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

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张祥龙）不少人有这样一个幻觉，以为只要中国还在，中国人还在，普通话还在，关于中国的学问和文化遗产还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就还安安稳稳地存在着，甚至是发展着，不管是令人欣喜地还是令人讨厌地。

所以我们同时听到“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文化的世纪”和“走向开放的中国仍然面临铲除封建主义的重任”的声音。

可是现在的问题恰恰在于，这两种似乎对立的说法的共同前提，即中国传统文化的活生生的存在，几乎快要消失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正面临断子绝孙、无以为继的重大危机。

文化，尤其是对一个民族的特点和历史走向产生过明显影响的有形文化或“雅文化”，是一种有机的活体，有她或她们的历史生命和灵魂。

说一个这种意义上的文化还存在不存在，主要看她是否还活在某个民族或社团的现实生活中。

具体的标志就是要看：（1）这个文化是否还有严格意义上的传人，即一些以团体的方式、用自己的生命实践在自觉地传承她的“道统”的人们；（2）她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社会结构是否还存在；（3）她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否还能影响人们在生活中做出的重大选择；（4）她的独特语言是否还活在人们表达关键思想和深刻感情的话语和艺术形式之中。

简言之，看一个文化是不是活着的，就要看她的基本精神是否还能打动现实的人群，与实际生活和历史进程有呼应。

按这样一个看法，我们就不能说古埃及文化还活在埃及，或两河文化还活在伊拉克。

当然，任何活文化都会发展、变化，但那是一个自然演变的过程，新旧形态之间有血脉相通、“基因”相连。

如果出现了文化的断裂，也就是人们的生存方式、思想方式和精神取向的强行改变，被另一种异己文化顶替而不是与之交融，就不能再说这是一个原来文化的新形态了。

更具体地说，如果以上讲的四个标志中的一个所指示的现象基本消失，那这个文化就出了较大的问题，有两个或三个标志现象不明显，这个文化就已陷入危机或严重危机，如果四个标志现象都不可见了，这个文化就已经寿终正寝。

那么，自新文化运动、“文化革命”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遭遇了什么异变呢？简单的一个回答就是：她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横行而来的西方文化顶替掉了，而且其残存的部分也正在被全球化过程进一步扫荡。

由于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以下的讨论将主要以儒家文化为例来说明我的这个判断。

针对以上的四个标志的说法，我们来看一下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所面临的严重危机：首先，现在已经基本上没有以团体的方式、以自己全部的生命活动来自觉地继承儒家的道统或文化精髓的传人了。

也就是说，真正的儒者团体、即以传承儒家的文化范式（礼、文、仁、德、《春秋》等）为自己生命的终极追求的团体现在已经基本上消失了。

请注意，传承文化道统的生命实践与对某个文化形态感兴趣、做研究、有好感、偶一实践等等都不是一回事。

举例来说，道家文化至今尽管十分衰弱，但还是有自己的生命实践团体的，也就是还有道教徒这么一批人和团体在以自己的全部生命传承着道家文化的精髓。

佛家文化的传承团体也是后继有人。

印度的印度教、日本的神道教等也是这样，或者还要兴旺得多。

至于西方宗教团体就更不用说了。

对世界历史发生过重大影响的宗教或准宗教中只有一些相当古老的，比如古埃及宗教、古希腊宗教，才完全消失了。

能够存活到近一千年的大宗教或准宗教，后来又完全灭绝了的极少，就像耆那教（天衣教、白衣教）、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明教）这样衰微的宗教至今都还有传人。

像儒家或儒教这样，影响曾经那么巨大深入，却在不足一个世纪的时间中其传承团体荡然无存的情况可谓绝无仅有。

其中尽管有一些具体原因，比如儒家团体与历史上的政治形态联系过密，但由此还是可见中国近一个世纪以来对自己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的摧毁达到了何等惨烈的地步。

3楼其次，以我的观察，儒家文化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是一种以家庭为根、以农业为本、半天然半教化的团粒结构。

以西周的“乡遂（村社）”、“辟雍（学校）”为始，在三千年中变化不少，但还是保存了“耕读传家”的特点。

但自中国倾全力以西方意义上的工业化为强国之术之后，这个结构日益衰退，几近消亡。

相比于工业化、城市化的生存方式，以土地为生的农业生存方式的地位日渐低下。

现代的西式教育体制从根本上就不利于农村，村民子女受的教育水准远不如城里，而且一旦有凤毛麟角者脱颖而出，就多半要进入工业和城市而不复回馈。

农村实际上成了贫乏与落后之处，摆脱贫困要靠城里人，靠“希望工程”，靠脱胎换骨不再做农民。

当然，有的调查显示现在农村的家族结构还有一定程度的保留，但由于受到正统意识形态的压制而要昼伏夜出，得不到有益的引导和调节。

而且，由于大环境的恶化，比如乡绅和有社会地位的农村文化人阶层（比如秀才、举人）的消失，或农村的宏观有机结构的衰败，这种家族结构也正在丧失以前曾有过的文化含义（比如家规、祖训）和良性循环的特点，越来越趋向浅层的利益结合和简单的排外。

至于城里人的生存结构，逐渐趋向无机化，不仅家庭越来越小，家族之间的联系越来越淡，而且即使是小家庭的结构也正受到自愿无子女家庭、离婚、同居而不结婚、以及快乐的单身汉等生存方式的损害。

当代的中国人对人伦孝悌的看法与一百年前相比是大大不同了，总的倾向是越来越淡化冷漠，转而注重个人及利益集团的功利及发展。

无人伦含义的“单位”、“机关”、“公司”成了人们获得收入的主要来源。

4楼第三，儒家文化、同时包括道家与佛家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已基本上不能影响现代中国人在人生中面临的重大选择。

一个中国孩子从被怀孕、出生、哺育、受教育（幼、小、中、大学）、找工作、结婚、维持家庭、对待年老父母，到他或她自己如何得到娱乐和精神满足，如何应对疾病、挫折，最后如何面对死亡，这里面还有多少儒家文化的影响？又有多少传统文化的总体形态（包括传统的技艺，如算盘、中医、书法、民乐、京戏或地方戏）的影响？从身体上看，是西医的方法和技术占主导，接生、打疫苗、查体、诊断、下药、开刀、……，不弄到西医束手无策，很少有人会求助中医。

教育上，哪里还有传统的私塾、书院、大学、科举的影子？只有西式教育与考试制度的门类与规则。

中国教育中面临的许多问题——比如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专业教育与通才教育、统一规范与灵活掌握的冲突，教育资源的畸形分布，以及语文教学和不少非自然科学学科教学中的伪科学现象——背后，确实有民族传统教育方式和内容的消亡所带来的恶果。

今天我们最好的大学在某种程度上也只是西方研究生院的预科，“新东方学校”实际上是“朝西方学校”，培训“托福”、“GRE”之处年年人满为患。

出国留学者，类似于农村子弟到城市上学不归，滞留他国而为他人效力者是大多数。

至于寻职创业，也很少有带有传统文化的动机和内涵的，做官、赚钱、出名在主宰一切。

人在面对挫折、死亡时，的确，儒、道、佛似乎还能提供某种帮助，但也已经或正在被边缘化，利益团体的意识形态和西方宗教的影响不断扩大。

最后，儒家乃至传统文化中的独特语言是否还活在人们表达关键思想和深刻情感的话语和艺术形式之中呢？情况似乎是：尽管还有残存，但已岌岌可危。

张祥龙：中华古学的当代生命中国古文化正从我们的生活主流中加速消失。

我幼年随父母到北京时，城墙虽已残旧，却还是携著清清的护城河环抱著这个古都。

东四牌楼、西四牌楼还站在那儿，景王坟的荒冢边上还抛散著石人石龟，到处都还是繁体或不如说是正体的中文字。

其实，这个民族那时已经历了“辛亥”、“五四”、“四九”这些巨变。

尽管这样，一些原来的风俗还在。

农村（当时就在“机关大院”的边上）人还穿著对襟袄缅裆裤，一位同学忽然某一天穿著白布面的衲底孝鞋来上课。

我的外祖母缠著小脚，只会说湖北老家的话。

只有多少年后，我才越来越痛切地感到，姥妈的善良、古朴、忍耐和对我的深爱，随著她在“文革”前的去世，永不复返了。

是的，我们这一辈人，或更准确些，自清末以来的几辈人的生活中，最突出的感受就是这种“永不复返”的消逝。

从皇上、进士、贞妇烈女，到私塾中的读书声、宗祠里的四时祭祀，再到生活中的毛笔、算盘，腊月二十三孩子们“送财神爷！”的欢叫，还有北京四郊的乡野、水洼子和那“像蓝宝石一样”的天。

信仰“进步”的人们发奋去推进这种消逝，受“发展”观支配的舆论也不会在意这些“落后”事物的死亡，但我岁数越长，越经历了些西洋的东西，倒越是对这“历史的必然发展”不安起来，难受起来。

我总觉著，我们现在正在丢掉的已不是那些让中国人蒙受耻辱、遭逢危难的东西，而是那使我们是一个中国人的东西，是那让我们觉得活得有意思，有祖母的爱意和古老城墙环抱的东西。

那曾经显得有些凶霸霸的旧文化或所谓“封建主义”，就如同一个不幸的大家族，早已经历了多少轮红白相间的暴虐剥夺，查抄收监，其中曾作威作福者早已被开刀问斩，而众男丁们也不是死于非命就是被发配充军，眼下所剩者只是杜甫笔下“石壕吏”所能抓到的残年老妇。

你不去管，她也将在最后几声叹息中撒手人寰，永辞我们而去了。

那时，“中国人”面对的就将是一个完全没有真正中国味道的世界，而要过的就将是一种总在艳羡进步者（这在可见的将来就是西方），而自己又总也不够进步的喘气心跳的生活。

半夜醒来想到此事，心头常要隐隐作痛，有一种觉得自己的母亲、祖母、先人蒙了冤案，被关在了疯人院、收容所和死囚牢里的感觉。

6楼是的，我们赢得了自己的独立国家，像多少个非西方的民族一样。

但是，“亡国灭种”不一定是肉体的，特别是今天；思想方式、语言方式和生存方式的断子绝孙的现象到处都在发生。

“我们不是还在使用中文吗？”很对，这也是让人还存著“复兴”希望的最后一条理由。

但是，就是这系著古远过去的国脉，也已是伤残累累，“不绝如线”了。

“白话文”不能说不对，但不是和缓地汲取古文化中原本就有的白话，而以“革命”的方式来硬生生地鼓捣出个“白话文运动”，就缺少文化的孝道了。

至于意在“拼音化”的简化字运动，就更是崇西心理下的画虎类犬之举。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鼓吹“进步”者们自己往往要从“老旧学问”中得机得势，却要禁止青年来这么做，只教他们或逼他们“新”得无根无源，干巴坚挺，被欲火一点就著。

今天的少年和青年，不仅与古文献隔著“古体”和“繁体”的鸿沟，还要受到十几年将中文“科学化”、“规范化”的语法猜迷训练，好象不把他们心灵中的最后一点“国故”制成木乃伊标本，就还没过够现代化或西方化的瘾似地。

在西方哲学的“理式”或“概念化”还没来之前，相应的西方语文学的“语言科学”或“语法规则”还未主宰语言与教育界之时，私塾先生从不教什么“语法”，只教学生背书、做对、写文，也就是只引他们进入语言的境域之中。

一旦进去了，他自懂得遣词造句，才高者自能写出锦绣文章。

对于学会而不是研究第一语言而言，“熟知基础知识”是不相干的。

君不见今日沉缅于“基础知识”者，大多是拙于写出好文章、不能得大意趣者。

这就是我们的“学术”现状：方法上盲目崇拜西方，极少变通和择食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