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效应与中国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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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增长；人口红利；劳动力配置效率；劳动力素质
中图分类号：F124. 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 ( 2007 ) 01—0104—07
一、引 言
从 1978 至 2005 年，中国 GDP 实现了年均 9% 的增长速度，这一成绩被称为“中国奇迹”。关于中国 经济增长的奇迹有着各种不同的解释。Baiding Hu 和 MichaeI McAIeer 利用中国 30 个省份从 1991 到 1997 年间农业部门的面板数据，估计出大部分省份农业经济的增长源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尽管省份间 生产效率的差距有所扩大。 [1] 475Liu Shinan 研究了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原因，认为它们的发展是 基于这些部门劳动力使用效率的提高：低效的国有部门要么倒闭，要么转型为私有部门，使得许多工人 下岗，从而使劳动力得到充分的利用。有些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甚至将劳动力使用到极限以使成本降 到最低限度。[2]Sarah Cook 认为，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和越南经济的高速增长与经济结构和人口转型相 伴而生，因此经济结构从农业向以城市化为基础的工业转变以及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对于经济增长无 疑有着重要意义。[3 ]51 - 52 张军将中国高经济增长率归因于生产要素的高投入和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例 如，采用增量资本 - 产出比（ICOR）指标可发现，我国近年来的 ICOR 在 5 左右，而在此之前的 20 世纪 80 年代及以后的一个时期这一指标仅为 2。!这一指标值变化反映了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的高要素投 入特征。而要素的配置效率是相对于技术效率而言的，它是指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现存资源的重 新配置带来的效率提高。郭继强则认为经济增长是由劳动力素质、劳动力数量、物质资本、技术进步、制
（2）高储蓄率。适龄劳动力比重大，同时也意味着人口赡养率低或劳动力人均负担率低，即每个劳 动者需要赡养的老人和孩子数量较少。$在其他条件不变时，这是实现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高储蓄 率的一个重要条件。同样，从 Y' / Y = A' / A + "K' / K + #L' / L 可看出，资本积累（K）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总之，人口和劳动力因素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研究表明，中国在过去 20 多年 的经济增长中，物质资本的影响占 28% ，劳动力数量的影响占 24% ，劳源自文库力质量的影响占 24% ，人口流 动或要素配置的影响占 21% ，其他因素（如管理水平等）占 3% 。[9]研究战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经济 增长的学者指出，这些国家（地区）的高经济增长，主要归因于资本投入的增加、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和劳 动力质量的改善，而非技术进步。[10 ]25
!张军 . 中国经济还能增长多久 [ N / OL ] . 原载于文汇报，转引自 http: / / www. cces. cn / cces / newstxt / growth. doc，2004 - 05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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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ST …… 2007. 1
化和青壮年劳动力供给速度的持续下降，将经由劳动力要素供给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储蓄和资本积累 两方面，制约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
二、 “人口红利”效应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人口红利”是造就“中国经济奇迹”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中国正处于人口红利期。所谓“人口红利” 是指，人口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导致的高劳动参与率———即总人口中劳动力人口比重 较大———对一国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人口红利期是指当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抚养比例下降、总人 口中适龄劳动人口比重上升，而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的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的时 期。目前，中国人口正值年龄结构较合理、适龄劳动人口比重较大，且农业劳动力大量剩余并有进一步 转移的潜力的阶段，大量廉价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可为经济增长提供大量机会成本为 零的劳动力要素投入。这种人口转型带来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效 应。
“人口红利”从三方面推动中国经济增长：（1）高劳动参与率。高劳动力比重意味着人口对经济增长 的参与率高。利用科布 -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Y = AK"L（# 其中，Y 是产出；A 代表劳动的有效性或者简化 为技术进步；K 是资本；L 是劳动；"、# 分别代表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可以看出，在一定的生产范围 内，总产出 Y 与劳动力 L 是正向变动关系，即劳动力要素投入越多，总产出越多。对该函数的两边同时 取自然对数，然后求关于时间的导数，得到 Y' / Y = A' / A + "K' / K + #L' / L。其中，Y'、A'、K'、L'代表变 量对时间的变化率，所以该式左边表示总产出增长率，是经济增长率的一个近似替代。右边的 A' / A 是 索洛余值增长率，它代表技术进步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等不能用资本和劳动投入量解释的增长因素； "K' / K 是资本产出弹性与资本增长率的乘积，代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L' / L 是劳动产出弹性与 劳动增长率的乘积，代表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该式不难看出，人口中适龄劳动人口比例高对经 济增长具有正效应。据统计，截至 2005 年 1 月 6 日，中国总人口达 13 亿。据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 据显示，中国 15 岁—64 岁劳动力人口为 8. 8 亿，占总人口的 70. 15% 。到 2003 年提高到 70. 4% ，专家预 测，在未来的 15 年中，劳动力人口所占比重都在 70% 左右，到 2020 年达到峰值。这是世界上劳动人口 的最高比例。[5 ]22
（3）较高的劳动力配置效率。配置效率是相对于技术效率而言的。技术效率是指技术进步带来的效 率提高，而配置效率是指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现存资源的重新配置带来的效率。配置效率在 Y' / Y = A' / A + "K' / K + #L' / L 中，体现为使 A' / A 提高的一个因素。我国工农业生产率的巨大差异为生产 要素的重新配置，从而使其效率提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从劳动年龄人口构成看，中国“人口红利”的 “大头”在农村，农村地区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大量农村劳动力人群从土地中走出来，走向城市，走向发 达地区。据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农民工”占二、三产业就业人口的比重高达 46. 5% ，其中 第二产业占 56. 7% ，建筑行业占 80% 。[7]因此，中国收获“人口红利”的程度将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由 潜在的劳动力资源转化成现实劳动生产力的实现程度，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程度。改革开放 后的 20 多年里，我国有超过 1. 6 亿的青壮年劳动力从农业种植业和农村转移到非农产业和城市就业。 即使在发生“民工荒”现象的 2004 年，我国进入非农产业和城镇的农民仍有 1. 2 亿，占农村总劳动力的 20% 以上。[8]39 显然，大量过剩劳动力滞留在农村，无疑造成生产要素和资源的巨大浪费，一旦转移到生 产率较高的工业部门，就能发挥劳动力要素重新配置的巨大效应，创造出新的生产力。
经济学家 …… 2007. 1
“人口红利”效应与中国经济增长
!汪小勤 汪红梅
( 华中科技大学 经济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
中国经济“增长奇迹”源于多种因素，“人口红利”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当前，我国的人口红利 主要表现为较高的劳动人口比例和劳动力配置效率。但人口红利并非可持续。长期看，随着我国人口出 生率下降，劳动参与率将下降；短期看，我国城乡劳动力流动障碍依然存在，不利于劳动力配置效率的 进一步提高。因此，提高劳动力素质和消除城乡劳动力流动障碍，是实现我国“人口红利”效应最大化的 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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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 …… 2007. 1
而储蓄是资本积累或投资的重要来源。所以，高储蓄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在哈罗德 - 多 马模型（g = s / V，其中，g 是经济增长率，s 是储蓄率，V 是资本 - 产出比，后者是由经济体的技术条件决定 的外生变量）中，社会储蓄率对经济增长率具有决定性作用。即使在以“干中学”为特征的新经济增长理 论模型中，资本对经济增长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A = f ( K ) 表明，技术进步或知识和经验的积累 A， 是通过资本积累 K 实现的。因此，资本积累以及与此相关的储蓄率，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言而喻 的。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中国居民储蓄率一直处于 25% 左右的高位。央行新近公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 示，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到 15. 12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 3%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60—1970 年间，囊括高收入国家的 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平均储蓄率只有 14. 8% 。[6]
三、妨碍“人口红利”效应发挥的因素
从长期看，一国的“人口红利”并非可持续。人口转型理论告诉我们，“人口红利”期只是一国人口变 迁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即当人口出生率尚未显著下降，而死亡率明显下降的阶段。就中国而言，从 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出生率的逐渐下降必将导致总劳动人口的下降。另外，近年 来，中国开始呈现较快的人口老龄化趋势，中国已被认为是目前世界上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 一。有关研究估计，到 2030 年，中国超过 60 岁的人口比重将从现在的 8% 增加到 20% ，到那时，退休人 口数将占就业人口数的 40% 以上，中国青壮年劳动力将在 2015 年达到零增长。!因此，从长期看，中国 总人口中劳动人口比重将减少，中国经济所享有的“人口红利”的黄金时代正在渐行渐远。人口的老龄
!彭希哲 . 我国人口红利的实现条件及路径选择 [ N / OL ] . 原载于中国人口报，转引自中国人口网，2005 - 03 - 15. http: / / www. chinapop. gov. cn
$ 1982—2000 年中国总抚养比下降了 20. 1% ，带来经济增长速度 2. 3% 。蔡昉 . 中国“人口红利”只剩十年 开发利用的最后机会 [ J / OL ] . 人民网, 2005 - 10 - 05. http: / / www. peopie. com
从短期看，目前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依然存在，使“人口红利”效应的发挥受到影响。根据 M. P. 托达罗（M. P. Todaro）的城乡人口流动模型，只有在迁移的预期收入超过预期成本时，农民才会选择进 城。农民进城的收益包括经济收益（即进城后从事经济活动的经济所得）、技能收益（即从事城镇非农业 产业就业获得的各种技能），以及文化收益（即随着农村居民生存空间和生活条件的改变，所获得的生活 方式和文化素养的提升）。农民的进城成本包括：迁移成本（即一次性转移的搬迁费用、季节性或兼业型 就业的城乡往返交通费用，以及有关各种身份转换的证件和手续费用）、机会成本（即农民从事非农产业 活动而放弃的务农收入）、高于农村的城市生活费用（由于我国农业或农村经济生活的自给自足程度较 高，农村居民生活费用远远低于城市）、心理成本（即农民进城务工改变了习以为常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以及社会交往方式所付出的心理代价）。总之，农民是否进城务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进城的预期成本 收益比较，只有提高收益和降低成本，使进城务工的预期净收益为正，才有利于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从而 改善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增长。
! 张军 . 中国经济还能增长多久 [ N / OL ] . 原载于文汇报，转引自 http: / / www. cces. cn / cces / newstxt / growth. doc，2004 - 05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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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劳动力发挥作用程度的经济条件和制度结构等因素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的结果。[4]81 这些观点展示了 中国经济增长的一条较为清晰的脉络：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即从农业为主导转向以城市化为基础的工 业和服务业为主导，使得大量生产率较低的农村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部门，成为生产 率较高的劳动力，这一过程也是人口转型的过程。这种转型一方面减少了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提高了该 部门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另一方面为工业和服务业部门提供了大量低成本的劳动力，拓宽了它们的发展 空间。因此，劳动力的高参与率和较高的配置效率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劳动力对经济增长 的这种促进作用就是“人口红利”。
中图分类号：F124. 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 ( 2007 ) 01—0104—07
一、引 言
从 1978 至 2005 年，中国 GDP 实现了年均 9% 的增长速度，这一成绩被称为“中国奇迹”。关于中国 经济增长的奇迹有着各种不同的解释。Baiding Hu 和 MichaeI McAIeer 利用中国 30 个省份从 1991 到 1997 年间农业部门的面板数据，估计出大部分省份农业经济的增长源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尽管省份间 生产效率的差距有所扩大。 [1] 475Liu Shinan 研究了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原因，认为它们的发展是 基于这些部门劳动力使用效率的提高：低效的国有部门要么倒闭，要么转型为私有部门，使得许多工人 下岗，从而使劳动力得到充分的利用。有些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甚至将劳动力使用到极限以使成本降 到最低限度。[2]Sarah Cook 认为，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和越南经济的高速增长与经济结构和人口转型相 伴而生，因此经济结构从农业向以城市化为基础的工业转变以及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对于经济增长无 疑有着重要意义。[3 ]51 - 52 张军将中国高经济增长率归因于生产要素的高投入和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例 如，采用增量资本 - 产出比（ICOR）指标可发现，我国近年来的 ICOR 在 5 左右，而在此之前的 20 世纪 80 年代及以后的一个时期这一指标仅为 2。!这一指标值变化反映了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的高要素投 入特征。而要素的配置效率是相对于技术效率而言的，它是指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现存资源的重 新配置带来的效率提高。郭继强则认为经济增长是由劳动力素质、劳动力数量、物质资本、技术进步、制
（2）高储蓄率。适龄劳动力比重大，同时也意味着人口赡养率低或劳动力人均负担率低，即每个劳 动者需要赡养的老人和孩子数量较少。$在其他条件不变时，这是实现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高储蓄 率的一个重要条件。同样，从 Y' / Y = A' / A + "K' / K + #L' / L 可看出，资本积累（K）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总之，人口和劳动力因素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研究表明，中国在过去 20 多年 的经济增长中，物质资本的影响占 28% ，劳动力数量的影响占 24% ，劳源自文库力质量的影响占 24% ，人口流 动或要素配置的影响占 21% ，其他因素（如管理水平等）占 3% 。[9]研究战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经济 增长的学者指出，这些国家（地区）的高经济增长，主要归因于资本投入的增加、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和劳 动力质量的改善，而非技术进步。[10 ]25
!张军 . 中国经济还能增长多久 [ N / OL ] . 原载于文汇报，转引自 http: / / www. cces. cn / cces / newstxt / growth. doc，2004 - 05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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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青壮年劳动力供给速度的持续下降，将经由劳动力要素供给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储蓄和资本积累 两方面，制约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
二、 “人口红利”效应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人口红利”是造就“中国经济奇迹”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中国正处于人口红利期。所谓“人口红利” 是指，人口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导致的高劳动参与率———即总人口中劳动力人口比重 较大———对一国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人口红利期是指当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抚养比例下降、总人 口中适龄劳动人口比重上升，而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的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的时 期。目前，中国人口正值年龄结构较合理、适龄劳动人口比重较大，且农业劳动力大量剩余并有进一步 转移的潜力的阶段，大量廉价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可为经济增长提供大量机会成本为 零的劳动力要素投入。这种人口转型带来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效 应。
“人口红利”从三方面推动中国经济增长：（1）高劳动参与率。高劳动力比重意味着人口对经济增长 的参与率高。利用科布 -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Y = AK"L（# 其中，Y 是产出；A 代表劳动的有效性或者简化 为技术进步；K 是资本；L 是劳动；"、# 分别代表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可以看出，在一定的生产范围 内，总产出 Y 与劳动力 L 是正向变动关系，即劳动力要素投入越多，总产出越多。对该函数的两边同时 取自然对数，然后求关于时间的导数，得到 Y' / Y = A' / A + "K' / K + #L' / L。其中，Y'、A'、K'、L'代表变 量对时间的变化率，所以该式左边表示总产出增长率，是经济增长率的一个近似替代。右边的 A' / A 是 索洛余值增长率，它代表技术进步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等不能用资本和劳动投入量解释的增长因素； "K' / K 是资本产出弹性与资本增长率的乘积，代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L' / L 是劳动产出弹性与 劳动增长率的乘积，代表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该式不难看出，人口中适龄劳动人口比例高对经 济增长具有正效应。据统计，截至 2005 年 1 月 6 日，中国总人口达 13 亿。据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 据显示，中国 15 岁—64 岁劳动力人口为 8. 8 亿，占总人口的 70. 15% 。到 2003 年提高到 70. 4% ，专家预 测，在未来的 15 年中，劳动力人口所占比重都在 70% 左右，到 2020 年达到峰值。这是世界上劳动人口 的最高比例。[5 ]22
（3）较高的劳动力配置效率。配置效率是相对于技术效率而言的。技术效率是指技术进步带来的效 率提高，而配置效率是指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现存资源的重新配置带来的效率。配置效率在 Y' / Y = A' / A + "K' / K + #L' / L 中，体现为使 A' / A 提高的一个因素。我国工农业生产率的巨大差异为生产 要素的重新配置，从而使其效率提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从劳动年龄人口构成看，中国“人口红利”的 “大头”在农村，农村地区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大量农村劳动力人群从土地中走出来，走向城市，走向发 达地区。据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农民工”占二、三产业就业人口的比重高达 46. 5% ，其中 第二产业占 56. 7% ，建筑行业占 80% 。[7]因此，中国收获“人口红利”的程度将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由 潜在的劳动力资源转化成现实劳动生产力的实现程度，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程度。改革开放 后的 20 多年里，我国有超过 1. 6 亿的青壮年劳动力从农业种植业和农村转移到非农产业和城市就业。 即使在发生“民工荒”现象的 2004 年，我国进入非农产业和城镇的农民仍有 1. 2 亿，占农村总劳动力的 20% 以上。[8]39 显然，大量过剩劳动力滞留在农村，无疑造成生产要素和资源的巨大浪费，一旦转移到生 产率较高的工业部门，就能发挥劳动力要素重新配置的巨大效应，创造出新的生产力。
经济学家 …… 2007. 1
“人口红利”效应与中国经济增长
!汪小勤 汪红梅
( 华中科技大学 经济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
中国经济“增长奇迹”源于多种因素，“人口红利”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当前，我国的人口红利 主要表现为较高的劳动人口比例和劳动力配置效率。但人口红利并非可持续。长期看，随着我国人口出 生率下降，劳动参与率将下降；短期看，我国城乡劳动力流动障碍依然存在，不利于劳动力配置效率的 进一步提高。因此，提高劳动力素质和消除城乡劳动力流动障碍，是实现我国“人口红利”效应最大化的 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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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 …… 2007. 1
而储蓄是资本积累或投资的重要来源。所以，高储蓄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在哈罗德 - 多 马模型（g = s / V，其中，g 是经济增长率，s 是储蓄率，V 是资本 - 产出比，后者是由经济体的技术条件决定 的外生变量）中，社会储蓄率对经济增长率具有决定性作用。即使在以“干中学”为特征的新经济增长理 论模型中，资本对经济增长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A = f ( K ) 表明，技术进步或知识和经验的积累 A， 是通过资本积累 K 实现的。因此，资本积累以及与此相关的储蓄率，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言而喻 的。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中国居民储蓄率一直处于 25% 左右的高位。央行新近公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 示，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到 15. 12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 3%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60—1970 年间，囊括高收入国家的 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平均储蓄率只有 14. 8% 。[6]
三、妨碍“人口红利”效应发挥的因素
从长期看，一国的“人口红利”并非可持续。人口转型理论告诉我们，“人口红利”期只是一国人口变 迁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即当人口出生率尚未显著下降，而死亡率明显下降的阶段。就中国而言，从 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出生率的逐渐下降必将导致总劳动人口的下降。另外，近年 来，中国开始呈现较快的人口老龄化趋势，中国已被认为是目前世界上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 一。有关研究估计，到 2030 年，中国超过 60 岁的人口比重将从现在的 8% 增加到 20% ，到那时，退休人 口数将占就业人口数的 40% 以上，中国青壮年劳动力将在 2015 年达到零增长。!因此，从长期看，中国 总人口中劳动人口比重将减少，中国经济所享有的“人口红利”的黄金时代正在渐行渐远。人口的老龄
!彭希哲 . 我国人口红利的实现条件及路径选择 [ N / OL ] . 原载于中国人口报，转引自中国人口网，2005 - 03 - 15. http: / / www. chinapop. gov. cn
$ 1982—2000 年中国总抚养比下降了 20. 1% ，带来经济增长速度 2. 3% 。蔡昉 . 中国“人口红利”只剩十年 开发利用的最后机会 [ J / OL ] . 人民网, 2005 - 10 - 05. http: / / www. peopie. com
从短期看，目前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依然存在，使“人口红利”效应的发挥受到影响。根据 M. P. 托达罗（M. P. Todaro）的城乡人口流动模型，只有在迁移的预期收入超过预期成本时，农民才会选择进 城。农民进城的收益包括经济收益（即进城后从事经济活动的经济所得）、技能收益（即从事城镇非农业 产业就业获得的各种技能），以及文化收益（即随着农村居民生存空间和生活条件的改变，所获得的生活 方式和文化素养的提升）。农民的进城成本包括：迁移成本（即一次性转移的搬迁费用、季节性或兼业型 就业的城乡往返交通费用，以及有关各种身份转换的证件和手续费用）、机会成本（即农民从事非农产业 活动而放弃的务农收入）、高于农村的城市生活费用（由于我国农业或农村经济生活的自给自足程度较 高，农村居民生活费用远远低于城市）、心理成本（即农民进城务工改变了习以为常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以及社会交往方式所付出的心理代价）。总之，农民是否进城务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进城的预期成本 收益比较，只有提高收益和降低成本，使进城务工的预期净收益为正，才有利于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从而 改善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增长。
! 张军 . 中国经济还能增长多久 [ N / OL ] . 原载于文汇报，转引自 http: / / www. cces. cn / cces / newstxt / growth. doc，2004 - 05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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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ST …… 2007. 1
约劳动力发挥作用程度的经济条件和制度结构等因素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的结果。[4]81 这些观点展示了 中国经济增长的一条较为清晰的脉络：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即从农业为主导转向以城市化为基础的工 业和服务业为主导，使得大量生产率较低的农村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部门，成为生产 率较高的劳动力，这一过程也是人口转型的过程。这种转型一方面减少了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提高了该 部门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另一方面为工业和服务业部门提供了大量低成本的劳动力，拓宽了它们的发展 空间。因此，劳动力的高参与率和较高的配置效率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劳动力对经济增长 的这种促进作用就是“人口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