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与西学

晚清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与西学

(2007-04-30 15:3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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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国学研究，从１９０２年梁启超谋创《国学报》始，到５０年代初无锡国学专修学校、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合并或停刊止，历经半个世纪。其中流派纷呈，见解不一，但总体上看，乃是数百年间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特别是晚清西学东渐之风的鼓荡，最终导致中国文化在学术层面上由传统走向现代。西学不仅刺激了国学研究的兴起，更制约着其发展趋向。

国学一词，古已有之，是指国家一级的学校。近代意义的国学，其概念在清末与二三十年代曾几度引起争论，终因界定含糊，分歧太大，无法统一。一种有代表性的意见是：相对于新学指旧学，相对于西学指中学。引申而言，即中国传统学术。不过，近代国学并非传统学术的简单延续，而是中国学术在近代西学影响下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渡形态。要理解这一点，从定义出发徒劳无功，唯一的要诀是沈曾植所谓以俱舍宗解俱舍学之法，即从学术史的变化发展找出国学的时空位置，进而把握其内涵。

目前所知近代最早使用国学一词者有三。其一，１９０２年秋梁启超在日本谋创《国学报》，曾和黄遵宪函商，希望由他俩人加上马鸣分任其事。黄遵宪则建议撰写《国学史》［1］。其二，１９０２年罗振玉赴日本考察，在所撰《扶桑二月记》中使用了“国学”的概念。其三，据说１９００年王均卿、沈知方、刘师培、宋雪琴等人在上海创立国学扶轮社。这在时间上尚有可疑，因为国学扶轮社的出版活动，可查证的多在１９０５年以后［2］。倒是出版《三十三年落花梦》的国学社，至少１９０３年已经成立。尽管仍难据以断定近代意义的“国学”一词出现的最早时间，但似可做如下判断：１．较普遍使用近代意义的“国学”，是本世纪初的事。２．其语义的转变，直接受明治维新后日本学术变化的影响。

西学东来与中学西传，由来已久，相互影响颇大［3］。尤其是鸦片战争以来，西学凭借武力全面东侵，迫使中国人由师夷长技而中体西用。朝廷和士大夫对西学先进性的承认导

致中国固有文化权威的动摇，这种情况在八国联军之后演变成真正的危机。一方面，“自义和团动乱以来，包括政府官员、知识界、绅士以及商人在内的人士，几乎普遍地确认，向西方学习是十分必要的，反对西式教育的人几乎不见了。”［4］另一方面，中学日益成为旧学的代名词，被视为无用之物。这一变化从中国传统典籍的身价浮沈中表现得尤具象征性。有人说：“吾曩以壬寅走京师，当丧乱之后，士夫若梦初醒，汲汲谈新学倡学堂，窃喜墨守之习之由是而化也。入琉璃厂书肆，向者古籍菁英之所萃，则散亡零落，大非旧观，闻悉为联军搜刮去，日本人取之尤多。而我国人漠然无恤焉，以为是陈年故纸，今而后固不适于用者也，心又悲之。迨乙巳返里，幽忧索居，南中开通早，士多习于舍己从人之便利，日为卤莽浮剽之词，填塞耳目，欲求一国初以前之书于市肆，几几不可得。比来海上风会所至，乃益灿然。”［5］这种“数年之间，扶东则倒西”的剧变，在令知识人哀叹旧学式微的同时，也激发了他们强烈的种族危机意识。

在清末民初国学倡导者的言论中，顾炎武的“亡国”与“亡天下”之辨被经常提及。或者可以说，天下意识是这些人倡行国学的重要动因。顾氏《日知录正始》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悉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这种自先秦传衍下来的观念，本是士人对诸侯割据的一种文化超越，显示出作为文化集合体的中国，文化存亡乃是民族兴衰的首要因素。与此相应，至少在知识人的自觉中，文化担负者的社会责任，较权力执掌者更为重大。“盖以易朔者，一家之事。至于礼俗政教，澌灭俱尽，而天下亡矣。夫礼俗政教固皆自学出者也，必学亡而后礼俗政教乃与俱亡”［6］。而国学倡导者的传统天下意识与近代世界眼光交相作用，他们说：“试观波尔尼国文湮灭，而洼肖为墟；婆罗门旧典式微，而恒都他属。是则学亡之国，其国必亡，欲谋保国，必先保学。昔西欧肇迹，兆于古学复兴之年，日本振兴，基于国粹保存之论，前辙非遥，彰彰可睹，且非惟强国为然也。”[7]“是故国有学则虽亡而复兴，国无学则一亡而永亡。何者，国有学则国亡而学不亡，学不亡则国犹可再造；国无学则国亡而学亡，学亡则国之亡遂终古矣。此吾国所以屡亡于外族而数次光复，印度、埃及一亡于英而永以不振者，一仅亡其国，一则并其学而亡之也。”[8]神州正朔所在，文化托命之身，既标明天下重于国家的政治见解，又道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涵义。所以当时人屡有“国可亡，天下不可亡”之语。中国数千年历经分合治乱而一脉相传，“天下”的作用不可谓不大。这种与世界观念相协调的天下意识，成为近代民族竞存的重要支柱。

除沿用古训，近代知识人又注入新的语义。１９世纪初以来，对中国士人心中的“天下”冲击最大者莫过于泰西思想学术。其势头到２０世纪初出现三种新趋向：其一，清政府已公开表态取法欧美；其二，一些列强开始在其势力范围内推行非中国化教育；其三，中国的知识人，特别是青年士子中，欧化倾向日益泛滥。这大大激发了一些人的天下意识。有的从学术与土地人种、风俗政教的关系立论，指出：“无学不可以国也，用他人之学以为己学，亦不可以国也”，对于吾国人士慕泰西学术之美，“乃相与联袂以欢迎之，思欲移植其学于中国，而奉之以为国学”的状况表示不满，既反对“奴隶于吾往日同洲外族之学”，也反对“奴隶于今日异洲外族之学”[9]。尽管国学倡行者的态度倾向不一，欧化风行无疑是激生其强烈反应的社会根源。

对文化入侵的反应不止一途，兴国学以抗西学欧化，还有学术因素的直接刺激。在欧洲，汉学研究已有几个世纪的积累，从１９世纪起，进入学院化发展阶段，法、英、荷兰等国相继设立了专门的汉学讲座、汉学系或研究院。德国则于１８８７年在柏林大学设立东方语言研究所，１９１２年正式设立汉学讲座[10]。不过，由于中国学者缺乏与国际学术界交流的能力和条件，除传教士带来的偶然信息外，欧洲汉学研究对中国的影响并不明显。直接起刺激作用的，是从１９世纪９０年代起日益为举世关注的中国西北考古活动（欧洲视为中亚远东考古的一部分）。这个由拿破仑入侵埃及带动起来的世界性考古大发现时代，在持续了一个世纪后重心逐渐移向中亚远东。３０年间，俄国的克莱门兹、科兹洛夫、奥登堡、英国的斯坦因、德国的格鲁威德尔、勒柯克、法国的伯希和、瑞典的斯文赫定、美国的华尔讷、安得思等众多人士，均多次来华进行考古发掘，促使国际东方学会成立了国际中亚远东探险协会。所发现包括敦煌文书、西域简牍在内的一大批文献器物和遗址，令世界惊叹，同时也震动了国人[11]。后者了解到，欧洲学者把印度学与中国学视为２０世纪影响全球学界的两大古学[12]。上述信息，成为国学倡行者反复引证的事实，以固有文化的国际价值反衬其本土的危境。２０年代后国学研究兴盛，显然也与欧洲因一战惨烈而转向东方文化寻求寄托有关。

国学一词的近代意义，转借自日本。据小学馆《日本国语大辞典》，国学本为江户时代兴起的一门学问，主要是对日本的古代典籍进行文献学式的研究，以探明其固有文化，又称和学、皇学或古学。荷田春满、贺茂真渊、本居宣长、平田笃胤等号称国学四大家。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推行欧化政策，导致社会出现主张彻底洋化的偏激倾向。１８８８年，三宅雪岭、志贺重昂等人成立政教社，鼓吹国粹思潮，以求扭转偏向。世纪交替，恰值国粹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