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论文

浅谈《史记》的悲剧意蕴

摘要：

《史记》,这本有着“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历史文化沉淀，除其在体例、内容方面的成就引人注意外，其深厚的悲剧意蕴也会引起读者的兴趣和共鸣。它张扬了主体的悲剧精神，彻悟了人生的悲剧意识，揭示了历史人物悲剧命运的文化根源，凸显了悲剧意蕴的震撼力。深邃的悲剧意蕴是《史记》作为史学和文学巨著魅力永恒不可复写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史记》司马迁悲剧意蕴

正文：

在初、高中时期，曾对《史记》中的一些文章进行过了解、学习，时至今日，总忘不了楚大夫汨罗江畔苍凉的控诉，总忘不了项羽垓下之围时霸王别姬的悲歌，总忘不了易水之滨“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总忘不了韩信功成之后一句“我固当烹”的愤慨与悲凉……一幕幕鲜活上演的悲剧，一个个淹没于历史洪流的英雄，为我们讲述着千百年不能磨灭的历史传奇。所以，《史记》既是一部人的历史,也是一部悲剧的历史。它蕴含着深厚的悲剧意蕴。

《史记》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帝太初，记录了我国自有文字以来的三千余年的历史。这三千年的英雄史，是炎黄子孙的骄傲。司马迁赋予笔下的人物以英雄的色彩，使之生于一世，轰轰烈烈；但同时，又在这些英雄的身上浓饰了悲剧的色彩，为他们的死，铺就了慷慨悲壮的气氛。《史记》全书一百三十篇，述写人物的作品有一百一十二篇，其中竟有八十篇塑造悲剧形象，计有悲剧人物一百二十多位，这是史无前例的，也是《史记》所独有的，它形成了整部书一种悲剧史诗的效果。

一、张扬主体的悲剧精神

《史记》是悲剧性的。从根本上说，《史记》的悲剧性不仅在于司马迁个人不幸遭遇的悲剧，以及其他历史人物被毁灭的悲剧，而更在于司马迁所追求的文化理想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必然要被毁灭的悲剧。一部卷帙浩繁的《史记》根本上就是以捍卫文化理想，追求人生价值和人格尊严为内质的、张扬悲剧精神的生动载体。处在忍辱负重条件下的司马迁写出的《史记》不是对人生的叹息，而是

对人生悲剧命运悲壮、绝望抗争的颂歌。《史记》的悲剧性中最令人震撼的是蕴涵于其中的怨而且怒的激情。司马迁重视人的激情，正是这种发自生命底层的激情激扬出撼人心魄的悲剧精神。激荡的情感是《史记》悲剧精神的底色和催化剂，它衬托出《史记》悲剧人物壮怀激烈的形象和顽强意志，激发出悲剧人物彻底的反抗行动。特别是“当激情控制了人，人便超越了死亡，超越了自己”。当经过顽强的抗争最终陷入死亡与屈服的两难选择时，悲剧人物大都能冷静地选择死亡，面对理想和现实的彻底绝望，死亡往往是他们最后的抗争手段。李广不堪“复对刀笔之吏”而自杀，（《史记.李将军列传》）；项羽兵败愧对江东父老而自杀；侯嬴为激励信陵君而死；田光为激励荆轲而死；聂荣为给兄弟扬名而死。司马迁称赞这些慕义而死的人具有“高节”，“岂非至贤！”（《史记.田儋列传》）悲剧人物用自己的道德意志战胜了自己的生命意志，获得了精神的净化与升华；悲剧人物用自杀的方式，浓缩生命，获得了生命的最大价值和人格尊严；自杀成为悲剧人物生命价值最耀眼的闪光。

宗白华说：“在悲剧中我们发现了超越生命的价值的真实性，因为人类曾愿意牺牲生命、血肉以及幸福，以证明他们的实在。果然，在这种悲剧中，人类自身的价值升高了，在这种悲壮的毁灭中，人生显露出意义了。”

生命的价值不仅存在于生，而且存在于死。富有历史主动精神的死亡选择，会使生命的意义更加厚重。在屈辱状态中活着的人“不再是为生存而生存，而是为了反抗自己苦难的原因而存在。”所以，司马迁对那些为追求人生价值的最终实现、在遭受困辱时绝不轻生的发愤作为者更是予以高度的评价。司马迁以朝圣者般的口吻动情地讴歌执著追求文化理想的孔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史记.孔子世家》)

季布凭勇气闻名于楚，“身履典军搴旗者数矣，可谓壮士”，但是，当他被刘邦捉拿后，“为人奴而不死”、“受辱而不羞”，“终为汉名将”。司马迁赞其为“贤者诚重其死”。（《史记.季布栾布列传》）这种忍辱负重的志士，司马迁认为更是值得敬仰的男子汉、烈丈夫。

从对以上人物的评价中能够看出司马迁的价值观的确颇谬于圣人的是非，圣人的教诲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而司马迁却说“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史记》中的悲剧人物明知无路可走而又毅然前行，这

是人之为人的根本，也是司马迁生死观的归宿。悲剧人物在反抗中体现出的独立意志和主体力量，不向命运屈服，敢于同困难厄运抗争的主体精神与生命活力，显然就是贯穿于《史记》的美学意义上的悲剧精神，是悲剧的美学本质。

二、彻悟人生的悲剧意识

司马迁的悲剧意识来自三方面；自身之悲、天道之悲、人道之悲。

司马迁因李陵之事所遭受的比死刑尤甚的宫刑，看似一偶然事件，而其后却有着时代和历史的必然。残忍的宫刑是对其人格尊严的彻底否定和人生理想追求的毁灭性打击，给他带来了无法愈合的心灵创伤和悲天悯人的感伤情怀。但司马迁的悲剧意识并不局限于自身，其自身之悲的意义在于和《史记》的内蕴相融。因此，司马迁的悲剧意识在更为普遍和永恒的意义上表现了生命存在的悲剧性。司马迁在探讨《史记》中历史人物悲剧的根源时，时常流露出他对天道的怀疑和天道不公的愤懑。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中慨叹“天道是邪，非邪！”在《外戚世家》中反复强调“人能弘道，天如命何”，“岂非命也哉！”

天道之悲仅仅是司马迁悲剧意识外因的话，那么人道之悲就是深层的内因了。在司马迁看来“人道”应该是符合道德，符合人性的，然而他亲闻目睹和亲历的所谓“人道”却与此相反。孔子被后世尊为“万世师表”，但世途的坎坷却伴随其一生，生命枯萎之际他涕泪长歌“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并对子贡说：“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在司马迁看来天道与人道的分离，历史与道德的分裂注定了人类确证自己独立意志和存在价值的结局最终也必然是悲剧性的。

李广在四十多年的戎马生涯中，与匈奴浴血奋战七十余次，威震天下，功播遐迩，不但得不到封侯之赏，反遭当权者的怀疑、压制，历史人物的悲剧命运主要是不道德的历史造成的，在司马迁看来在不道德的历史上人类的终极命运在本质上是悲剧性的，人既然无法泯灭自我实现的愿望，也就无法摆脱自己的悲剧命运。司马迁并没有否定人生，取消文化理想，更没有走向虚无，而是以悲剧精神补偿悲剧意识。其实，司马迁创作《史记》本身就是反抗自己悲剧命运的一种方式，正是这种反抗才使他自己的生命有了思想深度和情感力度。

三、超越时空的悲剧文化

《史记》最深层的悲剧意蕴表现在它对发生在历史上的诸多悲剧从文化层次