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陶渊明的隐逸情怀及其人格理想

论陶渊明的隐逸情怀及其人格理想

陶渊明归隐思想的形成有着曲折的过程。“质性自然”的个性使他在实现儒家传统人生价值观的道路上，对社会现实有了深刻的认识，一步步走入田园。然而，归隐田园的陶渊明内心并未真正平静过。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困惑和人生道路探索的躬行中，陶渊明完成了对儒道两种传统理想人格的超越。

标签：陶渊明；隐逸情怀；田园；人格理想

陶渊明是我国古代田园诗的开创者，钟嵘在《诗品》中称之为“隐逸之宗”。他的一生大部分是在田园中度过的。然而，陶渊明又不是一个飘然出世的隐者，而是一个积极人世的“不遇之士”。貌似飘逸潇洒的隐士生活虽也有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二十首其五)的恬适与惬意，但更多的是内心无法排遣的苦闷；“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十二首》其二)。儒家积极人世的传统人生价值观与诗人“质性自然”个性的冲突使他痛苦不堪。可以说，他的诗是用来消愁解忧的。如果说，在辞去彭泽县令之前的几仕几隐，反映了诗人在理想与现实矛盾中的困惑和对人生道路的探索，那么，辞官后的二十多年农村生活则表现了他对社会现实的深刻认识；对自己人生道路的定位与躬行，对传统理想人格的超越与重铸。从这个意义上说，陶渊明是一个真正的隐士。本文通过陶渊明隐逸情怀形成的分析，进一步探索诗人真实的精神世界。

一

陶渊明的思想是在现实生活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在二十九岁入仕以前，他的人生方向还没有确定，志向情趣是多方面的，甚至是矛盾的。有时很豪放：“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十二首其五)，有时又很淡泊；“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和郭主簿二首》其一)，但“无论是豪放或淡泊，其中都有‘无乐自欣豫’的青年人的乐观情调”。

陶渊明从小生活在邻近长江、鄱阳湖和庐山的浔阳柴桑乡村中，朝夕与优美恬静的山水田园景色相伴，与自然相亲。同时，在重庄老、尚玄学的东晋时代，陶渊明作为一个敏感的文人，其思想性格必然受到玄学崇尚自然的影响。而且，魏晋时期自然美感在人们的意识中日益显豁。从先秦的《诗经》、《楚辞》到汉魏以来的文学作品中描绘自然的诗句都给陶渊明以深刻的感染与熏陶。因此，饱读诗书的陶渊明，呼吸着时代的空气，从小就喜爱自然：“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五首》其一)。“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与子俨等疏》)。《五柳先生传》曰：“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这些作品体现了陶渊明对田园的喜爱和向往。对隐居生活的认可与体察是他弃官归隐走人田园的先天心理基础，也是他隐逸情怀产生的原初状态。

陶渊明的人生态度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其隐逸情怀的形成也是在几仕几隐的反复过程中，在“大济苍生”的入仕愿望与“质性自然”的个性特征的矛盾斗争中形成的。他在《饮酒》诗中说“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儒家思想的传统人生价值观在陶渊明心中根深蒂固。所以，青年时代的陶渊明颇有人仕豪情，想干一番事业：“奉上天之成命，师圣人之遗书，发忠孝于君亲，生信义与乡间”(《感士不遇赋》)。公元393年，二十九岁的陶渊明第一次出来作官。萧统《陶渊明传》说：“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解归。”由于性情刚直坦率，看不惯官场中那种谄上骄下的黑暗现象，不久便辞职回家。这期间，诗人虽身在田园却心系国家。东晋混乱的政局，百姓苦难的遭际使他深为忧虑。他幻想能找到一位英雄人物，实现自己大济苍生的理想。于是他先后应邀到桓玄和刘裕幕府。然而，二人的行径却令他大失所望。于是诗人从心底再次泛起归田情绪。这一时期的诗如“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于规林》其二)，鲜明地体现了诗人的归隐心态。在《癸卯岁春还古田舍》其二中诗人写道：“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诗人感到，儒家的忧道有为的理想已难以实现，只有归隐田园，躬耕陇亩，才最适合他“爱丘山”的性情。

许多研究者看到了陶渊明求官是为生计。“母老子幼，就养勤匮”(颜延之《靖节征士谏》)，萧统《陶渊明传》说陶渊明出任彭泽令时曾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经三资可乎?”诗人在《归去来兮辞》序中也说：“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家叙以余贫苦，遂见于小邑”。那么为何“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呢?诗人在序中回答：“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已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这里，诗人表明自己做官乃为口腹之役，但同时又指出辞官的真正原因是“质性自然，不堪吏职，饥冻虽切，违己交病”。“矫厉”就是强作姿态，也就是违心地伪饰，这与“自然”是完全对立的。

走入田园的陶渊明，内心并未真正平静，更没有完全超脱。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贯穿他的一生。传统人生价值观的失落使他尤为痛苦。四言诗《荣木》序云：“荣木，念将老也。日月推迁，已复九夏。总角闻道，白首未成”慨叹自己岁月虚度，功业无成。另外，生活的贫困，死亡的痛苦也时时困扰着他。这种思想中的矛盾冲突正是诗人艺术精神的生发处，是陶渊明艺术创造的原动力。反过来说，陶渊明的诗歌创作是他用来淡化解决内心矛盾痛苦的一剂良药。前文讲过，陶渊明自幼生长在农村。家乡美丽的田园风光陶冶了他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特别是当他步入仕途时，那恬静、幽美的田园与污浊、黑暗的官场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其二)。

陶渊明笔下的田园是他理想中的净土。正如他在《桃花源记》中所构想的美好图景一样，是黑暗的社会现实的异在。尽管如此，诗人眼中的田园并非完美的缥缈的，而是有着诗人实实在在的切身感受。当他初回田园时，深感“久在樊笼里，复得反自然”的快乐。“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生活在他看来是充满诗意的。“晨出肆微勤，日人负来还”的辛勤劳作使他与农民融洽相处，产生了共同

的思想感情：“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园田居》其二)。归隐田园之后，尽管在精神上获得了一些安慰，但在物质生活上却日益陷入饥寒交迫的困境：“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乞食》、《杂诗》十二首其八等诗中都反映了诗人的穷困潦倒。然而贫困没有使陶渊明后退，他从古代贫士和隐者那里找到了精神寄托。《咏贫士》七首组诗中，诗人以极大的热情对贫士加以歌颂，借以表现自己高尚的节操，并以此自我慰藉。

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陶渊明陷入极度的孤独苦闷之中，田园之娱也无法消解这种苦闷：“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志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十二首其二)。诗人追昔抚今，感慨生平，忍受着内心的苦闷与煎熬。于是，他又通过对那些悲剧性的人物的歌唱来抒发内心的慷慨不平之气。如《读山海经》十三首中追日的夸父，填海的精卫和至死不屈的刑天以及《咏荆轲》中功败垂成的荆轲。另外，陶渊明还通过饮酒来排忧解闷，抒发怀抱。正如萧统在《陶渊明集序》所言：“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焉”。

安贫乐道与崇尚自然，是陶渊明人生的两大支柱，是他走人田园的思想动力。但在陶渊明的作品中，我们也能清楚地感受到一种深藏的孤独感，一种人生失意的悲哀。正如罗宗强所言：“陶渊明做到委运任化，达到与自然混一的人生境界，只是暂时的”，“他心中纠结着一个未解免俗的情节”。正因如此，陶渊明才没有象王维那样身世两忘。他始终正视现实，思考人生。他也未能做到道家的齐生死。在《挽歌》与《自祭文》中都纠缠着一个死字。“人生实难，死如之何”(《自祭文》)写出了诗人对人生的深深遗憾与伤感。

综上所述，陶渊明的隐逸情怀的形成有着先天的“性本爱丘山”与“质性自然”的心理基础，更有在实践儒家传统的人生价值道路上逐渐清醒的认识和对社会人生的思考。陶渊明的一生是痛苦的，更是率真的。他向后人展示了自己真实的心路历程，是“中国士大夫精神上的一个归宿”。正如葛晓音认为：“陶渊明的田园诗创立了中国文人理想的田园模式……，他将历来为封建士大夫所鄙视的劳动生活诗化，体现了他所追求的人生真谛和社会理想”。田园之于陶渊明，是人格精神之回归，是诗性的栖居地。诗人生活在“道丧千载”、“八表同昏”(《停云》)的黑暗时代，发出了“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饮酒》十二)的慨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