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外交的反思与俄罗斯对外政策_袁胜育

冷战研究国际观察　2004年第1期苏联外交的反思与俄罗斯对外政策袁胜育 摘　要　俄罗斯人对苏联时期外交政策的反思,是俄罗斯外交思想渊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苏联时期外交政策的反思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随着“民主化”、“公开性”的推进即已展开,并且成为苏联外交战略调整的重要推动力。

这种反思在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继续进行着。

如果说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对外政策的反思主要是为戈尔巴乔夫的外交新思维提供理论依据的话,那么,到这一时期,这种反思又构成为俄罗斯外交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背景。

关键词　苏联　外交反思　俄罗斯　对外政策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4)010007379一、亲历者的回顾苏联解体后,曾经在苏联时代掌握外交决策权、参与对外政策的制定、从事外事工作的人物,纷纷著书立说,结合自身的经历,对苏联时期,尤其是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的对外政策进行评述。

从戈尔巴乔夫下台后一系列著述和言论可以看出,他显然是极力为自己执政期间实行的改革进行辩护。

虽然他同时也承认犯有错误,认为“六年的改革是充满着探索和发现、收获和损失、思想和行动上的突破,同时也充满着错误和失误的六年”,但他并不认为自己在对外政策领域有过什么重大的失误,相反是充满成就感地谈到自己执政期间苏联在外交方面的成绩,并且认为“改革的历史记载着今天提出的许多问题的答案”。

戈尔巴乔夫认为,“过去我们对世界及其发展趋势和我们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与作用的概念,是建立在很深的意识形态教条的基础之上的,这些教条使我们根本无法实行务实的政策。

需要打破这些概念,制定对国家和周围世界发展的崭新的观点”。

“这项工作的结果就是新思维。

它成了改革年代国家全部内外政策的基础。

新思维的出发点就是不从狭窄的阶级利益或民族利益的立场上,而是从人的利益优先的立场上去评价一切。

从日益扩大的世界整体性和所有国家和人民的相互依存性的立场上,从经过许多世纪形成的人道主义价值观的立场上去评价一切”。

“改革的实践,这就是抛弃意识形态的陈词滥调和过去的教条,它要求对世界、对自己具有新鲜的、不带有偏见的看法,要求考虑已经呈现出来的未来的第三个千年的去向”。

[1]曾担任戈尔巴乔夫国际事务助理的切尔尼亚耶夫认为,冷战时期美国和北约对苏联的现实核威胁并不存在,更不用说其他什么进攻了,各种挑衅、关于西方参谋总部各种计划的情报的故意泄漏、用超级武器进行的威胁(它主要是由众多大公司为追求超级利润而刺激起国际观察　2004年第1期来的),原来都是虚张声势的吓人手段,而莫斯科却特别容易受到这些吓人手段的支配,并卷入了致命的螺旋式的军备竞赛,为之牺牲了一切,从结果来看,也包括牺牲了自己国家的未来。

冷战意味着苏维埃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全部缺点和弊端的无法遏制的、并强有力的增长和加深。

国家事实上变成了冷战的工具,冷战吞噬了国家几乎80%的智力、思想、政治和物资资源。

[2]曾担任苏联外交部中东司司长的格里涅夫斯基写道,从60年代到70年代,10年时间里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数量增加了6倍,弹头数量增加了19倍。

苏联光是坦克的产量就大致抵得上所有其他国家坦克产量的总和。

非生产性军费开支每年都要耗去国内总产值的15%—20%,而当时美国的军费开支只占国内总产值的6%,苏联巨人的双脚逐渐变成一对“泥足”。

从表面上看,似乎一切都表明,70年代苏联的强盛及其在世界上的影响都已达到顶峰。

然而,实际上它已经精疲力竭。

苏联领导人个个年老体衰,因而没有足够的精力应对局势的变化。

苏共中央国际部和克格勃提供给他们的是一些虚假的、有时甚至是荒诞不经的情报,政治局就是根据这样的情报作出一项又一项决定。

入侵阿富汗的决定就是勃列日涅夫、契尔年科及其他许多主宰国家命运的人听信了有关阴险狡猾的美国人和投靠他们的阿明怀有种种企图的可怕传说。

此外,那种由意识形态决定、实际上是自欺欺人的观点———担心失去的不光是一个友好的邻邦,而是一个“准社会主义国家”———也起了致命的作用。

[3]前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则更多的是对戈尔巴乔夫的外交策略提出了批评。

他指出,戈尔巴乔夫外交政策的核心是代表着所有国家共同的价值利益,即:防止核战争带来的灾难和结束冷战。

这并不否认在我们的外交上有国家利益的存在,和在沿着这些路线前进的全面重新设计中要有必要的灵活性与想象力以克服老的教条。

但戈尔巴乔夫一再地耗费掉苏联的谈判潜力,他公开地标榜“全人类的利益”并实际上据此不断地做出决定,同西方轻率地达成一些协议从而忽视了苏联的重大利益。

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向西方做出了慷慨的让步,而本来作为回报,他们可以使苏联在欧洲安全方面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以及苏联在欧洲事务中有更大的发言权,但是他们并没有做到。

能够做到但由于缺乏经验和对达成协议缺少耐心,加上过分的自信和被西方舆论的大加吹捧,使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常常被他们的西方谈判伙伴智取和击败。

有时他们做出的让步远远超出了必需,像在签署关于军备控制、东欧、德国统一、海湾危机等协议中就是如此。

在冷战进入最后的紧要关头,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缺乏连贯的、平稳和坚定的外交政策来结束这场冷战,这种结束应该是在平等的基础上通过恰当而又体面的方式来进行的。

随着冷战的结束,平等将会是真实的,这种真实的平等将能创造出一种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国际关系将被改变成为一种新型的国际关系并将进入一个没有冲突的时代。

在令人费解的仓促行动中,他们放弃了重要的地域政治和军事立场,而这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4]至于戈尔巴乔夫的政敌,更是对戈尔巴乔夫的外交政策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如原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卢基扬诺夫认为,西方敌对势力的存在决定了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依然存在。

在一定历史阶段,阶级矛盾会激化,有时会以民族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

西方曾许诺戈尔巴乔夫,让苏联融入西方文明社会,这实际上是一场骗局,而且这种骗局还将继续下去。

原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也认为,苏联发生的事件不是解体,而是崩溃,是外部势力有意识、有目的地催化并支持的破坏过程。

原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指出,戈尔巴乔夫在国际问题上独断专行,大肆向西方出卖苏联在卫国战争获取的战略利益。

他提到,德国总理科尔曾打算以1000—1500亿马克的代价换取苏联撤军。

但科尔和根舍外苏联外交的反思与俄罗斯对外政策长访苏期间,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却背着亚佐夫与科尔达成了几乎是无条件的撤军协议。

在与美国的军控谈判中,戈尔巴乔夫也处处迁就美方,致使苏联军力严重受损。

[5]二、俄罗斯领导人的观念有关俄罗斯政界人士对苏联对外政策的思考,首先得提到叶利钦。

一般而言,叶利钦作为第一任俄罗斯总统、俄罗斯的“民主之父”和“自由旗手”,对苏联70多年的历史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

在苏联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方面,在叶利钦看来,“在全世界,苏联的形象与军事力量的形象不可分割地紧密相联。

‘苏联人’和‘苏联坦克’这两个概念处于一种不可思议的、纷繁复杂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中”。

他认为,“曾几何时,苏联与其他整个世界对抗,企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许多国家,把许多国家拉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也就是说,苏联扮演过世界宪兵的角色。

但没有必要描绘成历史环境里的重大的传统角色和正确角色,也没有必要说成是英明的和在战略上经过认真验证的决策。

”“因为这曾是一种虚幻的,甚至是滑稽的角色。

”[6]曾先后出任过叶利钦政府外交部长和总理的普里马科夫在回忆录中谈到,“没有永久的敌人,但却有永久的国家利益,这一大多数国家曾经遵守并且到今天仍然遵守的共识不是今天发明出来的,也不是我们发明的。

苏维埃时期我们总是在这一原则问题上退让。

结果是,我们的国家利益经常牺牲于同‘永久的敌人’的斗争或对‘永久的盟友’的支援中。

”但同时,普里马科夫也认为,俄罗斯在处理对外关系时,“不能牺牲在俄罗斯的全部历史当中其中包括在‘帝俄’时代以及‘苏维埃’时期积累下来的积极的价值观和传统”。

[7]普京对苏联时期的态度表现得较为审慎客观,比较尊重历史。

他在批评苏联时期的错误和总结教训的同时,也对这一时期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适当的肯定。

在其1999年12月29日发表的《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他指出:“在即将过去的这个世纪里,俄罗斯有四分之三的时间是在为共产主义原理而奋斗的标志下生活的。

看不到这一点,甚至否定这一时期不容置疑的成就是错误的。

然而,如果我们不意识到社会和人民在这一社会试验中付出了那种巨大代价,那就更是大错特错了。

”[8]普京政府对苏联对外政策的总结和反思,在现任俄罗斯外长伊万诺夫所著《俄罗斯新外交》一书中有着较为全面、系统的阐述。

它指出,苏联对外政策留下的遗产是“超级大国”心理,极力参与各种各样的国际进程,有时甚至付出国内资源难以承受的代价。

在俄罗斯对外政策中,新因素和继承因素错综复杂地聚合在一起。

俄罗斯同苏联时期的意识形态已经一刀两断,但又有意识地将苏联对外政策遗产中所有符合国家利益的积极的东西拿来所用。

新俄罗斯对外政策在国际“阶级斗争”理论造就并导致同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尖锐冲突的那些方面,不能继承苏联的衣钵。

这种对立不仅导致尖锐的国际危机,包括将世界推向核冲突边缘的加勒比危机(1962年),而且使苏联经济在军备竞赛中潜力耗尽。

最终所有这些都成为苏联解体和世界社会主义体制崩溃的一个原因。

然而,如果仅仅将苏联时期的对外政策经验归结为意识形态冲突的话,那也是错误的。

苏联作为俄罗斯国家存在的一种历史形式,根据自己所理解的国家利益确定了对外政策。

这首先涉及到苏联外交为防止全球核冲突,解决国际危机,为各种社会政治制度国家和平共处与合作创造条件所进行的努力。

这条道路上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就是联合国的创立,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签署以及苏美双边和国际性的控制军备和裁军条约与协定的制定。

[9]国际观察　2004年第1期三、政党和学术界的论点俄罗斯政坛政党、组织和运动,根据它们的政治主张和活动情况,择其影响较大者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左翼政党,主要是俄罗斯共产党、共产主义工人党、共产党联盟—苏共等;第二类是中派政党,包括“团结”党、“祖国—全俄罗斯”运动、“俄罗斯地区”以及俄罗斯社会民主党和其他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第三类是右翼政党,包括“右翼力量联盟”、“亚博卢”以及持极端民族主义立场的俄罗斯自由民主党等。

左翼政党和学者一般对十月革命和苏联在共产党领导下在7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成就持肯定立场,相应地对十月革命的世界意义,苏联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做出了积极评价。

如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在其《十月的意义和事业》一文中指出,十月革命极大地促进了世界的改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在这一改良过程中取得了极其重要的社会成果。

法西斯主义企图倒行逆施,是苏联人民的伟大功绩再一次挽救了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