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大众传媒

的优势使霸权得到了加强。（注：李攀：《全球网络霸权和发展中国家的消解措施》，《新大》2001-1）更有人为网络发展不平衡而担忧，尤其是亚洲国家的网络现状。（注：陈绚：《互联网对亚洲影响及发展中国家的消解措施》，《国新》2001-4；《亚洲国家面临的数字化“鸿沟”与数字化“机遇 ”》，《国新》2001-6）
传播研究的新领域 2全球化与大众媒介 1(2009-10-17 15:18:22)转载标签： 杂谈 分类： 不能放弃，就去坚持。
中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是一个艰难的转型。转型是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1999年是十分关键的一年，因为就在该年，中美签订了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双边协议，意味着中国入世的最大障碍已经消除，并最终于2001年正式成为WTO的成员。在这样一个急剧变化的过程中，中国的媒介研究到底作出哪些回应？有什么样的观点？为此，笔者浏览了1999～2001 年的《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现代传播》和《国际新闻界》上的文章，试图对此作一点探讨。本文在方法上不采用严格的内容分析，而是以文本阅读和阐释为手段。这样做在科学性上可能要稍逊一筹，但其长处是有利于展示一些深层次想法和观念。
信息全球化是全球化的重要方面。西方那些技术和资本雄厚的媒介集团既是全球化的伴生物，也是全球化的推进力量。所以，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者首先把目光投注到西方的媒介集团，对于它们的最新进展以及可能带来的后果，表露出关切和警惕，是有其道理的。可是有道理并不等于完全正确。因为这样的目光，也会限制了研究者的视野，从而影响到对“全球化”的更为全面的理解。可惜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还没有进入他们的思考范围。
1999-3）网络电视和网上广播在技术上已成为现实，但还无法完全代替传统的广播电视。（注：赵民、陈思颉：《试论网上广播的现状与前景》，《新大》1999-1；石长顺：《网络电视及其传播特点》，《现传》1999-6）在讨论中也引起了小小的争论，对于网络传播在性质上是否属于虚拟存在不同看法（注：张锦：《互联网络：一个虚拟的传播社会》（上），《国新》1999-3；张锦：《互联网络：一个虚拟的传播社会》（下），《国新》1999-4；袁胜华《互联网：虚拟的传播社会？》，《国新》1999-5）。恰在此时，有人迎面泼了一盆冷水：因特网是“自由与控制并存”，甚至“网上的‘民主’威胁‘自由’”。（注：陈力丹：《试析因特网上的自由与民主》，《现传》1999-1；《论网络传播的自由与控制》，《新传》1999-3）这盆“冷水”在2000年化为一股不小的“水流”，使原有的欢声笑语受到一定抑制。有人认为，网络传播会产生信息差距和两极分化，使网络民主变成少数人的特权。（注：丁未：《网络空间的民主与自由》，《现传》2000-6）所谓自由，只是关于互联网的一个神话。（注：杨新敏：《自由：网络传播的神话》，《现传》2000-6）不仅如此，2000年的网络研究已扩展到网上的诽谤问题，（注：陈绚：《虚拟空间的真实语言——网络诽谤分析》，《国新》2000-1）互联网的发展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及对策，（注：殷晓蓉：《互联网的发展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及对策》，《新大》2000-3）互联网信息流通中的政府控制，（注：余绍敏：《互联网信息流通中的政府控制》，《新传》2000-4）西方文化传播的霸权性、颠覆性及产生的不公正、不公平。（注：黄健：《网络时代文化传播的潜伏危机》，《新传》2000-4）网络新闻传播还会导致“新闻价值标准的全球化”，（注：刘大勇：《“合”与“离”》，《现传》2000-1）以及网络与跨文化传播等。（注：彭兰：《网络与跨文化传播初探》，《国新》2000-6）还有一篇分析网络传播负面效应的文章认为，网络加剧了国际新闻传播的不平等，在语言上会造成“新式的殖民主义”。（注：程曼丽《信息全球化时代的国际传播》，《国新》2000-4）恰恰是这种“新式殖民主义”，成为2001 年网络研究的亮点，并进一步深入和展开。有人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网络传播上的差距，比喻为难以跨越的数字鸿沟，不仅是经济和技术的鸿沟，也是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鸿沟。（注：孙五三：《难以跨越的数字鸿沟》，《国新》2001-5）也有人形容为是发达国家的全球霸权，网络霸权是传统霸权的扩张与延伸，技术
新闻传播全球化研究
把全球化作为一个活生生的客观实在的具象研究，在新闻传播学领域数量并不多，视野单一，主要是关注西方尤其是立足于宏观，透视跨文化传播的机制、作用及对全球传播生态的冲击，（注：陈卫星：《跨文化传播的全球化背景》《国新》2001-2）资本的大规模跨国运动所造成的跨文化传播之不平等，（注：杨瑞明：《传播全球化——西方资本大规模的跨国运动》，《国新》2001-2）甚至称为是一种“文化逆差”现象。（注：段京肃：《跨文化传播中的“逆差”现象》，《国新》2001-20）也有分析互联网和全球化的内在关系，认为互联网和跨国公司的结合，已经创造出一个虚拟的“全球化”空间——商人共和国，这不仅使全球化超越了民族和国家，而且会进一步打破有关国家、民族、种族、性别等传统的意识形态。（注：杨伯溆、刘瑛：《关于全球化与互联网的若干理论问题初探》，《新传》2001-4）可也有学者以为，此种超出地理疆域的空间，将同行政管理权限形成矛盾。（注：张咏华：《网络传播社会管理小议》，《新大》 2001-2）另两篇谈传播技术的文章则提出，新传播技术发展，已形成“对发展中国家对外主权的挑战”（注：王晓澜：《新传播技术对发展中国家对外主权的挑战》，《国新》2000-1）和文化帝国主义。（注：龙一春：《国际卫星电视的发展及引起的反响》，《现传》2000-6）也有文章专门聚焦于美国，透视其媒介产业政策的变化，特别是《1996年电讯法》的颁布，导致广电业与其他产业的兼并、整合，并日益借规模优势走向全球化，（注：胡正荣：《产业整合与跨世纪变革》，《国新》1999-4）试图在全球确立美国利益。（注：支庭荣：《美国产业政策的全球化取向》，《新传》2000-3）也有的展示作为一个巨大利润工业，美国广电业在上世纪最后20年，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重组，使其运行机制、结构和范式均发生了变化。（注：陆晔：《探析市场重构的范式与议题》，《现传》2001-3）此外，还有三篇讨论时代华纳和美国在线合并的文章，其重点虽在于互联网和电视结合所蕴含的巨大发展空间，但无法避免地牵涉到二者兼并对于传播的影响，（注：张云中：《美国在线与时代华纳合并的意义》，《现传》2000-1；张立勤：《整合联合，共荣共存》，《国新》 2000-2；周健、陈新华：《因特网对美国电视业意味着什么？》，《国新》2000-2）与上面那些谈美国媒体变化的文章思路基本一致，因此就归在一起。
网络研究从2000年开始的这种转变，与前面所述“全球化”中的文化帝国主义等研究，在时间上有暗合之处。如果这尚属巧合，那么从逻辑上说，有其必然性。因为跨国媒介的特点，在于拥有资金和多种媒体，在网络技术上也占优势。中国学者所注意的时代华纳与美国在线的合并，就是一例。既然如此，网络的研究最后与之合流，恐怕也是势所难免。
上述这种对媒介集团的关切与警惕，同样在另一个研究热点——网络传播研究上反映出来。就1999年看，网络研究都是从技术层面出发，眼光所到多是网络传播的新特点，并为此欢欣鼓舞。网络传播使得传统传播中的“把关人”变成了“网络资讯人”，网络传播的接收者也更加主动和具个性化，（注：杨桂荣：《从 “Gatekeeper”到“Head-up Display”》，《国新》1999-3；石艳红：《网络传播中的受众的诠释》，《国新》1999-3）网络是传播的“新的里程碑”。（注：屠忠俊：《网络多媒体传播——媒介进化史上新的里程碑》，《新大》1999-1）大众传媒虽受到挑战但机遇尚存，甚至可能向网络业进军。（注：张海鹰：《网络时代传播环境的变化给大众传媒带来的挑战与机遇》，《新大》1999-4）当然，传统新闻传播的诸方面都会因此发生变化，（注：胡海龙：《对网络媒体的一点探讨》，《国新》1999-6；唐润华：《因特网对新闻传播的影响》，《新传》1999-3）但只要报纸做到大众需求和小众（甚至个人）需求兼顾，成为服务的媒体和受众参与的媒体就可转危为安。（注：陈红梅：《因特网与报纸传媒的新角色》，《新传》
全球化在各学科的研究中扮演着两个角色：一是作为分析和研究的对象，二是作为分析和研究的背景。前者的全球化是一个客观实在，是活生生的、发生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它产生的冲击、影响和相应的不同反应，是具象的。后者的全球化是一种观念、一种意识、一种认识方法，是人们认识问题的工具或者参照系，同时也可以成为各个学科对话和合作的一个基本前提。（注：杨雪冬：《全球化：西方前沿理论》第4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下面我们就以此为框架，首先看一下新闻传播学中的“全球化”研究。
把以上文章排列起来看，大致呈现以下共同特点：第一，以西方的媒介，尤其是美国的媒介为研究对象；第二，重点是媒介集团（跨国公司），尤其是新近实行兼并的大媒介集团；第三，最终关注这些集团对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
的影响。为了能更清楚地说明问题，让我们看看另外两篇有关传播理论演变的文章。它们给人的突出印象，是其侧重点和切入角度，竟是惊人的类似。一篇梳理了传播与国家发展研究中的不同研究路径，说明在世界体系的单极化和多极化的矛盾愈加明显的情形下，传播和国家发展的关系问题显得更加重要和敏感，从而引发出对发展中国家相应的文化策略和传播观念的思考。（注：吴予敏：《全球化时代的传播与国家发展》，《新大》，2000-4）另一篇则从“ 媒介帝国主义”理论入手，认为自1990年代以来有关“全球化”与传播霸权的讨论，需要再度引起对“媒介帝国主义”理论的重视和思考。（注：杨瑞明：《从 “现代化”到“全球化”》，《新传》1999-3）出现这种不谋而合的思路绝非偶然，把这两篇文章和上面提到的文章相比照，不难发现，所有的研究者无疑是循着同一方向的。
关于2000年的新闻学研究，有学者曾总结道，WTO和中国新闻传播业的关系，还未全面展开，（注：陈力丹：《2000年新闻学研究的回顾》，《新闻界》2001-3）但据说到了2001年，这方面的文章有二十多篇。（注：陈力丹：《2001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概述》，.）就我看到的这4种杂志，3年来从新闻传播角度直接探讨WTO的文章，数量少得可怜（粗略统计，约为6篇），根本不占中心地位，这多少使人感到意外。不过，有关“全球化”以及对新闻传播的影响却是一个主要热点（二十来篇）。也许在中国的新闻传播学者看来，加入WTO乃至世贸组织本身，只是“全球化”的一个具体表现，因此，从后者切入而不是前者，更能反映中国媒介面临的情势。当然，也不排除由于当时中国加入WTO的正式协议文本尚未公开，与其费心猜度，自缚手脚，还不如以“全球化”为视点，使之更具灵活的阐释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