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食品安全问题

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食品安全问题姓名：朱霖学号:201410306第一章引论近年以来，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每年频频出现重大食品安全事件。

例如仅2014年，就有台湾顶新黑心油事件，福喜腐肉事件中的麦当劳事件，家乐福散装菜干二氧化硫超标事件，昆明毒米线事件，三无产品吸血鬼饮料事件，毒豆芽事件，汉丽轩口水肉事件等等。

这不仅严重影响到了人们的身体健康，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而且也影响到了中国的经济发展、食品出口、社会稳定等一系列问题。

因此，如何保障食品安全问题亟待我们一起探讨和解决。

然而，从目前关于食品安全的论文中，笔者发现，学者研究食品安全问题的发生原因或者对食品安全问题建议，都是从现行体制中寻找问题，提出建议。

却没有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事情发生的内在原因。

在吉林大学韩丹，田毅鹏的论文”有法律到市场：食品安全治理学说的思辨中“总结了食品安全管理中的三个存在的学说:一是法律体系不完全学说，二是政府监管不力学说，三是市场失效说。

然而，在这三个学说当中，无论是法律体系的不完全还是政府监管的不力，还是市场的失效，学者们都忽视了产生这三个问题的根本所在，那就是利益集团的博弈和权力集团的寻租腐化。

曾经在一个小型的讨论会中，笔者曾经讨论过为什么交通安全和食品安全都是曾经困扰大家的问题，然而交通安全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例如酒后驾车比例越来越低，社会中对于交通安全的意识越来越强，人们在出行时的安全问题得到了大大的改善。

然而在食品安全或者环境安全的问题上，大家发现屡禁不止，虽然各种各样的监管的出台或者法律体系越来越完善，然而食品安全问题却没有出现明显的好转，甚至更有甚者，借着强硬政策或者其他手段的出现的东风，为逃避过检查的问题产品披着安全食品的外衣增加销量，博取更大的利润。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是由于存在集团和利益集团的博弈和权力集团的寻租腐化导致的。

第二章从集团和利益集团的角度看食品安全问题第一节利益集团的概念笼统的讲，利益集团就是为了实现特定目的，具有共同利益者形成的集体，利益集团拥有包不同的定义和分类，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曾经给出了定义，也为了不同的目的进行了分类。

有的利益集团已经组织起来，拥有真是组织，是有形的，有的利益集团尚未组织起来，没有正式组织，是无形的。

“利益集团”这个概念源于政治学，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一书中使用了”党争”一词，并分析了如何消除党争对国家利益的不利影响。

他指出：”党争就是一些公民，不论是全体公民中的多数或少数，团结在一起，被某种共同情感或者利益所驱使，反对其他公民的权利，或者反对社会的永久和集体利益。

”一般认为，麦迪逊对“党争”的分析师利益集团理论的开始。

第二节利益集团对食品安全问题影响许多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都曾经对“利益集团”形成与存在的原因做过论述。

只要资源还存在稀缺性，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就不可避免，具有相同利益者就有组织起来追求或维护共同利益的可能。

现在回顾2008年的三鹿奶粉“三聚氰胺”事件。

2000年后，因为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乳制品市场转变成一个很大市场，且因巨大消费群体，更可划分为高、中、低三个消费层次。

为了调节大陆市场供应与需求，除了从海外的日本、新西兰等国进口将近30万吨乳制品以应付高中消费层次外，中国大陆绝大多数消费群体，包括婴幼儿，还是以我国自主生产的产品为主。

在此因素下，知名三鹿牌顺势推出以一袋18元人民币（约3美金），不到进口奶粉价格一半价格婴幼儿配方奶粉以应付大规模的奶业市场，之后并成为大陆重要且知名婴幼儿奶粉品牌，多年蝉联该中国大陆自制乳品市场的首位。

从此可以看到，正是由于庞大的市场和诱人的利益在里面，三鹿奶粉和其他知名乳业集团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奶粉中掺入三聚氰胺物质，形成了乳业集团中公开的秘密。

在中国质检总局对109家婴幼儿奶粉生产企业的检查中，对这些企业的491批次产品进行了排查，检验显示有22家企业69批次产品检出率含量不同的三聚氰胺。

不过其他厂牌并没有因此而幸免。

2008年9月21日，香港媒体委托香港检验中心验出黑龙江生产的“雀巢金装助长奶粉”含有三聚氰胺。

香港多家连锁超市决定将雀巢在黑龙江生产的奶粉全面下架。

停售及回收的雀巢奶粉包括五款900克装的“雀巢金装助长奶粉”和“儿童高钙奶粉”，以及一款1800克装的“雀巢速溶奶粉”。

同日，甘肃省质量技术监督局验出三鹿牌较大婴儿及幼儿配方奶粉（慧幼2段）含有阪崎氏肠杆菌。

中国共有290家普通奶粉和其他配方奶粉生产企业。

中国国家质检总局2008年9月30日公布对普通奶粉和其他配方奶粉三聚氰胺专项检测情况，这次共抽检154家企业（合计市场占有率达70%以上），有134家企业未检出三聚氰胺，占87.0%；共抽检2008年9月14日前生产的265个批次产品，有234个批次产品没有检出三聚氰胺，占88.3%。

任何集团的形成都取决于集团成员的收益和成本。

对每个集团成员而言，只有当其能够获得的收益大于成本时，他才有动力参与集团的活动。

如果有一定数量的集体物品，获得他的成本远远低于他所带来的收益，相关集团中的某一个人即使承担全部成也能够从中获益，那么就可以假设种种物品会被提供。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该集体物品的总收益大大高于总成本，即使是其中一个人分的的收益也会超过总成本。

那么，在解决食品安全的问题中，我们如何让食品企业生产问题食品的成本大大与收益，才有可能拒绝生产问题产品。

在制定政策中，笔者认为，如何从根源上提升生产问题食品的成本才是重中之重。

那么，我们也想到了一个问题，在交通安全问题中，为什么交通安全问题会比较容易解决呢，这是因为，所有的人，包括酒后驾车的司机和违反交通规则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利益，那就是安全快速的到达目的地。

所有道路上行驶的车辆行人，没有相互冲突的利益，没有动力形成与社会和大部分人利益相抵触的利益集团，所以交通安全问题容易解决。

第三章从寻租腐败的政治经济学角度观察食品安全问题第一节寻租腐败理论基础“寻租”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发展起来的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学分支。

公共选择理论较早的提出来寻租理论及主要观点。

许多学者将寻租等同于腐败。

的确，寻租是一种腐败活动正是由于政府官员等寻求非生产性利润的动机，才造成了腐败，但寻租又不完全等同于腐败。

寻租理论也不完全等同于腐败的政治经济学。

腐败的含义，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等都从各自的角度给出了“腐败”的定义。

在《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政治腐败”被解释为“政治活动家、政治家或官方决策过程中的官员，利用他们由于担任公职而掌握的资源和便利，为例外一些人谋取利益，以作为换取一些已允诺的或实际的好处的报偿，而这种行为是受到正式法规明令禁止的”。

美国著名政治经济学家萨缪尔·亨廷顿提出了类似的定义：腐败就是“公职人员为实现其私利而违反公认规范的行为”，其基本形式是“政治权利与财富的交换”。

这个含义表明：（1）腐败是政治家、政府官员或其他官员的行为；（2）是他们利用担任公职而掌握的资源为其他人谋取利益，并以此换取自身好处；（3）这种行为是违法的。

第二节寻租和腐败对食品安全的影响现在，我们继续回顾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在2004年的阜阳劣质奶粉事件中，公布的不合格奶粉企业和伪劣奶粉中，三鹿奶粉亦在列，但随后证实为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失误所致，把三鹿撤出“黑名单”，多个国家机关联合发文，要求各地允许三鹿奶粉正常销售。

2007年2008年9月2日，河北省产质量量监督检验院对蛋白质、亚硝酸盐，以及抗生素残留等营养指标、理化指标及安全指标等进行检测，结果全都合格。

该检验结果并由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每周质量报告》节目专访播出。

2008年5月20日和21日，一位网民揭露他在2007年11月在浙江泰顺县城一家超市里买的三鹿奶粉的质量问题。

该奶粉令他女儿小便异常。

后来他向三鹿集团和县工商局交涉不果。

为此，该网民以网上发文自力救济，并以“这种奶粉能用来救灾吗？！”为题提出控诉，不过该控诉遭三鹿集团地区经理以价值2476.8元的四箱新奶粉为代价，取得该网民的账户密码以请求删除网上有关帖子。

事后该网民则表示说，他因为相信了三鹿集团的解释，他买到的是假货，因此同意接受赔偿并删除帖子。

据“三鹿内部邮件”显示：2008年8月1日下午6时，三鹿取得检测结果：送检的16个婴幼儿奶粉样品，15个样品中检出了三聚氰胺的成份。

2008年8月2日下午，三鹿分别将有关情况报告给了其注册所在地石家庄市政府和新华区政府。

并开始回收市场上的三鹿婴幼儿奶粉。

2008年8月4日至9日，三鹿对送达的原料乳200份样品进行了检测，确认“人为向原料乳中掺入三聚氰胺是引入到婴幼儿奶粉中的最主要途径”。

确认因自己集团生产的奶粉导致众多婴儿患有肾结石后，三鹿集团开始进行危机公关工作。

三鹿公关公司北京涛澜通略国际广告有限公司被指在2008年8月11日向三鹿集团建议与中国最大的互联网搜索引擎公司百度合作，屏蔽有关新闻的公关解决方案建议：“ 安抚消费者，1至2年内不让他开口；与百度签定300万广告投放协议以享受负面新闻删除，拿到新闻话语权；以攻为守，搜集行业竞争产品‘肾结石’负面新闻的消费者资料，以备不时之需。

百度的300万框架合作问题，奶粉事业部已经投放120万元，集团只需再协调180万元就可以与百度签署框架，享受新闻公关保护政策。

”这封由自称三鹿公关公司的员工在网上发帖的声称为公关解决方案建议在三鹿毒奶粉事件曝光后的2008年9月12日，广泛流传于网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对全国婴幼儿奶粉三聚氰胺含量进行检查，结果显示，有22家婴幼儿奶粉生产企业的69批次产品检出了含量不同的三聚氰胺，但中央电视台报道的三鹿奶粉三聚氰胺含量与之前《甘肃日报》报道不符，其含量减少了十倍。

(以上信息来自于百度新闻“三聚氰胺事件回顾”)那么，从上述事件中可以看出，“三聚氰胺”事件中，权利寻租和腐败问题严重。

从2004年的阜阳劣质奶粉事件中，三鹿奶粉从劣质奶粉的名单中撤去，其中发生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

然而，当“三聚氰胺”事件爆发时，三鹿奶粉的寻租和官员的腐败问题仍然非常严重，某些权利机关的立场已然不是站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立场中去了。

腐败也是政府官员的理性活动。

他们在从事腐败活动是，也会考虑比较其在公职上的正当既得收益与为腐败受贿可能得到的预期收益，这是激励相容约束；同时会比较腐败的收益与为此支付的成本，这是参与约束。

那么根据政治经济学模型，腐败者越容易在其他职位上找到工作，并获得合法与不合法的收入与效用，则腐败的私人成本越小；当腐败者遭到普遍排斥，难以在其他社会经济组织中找到工作，腐败的私人成本越大。

同时，当当前的既得利益越大，腐败所可能遭受的机会成本越大，相反，当前的既得利益越小，腐败所可能遭受的机会成本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