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读书笔记

菊与刀

鲁迪·本尼迪克特

一．背景介绍

二战临近尾声的时候，摆在美国眼前的有两个问题：日本会不会投降？对日本能不能用对德国的办法？

为了制定最后决策，美国政府动员了各方面的专家来研究日本，提供资料和意见，其中包括了本书作者、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

美国人或者更多西方人眼里不可理喻的一些行为，恰是本尼迪克特用来解析日本文化本质的范本。“菊”本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征。“菊与刀”的组合，象征了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如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顽固，服从而又不驯等等）。本尼迪克特以一个西方人的冷静视角，通览日本独特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性格。既抓住了日本文化细致的地方，又将它置于东方文化与太平洋岛屿文化的人类文化学视野里。

《菊与刀》直接影响了美国对日政策，美国战后对日政策的成功也证明了《菊与刀》对日本人所做研究的成功。从此，西方对日本文化的研究热潮也揭开了序幕。时至今日，《菊与刀》这本书被认为史上描写日本文化的第一书。此书受到了社会各界的评价，其极大的影响至今不减。二．作者简介

鲁思·本尼迪克特，生于纽约，原姓富尔顿（Fulton），美国女人类学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德日败局已定，美国需要根据日本的情况制定具体的政策，于是本尼迪克特在1944年，受命于美国政府，收集各项资料，完成了这份报告，并在报告中阐述自己的推断。战争结束后，美国的决策与她的推断意见一致，她准确的预见是本书亮点之一。

她在大学期间学习的是英国文学，1919年前往哥伦比亚大学从事人类学研究，师从于二战前最伟大的人类学家之一——弗兰茨·博厄斯，1923年获得了博士学位。她于1927年研究印第安部落文化，写成《文化的类型》（Pattern of Culture,1934年）一书，1940年完成《种族：科学与政治》（Race: Science and Politics）一书，批判种族歧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事对罗马尼亚、荷兰、德国、泰国等国民族性的研究，而其中对日本的研究——《菊与刀》一书的贡献最大。二战结束后，她继续在哥伦比亚大学参加“当代文化研究”，于1948年9月病逝。

三．内容简介

菊”本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但本尼迪克特在以此命名本书时，似乎并未从这种含义出发，而是以“菊”和“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

用书中一段话很准确的概括就是“日本人既好斗又和善，既崇尚武力又爱好美好，既蛮横又文明，既刻板又富有适应性，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支配，既忠诚不二又会背信弃义，既勇敢又胆怯，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由此入手，进而分析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及有关习俗，并指出日本幼儿教养和成人教养的不连续性是形成双重性格的重要因素。著者把日本文化的特征概括为“耻感文化”，认为它与西方的“罪感文化”不同，其强制力在于外部社会而不在于人的内心。

日本，一个小小的弹丸之地，一个资源极度匮乏的岛国，一手发动了一场世界大战，另一手创造了二战后世界最大的经济奇迹。战中的日本为什么要扮演令人发指的侵略者？日本的野心到底有多大，真的想吞掉美国吗？成为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的国家后，又是怎样迅速复兴崛起的？当今经济衰退、政局混乱的日本，是否还秉持大国情怀……所有问题都能在这本《菊与刀》中得到解答。

本书共13章：从对战争的看法讲起，讲到明治维新，再分述日本人风俗习惯、道德观念、一直到怎样“自我训练”（修养）和孩子怎样受教育。全书夹叙夹议，抛开了对樱花、茶道、武士道等煽情描述，更多是对家庭关系、精神信仰进行白描式的对比，诸如美国人和日本人看待健康、物质、战争宣传、家族关系等的不同观念。

框架大体可分为五个部分。（一）提出问题以及研究问题的方法（第一、二章），（二）基本视点（第三、四章），（三）有关日本文化核心内容的论述（第五至九章），（四）总结日本文化、日本人性格的特性并剖析形成原因（第十至十二章），（五）补充论述及对于未来出路的探索（第十三章）。

四个人感悟

许多人都熟知日本人特别守规矩懂礼貌、有社会公德心。生活中自觉地排队、不乱扔垃圾是最最起码的，难能可贵的是即便你可能遗失了什么东西在某地，只要还记着遗忘的地方，回去找几乎都能找得到。是什么原因让日本人不破坏秩序、不顺手牵羊呢？这要归于他们的文化——耻文化。的确，日本人民族自尊心极强，特别怕出丑，非常害怕自己的丑态被人笑话而脱离集体，这是他们不轻易做坏事的最基本情结。

对于“耻文化”这个概念，作者拿来与西方的“罪感文化”比较，作了较详细的阐释。“提倡建立道德的绝对标准并且依靠它发展人的良心，这种社会可以定义为‘罪感文化’”，也就是说将“善”、“信”等观念根植于人心深处，一旦行为有违这些基本原则，则内心就会产生最恶感；日本人不同，他们没有罪恶感，甚至认为人不必有罪恶感，他们也有一套强制执行的行为准则，不过他们严格遵守不是为了让内心好过，而是因为出了差错会招致他人的耻笑。所

以，“真正的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真正的罪感文化则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映来做善行。羞耻是对别人批评的反应。一个人感到羞耻，是因为他或者被公开讥笑、排斥，或者他自己感觉被讥笑，不管是哪一种，羞耻感都是一种有效的强制力。但是，羞耻感要求有外人在场，至少要感觉到有外人在场”。

时时保持对耻辱的敏感，而不是对真善美的信仰，是日本文化区别于西方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最主要特征。日本森严的等级制度、对天皇的绝对忠诚、强烈的家族责任感、对名誉的无比执著和对“情义”的重视，都是靠着日本人对耻辱的敏感来维系的，以上这些原则，只要他们没有遵从，就会感到深深的耻辱。因此，这其实是一种外在的、极其强烈的约束力，日本人因此显得比其它民族更加审慎、克制和不可理喻。

但是在如今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我们应该知道单纯地用“耻”来解释日本人的行为或日本社会之种种，虽常常有用，但并非屡试不爽，很多场合下存在解释困境。日本社会之复杂以及背后复杂的要因，恐怕绝非一个“耻”字可解。

事实上，日本学界一直对这本书抱有较大争议，可以说，在这些日本学界大家看来，不懂日语、从来都没到过日本的本尼迪克特，在资料分析和使用上错漏百出，分析视角缺乏历史维度，并且试图构建同质性日本人、把日本人均质化为单一整体的做法并不恰当。副田义等日本学者在本尼迪克特研究的基础上就提出，“日本文化的伦理规范，从表层到深层的顺序是耻文化、罪文化、污秽文化这三层结构，它们同时存在，根据情况灵活运用”。换句话说，本尼迪克特所谓的“耻文化”仅仅是日本社会伦理规范的“表层”。

从《菊与刀》一书中，我们读到的日本人形象是“菊”与“刀”极端矛盾对立、分裂的人格。然而，山本良夫和罗斯摩尔在研究了战后日本人论的系谱后指出，“本尼迪克特完全忽视了某种可能，即拥有‘菊文化’的日本人和拥有‘刀文化’的日本人分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独立阶层”。本尼迪克特通过对军国主义者的考察来构筑“同质性日本人”，最终得出的却可能是日本人的“虚像”。

具体到《菊与刀》一书中，我们注意到本尼迪克特本人通过诸多的叙述，实际上给我们呈现了一种日本人非常极端的民族性格，似乎他们全都是好面子的玻璃心，追求自尊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可能正因为此，这种论述在遭受过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我国非常有吸引力，因为他等于不那么直接的告诉我们日本人就是变态，他侵略我们是因为他们本性如此。在将日本人贬为性格不良之后，让身为受害者的我国国民得到了某种心理上的满足感。更加让我们心理上满意的是，本尼迪克特声称日本人的心理是无法改变的，即使是美国民主化的改造也不能改变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