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哲学两个大题

问题一：中国现代哲学的逻辑进程？
中国现代哲学革命在“古今中西”之争的制约下，主要围绕着历史观、认识论、逻辑和方法论问题以及人的自由和理想问题等四个方面展开，既受到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影响，又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理气（道器）”之辩、“心物（知行）”之辩、“名实”之辩、“天人”之辩在近代的发展。

西方哲学传到中国来的众多流派中，影响最大的是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

前者的输入标志着中国现代哲学革命的开始，即形成了进化论阶段；后者的被接受标志着中国现代哲学革命进入了唯物辩证法阶段。

除此之外，还有两种在中国影响较大的西方哲学思潮：实证主义思潮和非理性主义思潮。

宋明时期的“理气（道器）”之辩，首先是关于天道观的问题，其次是历史观的问题。

这个论争到近代，演变成首先是历史观的问题，然后才是天道观或一般发展观的问题。

从龚自珍，魏源至郑观应等，都沿用“道器”范畴来表达他们的变易史观；由此发展到用进化论来解释历史的演变；再进一步发展到唯物史观以及一般的辩证发展观。

中国现代哲学的认识论，仍以“心物（知行）”之辩为中心。

魏源提出了有近代气息的知行学说，章太炎和孙中山在这一争论中对知行关系的论述都包含有辩证的见解。

在这个过程中，历史观和认识论的论争在“心物”之辩上逐渐结合起来，成了中国现代哲学发展的主线，最后由马克思主义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作了总结。

“名实”之辩演变到近代主要是逻辑学和方法论上的讨论；“天人”之辩在近代主要是讨论人的自由和理想问题；这两方面的论争，中国现代哲学未能作出系统的总结。

历史留下了进一步发展中国现代哲学革命的任务。

问题二：中国现代哲学是如何体现出它的“现代”的？
注：课本上的中国现代哲学实指1840——1949年之间的近代哲学，故下述答案中的“近代哲学”也就相当于题目中的“现代哲学”。

中国近代哲学不同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特点是：在古今中西之争的制约下，开始了中西哲学合流的进程。

这一特点主要体现在中国近代哲学主要讨论四个问题中，从这四个问题来看中国近代哲学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变革和继承的统一，是在变革中继承，在继承中推进变革。

中国近代哲学之“近代”性就体现在这四个问题对传统的变革上。

1、关于近代的历史观问题。

近代对历史观的探讨，发端于道器之辩。

宋明时期的理气（道器）之辩，首先是关于天道观问题的，其次关于历史观的问题。

这个问题演变到近代，首先是历史观的问题，其次才是天道观或一般发展观的问题。

在前面论述进化论阶段时，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近代哲学进入进化论阶段，是此前的道器之辩的延续和突破。

所谓延续，是指进化论发展了道器之辩中的传统变易史观；所谓突破，是指进化论摒弃了变易史观基于“器变道不变”传统的循环论、复古论因素
2、关于近代的认识论问题。

中国近代哲学的认识论是以知行之辩为中心的。

知行之辩是宋明时期哲学讨论的中心问题之一。

显然中国近代哲学的知行之辩是从传统的知行之辩演变出来的，但其又具有近代的特点。

传统知行观是以道德伦理为核心来建构的。

与此不同，近代的知行观则确立了认识论的品格，表现出了近代意义。

这从近代对“格物致知”的诠释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格物致知”是传统的知行观的命题，在儒家尤其是宋明理学那里，“格物致知”基本上是已成为德性修养的一个环节。

近代中国以“格致”称呼西方近代科学，将其所谓的“即物穷理”诠释为探求自然界事物的规律，这使得“格致”有了认识论的意义。

这意味着以认识论意义的“格致”取代伦理学意义的“格致”。

从中不难看到，中国近代知行观的认识论品格的确立，是以对
近代科学的考察为基础的。

西方近代哲学在科学的推动下，热衷于知识的起源、性质、对象，范围以及主体的认识能力、认识方法等问题的研究，由此发生了“认识论的转向”。

中国近代知行观确立认识论的确立与此有相似之处。

3、关于近代的思维方式和逻辑方法论问题。

从严复可以看到，中国近代哲学把传统辩证思维与近代科学相联系，改变了传统辩证思维的思辨性质，将它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4、关于理想社会和理想人格问题。

何为理想社会和理想人格，用中国传统哲学的语言来说，就是何为至善的社会和至善的人格。

这一直是中国传统哲学天人之辩关注的重要问题。

传统的天人之辩包括自然界和精神、天道和人道的关系，涉及面比较广泛，在人道观上主要是从天人关系（自然和人为、命和力、性和习等关系）来探讨理想社会和理想人格的问题。

理想社会和理想人格问题是价值观的集中体现。

中国近代哲学与传统哲学最根本的区别，就是价值观的变革，这充分反映在它所要造就的理想社会和理想人格上。

传统的大同理想存在于原始的太古或尧舜三代，即理想在于过去。

这是以传统变易史观的复古论、循环论为根据的。

而近代中国的大同理想从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桃花源”转向了以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为摹本的“太平世”。

孙中山则把大同理想和社会主义相糅合：“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

这都体现了中国哲学在近代发展的新特征。

从上述中国近代哲学的四个主要问题来看，近代哲学对传统哲学是变革和继承的统一，因而成为中国整个哲学史的有机部分，是中国哲学发展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