能任意写出自己的意见。

在《答曹聚仁先生信》（见《且介亭杂文》）中，他甚至说了：“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在《中国语文的新生》一文（见《且介亭杂文》）中，他甚至把方块字称为“阻碍传布智力的结核”：

中国人要在这世界上生存，那些识得《十三经》的名目的学者，“灯红”会对“酒绿”的文人，并无用处，却全靠大家的切实的智力，是明明白白的。那么，倘要生存，首先就必须除去阻碍传布智力的结核：非语文和方块字。如果不想大家来给旧文字做牺牲，就得牺牲掉旧文字。在《关于新文字》一文中（见《且介亭杂文》），他说：

方块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不但劳苦大众没有学习和学会的可能，就是有权有势的特权阶级，费时一二十年，终于学不会的也多得很。……所以，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

这并不是鲁迅一人的见解。钱玄同等人就在《新青年》杂志上提出废除方块字，改用罗马字母拼写汉语的主张。更早，1913年教育部召开的读音统一会，就是探讨汉语拼音化的一件大事。当时在教育部任职的鲁迅也被指派为读音统一会的会员。《门外文谈》里说到了会上的一些情形：

劳乃宣和王照他们两位都有简字，进步得很，可以照音写字了。民国初年，教育部要制字母，他们俩都是会员，劳先生派了一位代表，王先生是亲到的，为了入声存废问题，曾和吴稚晖先生大战，战得吴先生肚子一凹，棉裤也落了下来。但结果总算几经斟酌，制成了一种东西，叫作“注音字母”。那时很有些人，以为可以替代汉字了，但实际上还是不行，因为它究竟不过简单的方块字，恰如日本的“假名”一样，夹上几个，或者注在汉字的旁边还可以，要它拜帅，能力就不够了。写起来会混杂，看起来要眼花。那时的会员们称它为“注音字母”，是深知道它的能力范围的。

读音统一会是1913年2月15日开幕的，到5月26日闭会。到会的有各省代表及特邀代表共八十多人，推举吴稚晖、王照为正副议长。会上，在核定音素、采定字母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在核定音素问题上，南方的会员和北方的会员争论的是浊音字母和入声的存废；在采定字母问题上有三派不同的主张：一、偏旁派，仿日本片假名，用音近之汉字，任取其偏旁笔画为字母；二、符号派，这是会员中那些章太炎的学生鲁迅、许寿裳、朱希祖，以及

马幼渔、钱稻孙等人所主张的，即以章太炎1908年所拟的一套标音符号为基础制定字母；

三、罗马字母派。在争论过程中，鲁迅没有到会参加，他只是去参加了表决。1913年3月12日他的日记记有：“午后赴读音统一会，意在赞助以旧文为音符者，迨表决后竟得多数。”鲁迅是怕少了自己这一票，这天才第一次赴会的。会议即根据表决的结果，制定了三十九个“注音字母”，“以代反切之用”，作为注音的工具。1918年11月23日教育部将这套字母正式颁布。1919年4月16日教育部又重新颁布注音字母的新次序（吴稚晖定的）。到了1930年4月21日，国民党中常会决议将注音字母改称为注音符号。不称“字母”而称“符号”，就是明确将它定位于一种注音的工具，犹如英文字典注音采用K.K.音标和IPA音标（国际音标）一样，而不是构成一种拼音文字的最小书写单位——字母。这一定位是合乎实际的，不过也表明无意于用它来取代现行的汉字，它不再被看作汉字改革的一个步骤了。

到了1952年，这套注音符号还最后风光了一回。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某部文化教员祁建华，利用注音符号作为识字教学的工具，称他做“识字拐杖”，取得了良好效果。于是宣传他创造了“速成识字法”。1952年4月26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普遍推广速成识字法》的社论，9月6日，全国总工会发出指示，要求推行速成识字法以扫除工人中的文盲。虽说热闹了一阵子之后即不再提起，但也可以表明这套注音符号在识字教学中是有用的。

鲁迅已经看出了这一套注音符号没有力量单独拜帅，不可能发展成为取代方块字的新文字。赵元任提出的罗马字拼法，他也以为太繁难，“有些妨碍普及了”。他赞成的是汉语拉丁化。1931年吴玉章等人在苏联海参崴拟定了一套“拉丁化新文字”。传回国内以后，从1933年起，一些左倾的文化人就在各地组成团体，宣传推广了。《门外文谈》里提到的《中国语书法之拉丁化》就是他们的一种出版物。鲁迅在《关于新文字》（见《且介亭杂文》）这篇答问中，热情称赞了这种拉丁化新文字：

这回的新文字却简易得远了，又是根据现实生活的，容易学，有用，可以用这对大家说话，听大家的话，明白道理，学得技艺，这才是劳苦大众自己的东西，首先的唯一的活路。

如此说来，确是好东西了。如果来一个可行性论证呢？鲁迅就发现困难还不小。《门外文谈》中说：

到了这里，就又碰着了一个大问题：中国的言语，各处很不同，单给一个粗枝大叶的区别，就有北方话，江浙话，两湖川贵话，福建话，广东话这五种，而这五种中，还有小区别。现在用拉丁字来写，写普通话，还是写土话呢？要写普通话，人们不会，倘写土话，别处的人们就看不懂，反而隔阂起来，不及全国通行的汉字了。这是一个大弊病！

中国是个幅员广阔、方言复杂的国家，如果采用拼音文字，有多少种方言就有多少种文字，不像方块字那样可以在各个方言区中一律通行。有人因此认为汉语是不可能采用拼音文字的。对于这种反对意见，鲁迅在《关于新文字》一文中是这样回答的：

现在正在中国试验的新文字，给南方人读起来，是不能全懂的。现在的中国，本来还不是一种语言所能统一，所以必须另照各地方的言语来讲，待将来再图沟通。反对拉丁化文字的人，往往将这当作一个大缺点，以为反而使中国的文字不统一了，但他却抹杀了方块汉字本为大多数中国人所不识，有些知识阶级也并不真识的事实。

认为中国文盲众多，就“等于并没有文字”（《中国语文的新生》），用“宣传古文的好处的教授，竟将古文的句子也点错了”（《关于新文字》）这样的事例来证明方块字的繁难，这些论辩可以在辩论会上取胜，却无助于解决方言的拼音书写这个难题。解决的办法，鲁迅只说了“将来再图沟通”这一句。寄希望于将来，也就是说此刻他也拿不出办法。

“将来”终于来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年汉字拉丁化的主要设计者吴玉章成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这年12月他出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常务理事会主任兼方案研究委员会主任。可以以国家之力来推行他的方案了。结果在1958年出台的一套用拉丁字母书写的“汉语拼音方案”，也只能用来帮助识字、统一读音、改进学校语文教学和推广普

通话，并没有将它发展成为一种取代方块字的新文字的意思了。

不止是鲁迅一人，这些主张废弃方块汉字而改用拼音化新文字的人，只强调了汉字难学难认等等缺点，却没有看到它对维持中国成为一个统一国家的历史作用。这一点，有不止一位学者是谈到过的。例如，刘大白早在1929年写的《白屋文话》的《自序》中，就说得很透彻：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繁多的国家。在地势上，又有山脉河流的阻隔；过去时代的交通，非常不便。汉末以后，经过好几次的分裂；其中像六朝、五代以及南宋时代的分裂，都是长期的。从五胡乱华起，到满清入据中原止，外来异族底侵入，又几乎是不断的。但是中国底文化，二千多年以来，一向是统一的。……中国文化底能够统一，和对于外来异族的同化力之强，主要的原因何在呢？我以为就在于同文政策底实行。这所谓同文政策，不但是所写的文字相同，而且所用的文腔文法也是相同。地域很广，交通很不便，方言方音很复杂，外来的或固有的异族又很多；如果大家各用拼音文字，分别拼出方言方音的人话，便可以有许多种的文字，许多种的文腔，而文化便不能这样统一了。所以中国历史上统一文化，同化异族的力量，就仗着：（1）不用拼音文字而用衍形文字；（2）不用各地分歧的人话和文腔，而用标准统一的鬼话的文腔。……咱们所用的衍形文字，因为咱们所用的语言是孤立语，而孤立语在现在语言学者估定的价值上，又被称为比较进步的；所以能不能改用拼音文字和要不要改用拼音文字，都是一个问题，而且这是另一个问题。

朱自清在1940年写过一篇《文字改革问题》，是探讨汉字拼音化改革的利弊的。文中引证了好几位中外学者的意见。例如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在所著《中国语与中国文》一书中的一个意见：

中国人为何不废弃这种表意的文字，而采取音标的字母，内中有很大的理由。中国文字，在学童识字的效率方面，虽然不及音标字母那么简易，可是中国全部文化的基础，都建筑在这种文字之上，而各处散漫的人民，彼此能互相联系，以形成这样一个大国家，也未始不是这种文字的功用哩。

在《准风月谈》里，有一篇《中国文与中国人》，是在《门外文谈》之前一年写的。虽然是瞿秋白所写，却是鲁迅经手拿去发表的。那篇正好也是介绍高本汉的这本《中国语和中国文》。只是不知道鲁迅是不是注意到了朱自清所摘引的这一段文章。

不仅这样，如果改用拼音文字，还会出现另外的问题。朱自清在文章中还从巴玛所著的《近代语言学专论》一书里摘引了这样一段：

我们的问题也一样。学语言的知道。（一）无论哪种改良的拼法，五十年内就会过时的。（二）我们从哪种拼法的字印行英国文学的杰作？若将“莎士比亚”改成近代的音读，那是欺人。可是若印这类书都用老拼法，只印新书才用新拼法，初级学校里都教新拼法，那么，没有时间和耐性学习老拼法的人，便没法读英国文学书了。……传统的拼法和中国字一样，是一条联系的索子，将十五世纪以来全部的英国文学拢在一堆儿。任何将拼法近代化的企图，会将一切人都关在英国文学的门外，只让几个渊博的学者进去。

朱自清认为，这意见“也是我们很好的参考”。

鲁迅看到了汉字的繁难，附和了拼音化改革的主张。当他发现方言复杂这问题之后，也没有从另外的角度去作进一步的考虑，这似乎是他千虑之一失。这是后人阅读《门外文谈》的时候最应注意的一点。据我看来，这一篇里除了这一处可议之外，其他精彩之处很多，例如说，“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以及主张把方言土语（“炼话”）引进文学，都是极有见地的。谈到知识分子在改革事业中所应有的态度，他就说得真好：

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但这些智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罗。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

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